吴王李恪，唐太宗李世民第三子，生母杨妃，是唐太宗李世民14个儿子中待遇最差、结局最惨的一个。
李恪生于武德二年，次年与李承宗、李承道、李承乾、李泰等皇孙，按制被唐高祖李渊封为长沙郡王，后又改封汉中郡王。武德九年十二月，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后登基为帝，按制将儿子李恪进封汉王，李祐进封燕王。
李恪的生母杨妃，在史书上的记载只有7个字：“恪母，隋炀帝女也。”可见杨氏虽然名义上为隋炀帝女，然而连生母为谁、排行第几、封号为何都不知晓。
杨氏没有公主封号，说明没有受过正式册封——隋炀帝登基后便去了洛阳，即使是册立太子也不过是下诏遣使回长安，更不用说还会特意记得要去册封一个留在长安的公主了。也由此可知杨氏的生母身份较低，且并不得宠，只是一名普通后宫。
同时根据岑仲勉先生的统计，杨广在位的十四年里，累计下来在长安待的时间只有186天，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巡幸的路上就是在准备巡幸，所以想来恪母若是受宠的话，理应同其长姐南阳公主一样，陪伴在隋炀帝身侧远离长安才是。可事实却恰恰相反，依据李恪生于武德二年的情况来看，恪母应当是武德元年便入了宫。换言之，李渊在长安甫一登基，恪母便就此成了秦王府后院姬妾中的一员，很显然恪母虽然说起来也是隋炀帝的女儿，却根本得不到父亲的重视和宠爱，所以才会被遗忘在长安，被新建立的李唐王朝顺手接收。
何况李渊与杨广的母亲都是独孤氏，还是亲姐妹，独孤皇后曾对外甥李渊颇为照拂；李渊建立的唐朝至少在名义上是从隋恭帝手上禅让过来的，结果李渊就这样将他表弟遗忘在长安的女儿丢给了自己的儿子做妾。李渊若还算看重这位与自己多少有点血缘关系的前朝公主的话，怎么说也要将其嫁做正妻而不是小妾——无论是嫁给皇子还是大臣。
而且就算是做妾，也该塞给太子李建成，而不是塞给秦王李世民。毕竟人家李建成好歹在武德九年前还是太子的身份，若无意外的话，恪母作为李建成的小妾，等太子登基后怎么说也能混个五品以上的嫔妃当当，而给亲王做妾，最多只是个五品的孺人。就像汉献帝也是个傀儡皇帝，但直到禅位后降为了山阳公，他这才将两个女儿送去做小妾，而且是直接送给当皇帝的曹丕，可没送给什么亲王。
更何况根据杨广死于义宁二年三月，李渊于同年五月登基为帝，李恪却在第二年就出生了的情况来看，恪母很明显是在重孝期间怀的孕——别说是为亲生父亲守满27个月的孝了，竟然连一年的重孝都没守满，由此可见这位所谓的“隋炀帝女”在李唐王朝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了，更别说还能得到怎样的礼遇。若恪母的身份还算尊贵，又怎会如此被人随意地打发，甚至连为父亲守个孝的机会都没有。
而恪母会被如此对待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自古成王败寇，亡国之君的地位都摆在那儿了，更别说亡国公主了。想想秦灭六国后，六国“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的凄惨模样；想想陈朝灭亡后陈后主的几个亲妹妹分别被赏给杨素、贺若弼等人做妾，宣华夫人、弘政夫人被没入了隋掖庭，还有几个被赏给了朝中大臣和皇子；再想想宋徽宗的女儿柔福帝姬也是公主，在金朝过的却是什么日子，便可知这些亡国公主在新王朝眼里不过是战利品一样的存在。
再看她在后宫中的封号，尽管史书上称恪母为杨妃，但这并不能证明恪母生前就位列四妃之位，因为像唐高祖李渊的小妾莫丽芳，生前就没有得到任何妃嫔封号，死后才被追封为嫔，史书上却直接记载其为莫嫔。
唐朝贞观年间的四夫人封号以贵淑德贤为序，韦贵妃的封号是非常明确的，杨淑妃即杨玄奖之女，阴德妃因为儿子李佑谋反被杀后也遭到了连坐，德妃之位空了出来由燕贤妃晋封。还有一位郑贤妃，也是在燕贤妃升为德妃后随之晋位的。可见恪母生前并非正一品的四妃，最多只是个二品的九嫔，死后才被追封为妃，提升了品级。
再者，还可以根据李恪与李愔在诸皇子中的地位来反推其生母在后宫的等级。贞观十一年唐太宗想要给诸位亲王与功臣们世袭都督或刺史的权利，在这次论封建的过程中，除了皇太子李承乾外，长孙皇后的另外两子李泰在相州，李治在并州，而韦贵妃之子李慎在秦州 ，阴德妃之子李佑在齐州，燕贤妃之子李贞在扬州，杨淑妃之子李福尚未封王所以当时并没有封地，后宫王氏之子李恽在襄州。
虽然李慎三人的封地比不上嫡出的皇子李泰与李治，但至少身为四妃之子，李慎三人的封地所在之地是同一个等级的。而李恪在安州，李愔在益州，考虑到李恪还是唐太宗的庶长子，比其他同样庶出的皇子占了名分的先机，但是李恪兄弟俩的封地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连李恽的襄州都比不上——安州与襄州同在湖北地区，历史上这个地区素来以襄州为重，唐朝也不例外，李孝恭平江南萧铣时担任的就是襄州总管（襄州道行台左仆射）的官职。
益州就更不用说了，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所谓“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中晚唐安史之乱以后。而且当年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唐朝的京城长安对蜀地占据了居高临下的优势，而蜀地的地势即使再险峻，这天险却是和关中共享的，由此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
李恪李愔的封地连李恽都比不上，更不能与李慎三人相提并论了。所以很明显恪母不仅与四妃之位无缘，而且显然恪母在贞观十一年唐太宗论封建时还活着，所以连追封的妃位也没有，否则至少看在追封的四妃之位上，恪母的两个儿子不会连一个后宫位份不明，最多也只是个二品九嫔的王氏的儿子都比不过。
杨氏于武德二年生吴王李恪，武德九年之后生蜀王李愔——武德年间的皇子皇孙都是按例一岁时册封，而武德八年时，李世民的儿子中只有第五子李祐受封，所以第六子李愔最早也是武德九年才出生。
而杨氏的两子吴王李恪与蜀王李愔，虽然一直以来由于电视剧的宣传，很多人误以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喜欢的儿子，但就史实而言，论起唐太宗所有儿子中谁的待遇最差，李恪称第二，没人能比他更差。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妨一起来看一看史书是如何记载的。
首先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七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十八年、二十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其次贞观七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李治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不仅不让李泰之藩，甚至还想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李治就更不用说了，唐太宗一直将这个儿子亲自带在身边抚养，绝口不提之藩的事，贞观十六年甚至干脆直接让他上朝参政了，却偏偏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
再者贞观十二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谆谆告诫之意，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最后，便是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唐太宗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了，甚至有人声称，如果唐太宗不喜欢李恪的话又怎么会要立他为太子？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唐太宗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要改立李恪为太子。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后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毕竟“国赖长君”。于是唐太宗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因为看看除了李恪之外的其他几位皇子：
第二子李宽，早夭
第四子李泰，夺嫡被贬
第五子李佑，贞观十七年谋反被诛
第六子李愔，被唐太宗痛骂为禽兽不如
第七子李恽，好敛财，被有司弹劾
第八子李贞，仅比李治大一岁
第十子李慎，年纪比李治还要小
下面更加年幼的李嚣、李简、李福等人不是早夭，就是年纪太小。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比李治大了近9岁的李恪，唐太宗还有别的选择吗？
唐太宗欲立李恪归根究底就是因为除了李恪外，别的年长一些的皇子不是因为夺嫡被贬、被杀，就是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李恪尽管也曾因为踩庄稼和赌博这些小事被连续贬官和削户过多次，但除了李恪外，唐太宗已经别无选择。
不过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下的心血来潮之念。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
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手握兵权，怎么可能任由一个既无实权又无兵权的长孙无忌操纵朝政？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而不会只跟最不可能赞同的长孙无忌一个人商量，甚至被长孙无忌反驳后就此立刻作罢。
而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心爱的儿子：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唐太宗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究竟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李恪若是在唐太宗的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首先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又过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甚至欲立李恪未果后没过两天，唐太宗就因为李治长子李忠的出生而举行了盛大的筵席，不仅在宴会上高兴地“酒酣起舞”“尽日而罢”，还一反皇孙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将李忠册封为了亲王——完全将李恪的事情抛之脑后。
反观刘邦欲立赵王如意失败后，为戚姬母子的未来安全得不到保障愁得长吁短叹，甚至“心不乐，悲歌”，不仅特意让周昌去做如意的相国，而且一听说樊哙要在自己百年之后诛杀戚姬母子，当即下令要陈平等人去杀了樊哙。
而同样提名未果的李恪不仅没有得到唐太宗的任何保护措施，反而被唐太宗严厉地告诫了一通：“你若是不遵纪守法，西汉的燕王刘旦就是你的下场，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救不了你！”虽然有人认为这是唐太宗在“保护”李恪，要他小心谨慎一些，但李恪作为亲王，他的性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光是告诫李恪自己谨言慎行是没有用的，只有让未来的皇帝李治知道要善待李恪才能达到保护李恪的目的。
也正因为明白这样浅显易懂的道理，汉高祖刘邦在改立刘如意失败后，特意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告诉他一定要照顾好如意这个弟弟；晋文帝司马昭病重时用陈思王曹植的例子来告诫太子司马炎，让他日后不要为难自己的弟弟司马攸；太后王元姬直到临终也不忘含泪叮嘱长子司马炎，要他记住自己的嘱托，千万不可对司马攸不利；唐太宗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就是为了让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能够同时活着。
而唐太宗既然能想到要为李承乾、李泰、李治的日后安危做打算，又为什么没为李恪日后的安危做出同样的安排呢？李恪若是能在唐太宗的心中稍微有点分量，都不至于遭此待遇。
至于李恪不能当上皇帝是因为具有前朝血统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李恪的两朝血统并不是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早在南北朝时就有许多两朝一脉的皇位继承人，比如后赵石虎的太子石世，生母就是前赵的安定公主；比如北周闵帝宇文觉的生母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就连隋炀帝杨广的太子杨昭也是两朝一脉——杨昭的生母萧皇后，即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
再说如果前朝血统真的是问题，是忌讳，那唐太宗为何在明知李恪具有隋朝血统的情况下，还想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又为什么不用这么好的理由来反对唐太宗立李恪呢？就像唐玄宗欲立武惠妃为后，大臣首先就用武家与李唐皇室有仇为由劝阻唐玄宗，而李恪这里却压根没人提及所谓的前朝血统这一点。所以李恪与储位无缘，和他的生母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因为李恪与杨妃均不得宠于唐太宗的缘故。
还有人因为唐太宗欲改立李恪便认为李恪是大唐的一代贤王，然而通观李恪的生平，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功武治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就连李恪的“善骑射”也不过是身为关陇军事贵族最基本的素养而已，在唐朝这个连后宫才人都能陪帝王骑射的朝代里，李恪的“善骑射”却根本没有丝毫的军功或突出的事迹可以证明。
李恪所谓的文才更是如此，就连李唐皇室成员中最常见的书法特长都毫无记载，而同样因谋反被诛的汉王李元昌，却能够以书法、绘画、射猎著称于各部史书。
《册府元龟》：“唐汉王元昌，高帝子，性警悟，有勇力，工骑射，颇涉文史，兼能隶书。”
《唐朝名画录》：“汉王元昌善画马，笔踪妙绝，后无人见。画鹰鹘、雉兔见在人间，佳手降叹矣。”
《法书要录》：“汉王童年，自得书意。夙承羲、献，守法不二。”
《历代名画记》：“天人之姿，博综伎艺，颇得风韵。自然超举，碣馆深崇，遗迹罕见。在上品二阎之上。”
一位专研经典名著，擅长音乐，绘画精妙，射猎如神的多才多艺的俊美皇子便栩栩如生地在后人心目挺拔起来，相比之下，李恪的才华无论是在史书还是墓志铭上，都没有分毫体现。
别说什么李恪无才是因为胜利者篡改了史书，想想李元昌也是失败者，曹植、司马攸等等都是失败者，为什么别的失败者都能有才华横溢的史实流传后世，李恪却徒有史官的溢美之词而再无具体事迹可言？所以这与胜利者的史书无关，而是史官可以出于对武则天称帝的痛恨以及对李恪本人遭遇的同情而溢美一下李恪，但仍无法掩盖李恪没有真材实料的史实。
所以若只因为唐太宗的一句“英果类己”，便断定了李恪之贤，也着实武断了些。毕竟唐太宗只是觉得李治性格仁厚温和，并没有说他不如李恪贤能，又怎能由此草率地推断出李恪便是大唐众望所归的贤王呢？
事实上李恪在大唐王朝就是一个普通的皇子，只不过是近年来的一些电视剧与小说将历史篡改戏说得太厉害了，以至于误导了很大一部分观众，认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儿子唐朝最贤明的皇子。但凡愿意认真读一读正史的，看看史书上所记载的唐太宗是如何宠爱他的三个嫡子的，就可以知道真正的唐太宗爱子应该是什么样子。
相比三位嫡子数不胜数的得宠事迹，仅凭唐太宗心血来潮之下的“欲立吴王恪”，以及立储这种环境下的一句“类己”（在立太子这种情况下，不说“类己”难道要说这个儿子“不类己”？），便要妄图证明李恪的受宠，显然是不成立的。
何况《旧唐书》中是“太宗常称其类己”，《唐会要》记载为“太宗尝称其类己”，可见这里的常是通假字，通尝，意思是唐太宗曾经说过李恪类己，而不是经常说李恪类己——如果唐太宗经常说李恪类己却又不给他任何保护措施，那么此举无疑是将李恪推上火架烤，根本不是在爱李恪而是在害李恪。
特别是贞观二年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李恪受封益州都督，封地只有8州，李泰却不仅是扬州大都督兼越州都督，封地更是多达22州！
且先不说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几乎是李恪的两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而扬州的富庶则不必多言，更何况封地里还包括了苏杭一带。
更不用说李恪受封的不过是益州都督，而不是和李泰一样都是大都督。根据《唐会要》的记载，益州的大都督府于“贞观二年二月二十日，去‘大’字”，直到唐高宗龙朔2年才由都督府升级为大都督府——就在李恪受封前三个月，唐太宗就将益州由大都督降级为了都督。所以贞观二年五月李恪与李泰虽然同时受封，但是李恪只被封为了益州都督，不仅都督府的规模远不及李泰的大都督府，封地更是比李泰少了近三分之二。
后来李恪在贞观十一年的时候，不过是因为打猎时踩坏了庄稼，就由安州都督降职为安州刺史，还被削户300（当时亲王实封只有800户）。看上去封地还是在一个地方，但实际上所管辖的地方却大大减少了，因为作为都督时，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然而作为刺史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州之地。后来李恪又因为和乳母的儿子赌博，再次被罢官削户，自此一直到贞观二十三年共十二年的时间里，李恪再也没有官复原职过。这样的待遇除了李恪，也就只有他那个被唐太宗斥为“不如禽兽铁石”的胞弟李愔同样享有了。
永徽元年，李恪作为唐太宗的庶长子，与唐高祖的庶长子荆王李元景一起被唐高宗封为三公，永徽四年又与李元景因谋反案被杀。
李元景是死有余辜，因为高阳公主等人试图谋反就是为了拥立他登基；而李恪可以算得上是被无辜牵连的，因为李恪既不是被拥立的对象，也没有参与谋反。只不过因为李恪身为唐太宗的庶长子，这样的辈分在宗室中仅次于皇叔李元景，再加上唐太宗临终前只一心叮嘱大臣们要保护好长孙无忌，对李恪这个曾经提名未果的庶长子却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李恪这才悲剧了。
当然，也有人认为想要除掉李元景、李恪的是长孙无忌，而不是唐高宗，但事实上通观整件事的始末，就可以知道唐高宗才是真正的主使者。
《册府元龟》上就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唐高宗曾召见房遗爱，并问他：“你身为皇亲国戚，为什么要谋反？”房遗爱则回答道：“我的行为罪该万死，但请陛下看在我告发了吴王李恪的份上饶恕我一命。”唐高宗闻言便直接回了一句：“你现在才告发李恪，不是太晚了吗？”
随后唐高宗又在朝中装模作样地为李元景、高阳公主等人求情，被崔敦礼义正言辞地驳了回来。唐高宗对此不仅没生气，反而将打断自己“怜悯”之情的崔敦礼各种加官进爵，又是提拔为宰相，又是封其为固安县公。
甚至就在李恪等人被赐死后没过几天，唐高宗就在观德殿里将这帮谋逆之人的财物分成五垛陈列出来，令诸位亲王大臣们举行射礼，然后又将刚空出来的司徒、司空的头衔分别封给了徐王李元礼（李元景、李恪死后宗室中辈分最高者）与功臣李绩，以此给宗室立威。
不过李恪虽然是冤死，史官也称其是“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然而想想唐玄宗时臭名昭著的奸臣李林甫被杨国忠构陷后，史官也用了“天下以为冤”这类词。可见所谓的“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罢了，实际水分大得很。而且当时的人真的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吗？我们可以来看看唐人在提及此事时是怎样的态度。
睦州刺史夏侯绚的墓志在提及永徽四年的谋反案时就明确写道“荆吴构逆”，认为荆王李元景与吴王李恪都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这样的态度与史官所说的“海内冤之”截然相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夏侯绚的身份，夏侯绚曾是蜀王李愔的长史，而李愔不是别人，正是李恪的同母弟弟，李恪谋反被杀后，李愔也因此被废为庶人。所以按照夏侯绚这样的身份，在提及顶头上司的胞兄被诬陷谋反时理应是为之喊冤，而不是直言他就是“构逆”。连原本最该为李恪喊冤的人都认为李恪就是谋反，当时能有多少人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可想而知。
而且虽然有后世的史官拼命地为李恪挣同情分，又是说他“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又是说他的死“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但就史实而言却并非如此。
李恪曾在安州一地担任了十多年的最高行政长官，结果就在李恪被诬陷谋反后，且不说同样出身安州的许圉师与郝处俊这两位朝中重臣对此是未发一言；也不说安州境内著名的富商彭志筠，明明富有到都能够为朝廷的军队捐助大量的绢布了，却没想到要为自己“海内冤之”的父母官上表求情或出资减罪；单说事过境迁多少年后，朝中根本没有一人想过要请求皇帝将李恪被流放的儿子和幽禁的女儿给赦免了。
从民间地方到朝廷中央，都不见有人为这位“中外所向”“海内冤之”的吴王求过什么情，更没有人打着李恪的名号揭竿而起——就在李恪被杀的这一年，民间有位陈硕贞起义，却压根提都没提要为冤死的吴王李恪复仇；而章怀太子李贤死后，徐敬业举兵时就特地打出了李贤的旗号。
李恪死后过了七年，显庆五年时，唐高宗想要显示一下皇恩浩荡，于是追封了当年谋反案的几个主谋，其中就包括李恪。虽然追封的只是从一品的郁林郡王，比原先正一品亲王降了整整两个档次，但好歹也算是有个爵位可以留给儿孙了。
只不过李恪死后，他的4个儿子被流放岭南，女儿被幽禁献陵，所以继承李恪香火和郁林县侯一爵的，是与之毫无关系的河间郡王李孝恭的孙子李荣。直到又过了二十四年，光宅元年的时候，李恪的长子李千里遇到武则天的大赦终于能够重返京城，正好这时李荣因罪被贬，李千里作为李恪的长子，因为无才无德、气量狭小、性情急躁，又多次进献吉祥的物品，这才捞到了机会继承回这个从三品的郁林县侯。
等到李唐王室复辟后，唐中宗在神龙年间大肆追封这些宗室时，只赠了一个司空的头衔给李恪，然后改葬一下就完事了，并没有将他陪葬昭陵。至于李恪是否恢复了正一品亲王爵位，《旧唐书》没有记载，《新唐书》同样没有记载，而且因为李元景等人均有“复官爵”的明确记载，唯独李恪却完全无此一提，所以欧阳修在《新唐书》中提到李恪时，只称其为“郁林王恪”，而不是“吴王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