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老不读三国，少不读水浒”，意思是说少年人要是看了《水浒传》，容易去模仿里面成帮结伙、打打杀杀的行为，其实这属于逻辑混乱。在古代世俗社会，本来就潜伏着对抗拒官兵、杀富济贫的向往，《水浒传》只是把这种普遍社会心理艺术地呈现出来而已。一个青少年在这样的社会成长，无论看不 看水浒，沾染上“水浒气”的概率都差不多。从获取知识的角度说，“少年读水浒”绝对是好事，通过古典小说来了解世道人心，是个可行的办法。
今天说的这本书，就是专门讲解《水浒传》背后的社会学知识的。本书作者萨孟武，是中国最早运用现代政治学理论研究古代社会政治的学者，他用二十多年时间编写的五卷本《中国社会政治史》，在中国台湾高校是中国通史教材。在中国大陆，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通过解读《红楼梦》《西游记》和《水浒传》来阐述中国家庭、社会和政治的三本文集，这三本书从人人熟悉的古典名著说起，引出一系列政治学、社会学课题，用简约通透的论述，把故事人物和现实理论连接起来。
《〈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这本书初版于抗战前，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台湾再版，近年来引入大陆。全书一共收录了17篇文章，分专题讨论了中国古代的社会阶层、土地分配、赋税与军事制度、官僚组织以及婚姻风俗等话题。半个多世纪以来，萨孟武的观察和论断经受住了时间检验，带给读者许多启发。
本书所讨论的社会学课题，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用关键词概括就是：阶层、经济和伦理。阶层问题是社会中最突出、最广泛的矛盾；而一切社会问题，说到底差不多都是经济问题；有什么样的阶层分布和经济状况，就产生什么样的伦理与价值观。所以，本期音频就围绕着这三个关键词来说。
第一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梁山上的阶层问题。说起梁山泊好汉的社会属性，萨孟武用了一个很醒目也很形象的词来概括，就是“流氓集团”。
在这里，流氓不是道德判断的骂人话，而是一种在古代中国长期存在的社会身份。这里说的流氓，就是游荡于城乡社会底层、不属于主流社会的边缘分子。他们不是劳动阶层，也不大想参与劳动，在民众眼里，他们是家里的败家子、街坊中的闲汉。从当权者的角度看，他们没有社会价值，纯属过剩人口，把他们全消灭了，是有利于秩序稳定的。
不过，这么个被蔑视的群体，却是中国历史中的特殊力量，甚至会影响到政治局势。中国是个农业国，在古代，粮食生产长期在低水平循环，农民手里很少有余粮，遇到水旱灾害或社会动荡，就得离开土地去逃荒。一旦平民普遍陷入贫困，形成流民潮，也就预示着社会快要进入动荡了。在这种时候，流氓则成为接下来的动乱发起者。流氓大多是没有财产的，他们生活不安定，没有品尝过多少人生快乐，也就不懂得害怕死的痛苦，在现实中特别有冒险精神。
汉高祖刘邦有一番名言，他说：我这个人啊，论智谋不如张良，搞行政抓经济不如萧何，论打仗又不如韩信，可为什么是我得天下呢？是因为我能用好这三个人。会用人确实是刘邦后期成功的原因，但他能当皇帝，第一条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他出身于流氓，敢拿全家人的性命来赌。
当流氓以个体为单位出现时，还没有什么实力，要是在乱世里成群结党，就会横行一方，烧杀抢掠，此时的流氓就成了流寇。地方上的绅士地主害怕他们捣乱，普通百姓也害怕他们骚扰。在饥荒中，流民到了没有出路时，也会选择加入流寇，就像小说里上梁山去当小喽啰，这反过来又继续加剧社会动荡。
梁山好汉里有不少可敬可爱的人物，比如鲁智深，既是个侠客，又是个佛教里的觉悟者；很多人的命运也非常值得同情。但要说起梁山好汉这个群体来，也确实该称为流氓集团。不过，有许多好汉的出身是秀才、小官吏或小地主，甚至还有大地主和前朝的贵族，这就产生了一些关于阶层的有趣话题。
比如，为什么梁山的创始人王伦会被火并掉呢？表面上，是王伦没有才干、气量狭窄，说到阶层方面的因素，是因为王伦是读书人，属于士人。在古代社会结构中，士人是个中间阶层：向上，是拥有土地的地主豪族，土地是农耕社会的权力基础，所以豪族与大官僚合流，是掌握政权的支配阶级；向下，是社会下层的劳动者。读书人可能通过考取功名之后当官，上升为官僚，进入统治阶级，也可能由于科场不利，沉沦到贫困的劳动者中间去，或者像王伦这样混迹在流氓集团里。士人的沉浮都是个体行为，这让他们之间没有共同利益，更多的是一种竞争关系，不会像流氓一样形成集团。
而且，士人会根据形势变化，在两个阶层间摇摆，再分裂出一些小集团，他们既得不到任何一个阶层的完全信任，也没有能量独立完成大事业，这就是为什么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在中国历史上，敢于争夺皇位的，要么是掌握土地的豪族大地主，要么是“拼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流氓。豪族掌握土地，有根据地，有政治影响力，还握有私人武装，竞争力很强；杰出的流氓有心胸，有性格，有来自底层的认同感，也经常出奇制胜。而读书人出身，最多也只能做到丞相，几乎不可能当皇帝。历史上的例外，也许只有王莽和曹操，不过，这两个人既不是标准的士人，也不是标准的皇帝。
王伦号称白衣秀士，是个二三流的文人，不仅没本领，而且也得不到流氓的拥护，当然没资格做山寨领袖。而此时上山的晁盖，是纯粹的流氓头子。至于后来的宋江，虽然出身小地主、小官吏，但他的行为模式是标准的流氓范儿，朋友圈里也全是江湖人士，没有绅士和地主。
虽说只有地主和流氓能做皇帝，但他们又必须使用知识阶层，因为读书人懂得兵书战策和治国安民，能给他们出谋划策，在管理层里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梁山泊，吴用就是这样的存在。那么，按作用和贡献，吴用就该是山寨的第二把交椅才对，可为什么却要让卢俊义做副头领呢？这也是由于阶级问题。
梁山泊只有两条道路可选，一条是像李逵所说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另一条是像宋江天天挂在嘴上等朝廷招安，被收编成正式军队。那宋江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他在浔阳楼上题反诗，说是如果得志，就会“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在唐朝末年起义时，占领过长安，称过帝，宋江引用这个典故，已经明确表示了要和赵家争夺天下的意思。他想方设法拉拢卢俊义上山，也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在古代，地主绅士阶层主导着民间社会。梁山虽然收罗了很多军官，但势力范围只存在于社会下层，在绅士阶层看来，还是一伙草寇。卢俊义是北京的大财主，在北方绅士里很有名望，如果他能上山，就意味着梁山的影响力超越了社会下层，达到了绅士地主阶层。拉拢卢俊义上山，绝不仅仅是引进一个人才，而是扩大了梁山的政治势力。所以，吴用贡献再大，也代表不了一方面的政治力量，自然就要让出第二把金交椅来了。
第二部分
你看，如果从社会阶层的角度分析梁山上的人事变动，我们就会有一些新发现，解决了自己在少年读水浒、成年看社会时的一些疑问。但这还不是全部答案，阶级和阶层问题后面还有经济上的原因。下面，再来说说水浒中的一些经济现象。
我们刚才说到，古代的农业水平很低，周期性的饥荒和流民潮引起了社会动荡，这是梁山好汉登场的经济背景。那么，当时的农业水平究竟低到了什么程度呢？简单地说，就是完全靠天吃饭，气候变化和水旱情况决定着农民的命运。白日鼠白胜在黄泥冈上唱“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描述的就是这种状态。“心内如汤煮”是因为只要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就会造成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农业脆弱，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农业技术落后。萨孟武说，在几千年里，用牛耕田差不多是中国唯一的农业技术了。只要耕牛减少，生产就会被破坏。所以，从周代开始，各个朝代都颁布过保护耕牛的法令，偷牛和杀牛都可能判死刑。有时法令不止保护耕牛，范围还扩大到所有的牛，所以民间也养成了不吃牛肉的习惯。在《水浒传》里，好汉们动不动就三斤五斤地大吃牛肉，这在民间是很罕见的。虽然在北宋末期，禁止吃牛肉的法令已经相对松弛了，但他们的行为也还是犯忌的。从艺术效果上来说，这是描写梁山好汉无法无天的性格，也可以解读为他们藐视求田问舍的农业价值观。
导致农业技术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古代农业属于小农经济。“小农”这个词我们很熟悉，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在自有的小块土地上耕种，差不多是专门用来形容旧中国的。在以小农为单位的生产中，土地不能集中耕作，也就没有科学分工管理、发明机器、提高技术的条件。而且，小农经济没有积累，规模不能放大，抵御不了任何风险。
这种小农经济，可以说是政策形成的。与小农经济相对的，我们可以称作大农经济。古代的大农经济，就是豪族大地主雇佃农来种植。大地主的耕地集中连片，但生产力也上不去。既然土地不是佃农的，佃农也就不愿意深耕细作，佃农滥用地力，使耕地逐渐荒芜，农业走向衰败。所以，无论是出于限制豪强的政治目的，还是保护生产与税收的经济目的，古代的土地政策一般都倾向让农民在小块耕地上进行分散种植。
唐代颁布过一种租税制度，叫租庸调，很有代表性。这个制度的内容是：中央政府将国有的公田分配给农民耕种，每年按比例收税，农民年老时将土地缴还政府，这叫租，租赁的租；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之后，就便于征召他们为国家服役，这就叫庸，平庸的庸；有了土地和工作，农民能够成立家庭，家庭从事棉麻纺织等手工业，产品需要向国家缴纳一部分，这就叫调，调遣的调。租庸调的根本，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政策，目的是通过让每个劳动力拥有小块土地，保证他们有纳税服役的能力。
在民间社会，私田也会逐渐越变越小。古代的遗产继承和分家，大多数是在几个儿子或兄弟间分。土地多的地主，生的儿子一般也多，多分几代，各家手里的地也就少了。常说的“富不过三代”，不只是说富家子弟不成器，也有这个意思。
小农经济周而复始、没有增长，需要的劳动力是固定的，所以，只要太平一段时间，农村就会出现劳动力过剩。劳动力过剩，佣工的价格就被压得很低，这又反过来继续压制农业技术进步。就算有几百亩、上千亩的地，购买安装农机设备也是不划算的，雇工那么便宜，多雇几个人不就行了么？
从这里，我们就能体会到流氓阶层出现的原因了：本来就人多地少，地里又打不出多少粮食，去给别人帮工，又赚不到几个钱。辛辛苦苦也没有机会，还不如干脆做个流氓痛快呢。
你会说可以进城去啊，但是，古代城市是消费型城市而不是生产型城市，也不能消化过剩的劳动力。城里的手工业都是些独立的小作坊，也就招收一两个小学徒，那时也没有今天的第三产业。按说，劳动力剩余应该对发展工业有利，但和农业技术落后的原因一样，佣工成本越低，改进技术的意愿也就越低。何况，政府不仅不奖励工业技术革新，而且还制定过严刑峻法禁止研发机器。
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里就有一条：凡是制作精巧机器用于惑乱人心的，就应该判死刑。《礼记》虽然不是法律，但是代表着儒家的政治理论。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从劳动力过剩到锁死科技、不能吸纳劳动力。比如鲁迅笔下的阿Q其实本不是懒汉，在未庄乡下时他还能打零工，而且还干得也不错，但进了城就找不到事做了，只能去给小偷站岗放哨，成了彻底的流氓。所以说，古代的城乡经济状况，是必定要形成这样一个流氓阶层的。
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在《水浒传》里，会武术的流氓们啸聚山林，建立了“有福同享，有苦同受”的乌托邦，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生活呢？
小说里的描述是“论秤分金银”，剩下的时间，大家就聚在一起大吃大喝。萨孟武形容，这是种加了引号的“共产主义”，因为，这只是在消费上实现共产，梁山上并没有在公有制的前提下组织过生产。梁山不是个健康的经济体，好汉们并不创造经济价值，他们的财物都是掠夺来的，经济活动只是把财富从有钱人那里抢来，再进行一次分配。
但梁山的存在，对经济也有客观促进作用。古代财富的集中方式，不是通过增加投入放大产出的经济活动，而是通过官员们贪污、富人们放高利贷来不断剥夺民众财产。这些财富聚敛起来后，就被他们作为个人家产囤积起来，大部分都不再投入发展生产力了。小说里，梁中书送给蔡京十万贯生辰纲，算是大规模的“生产性消费”，因为他日后还能从蔡京那里获得更多的贪污机会，还能赚回来，但形式依然是靠贪污和盘剥。所以，晁盖一伙劫生辰纲，并不减少社会生产力，反而加快了经济流通。
第三部分
梁山好汉有独特的阶层身份，有特殊的经济活动，也就自然会建立起一种非主流的价值观，这种伦理观念可以让他们成为更团结的群体。接下来，我们就从精神层面上说说梁山的伦理观念。
说梁山的伦理，就得先说他们的口号“替天行道”。但是，什么是天，什么是道，在中国文化里是很含混的。古代政治中的天道，可以最简单地理解成，君主是由天意选择的，所以拥有最高的合法性，但实际操作是，谁能获得主流社会阶层的拥戴，谁就掌握决定性的政治力量，就可以自称是受命于天。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也就是说，只要国君取得本国贵族的支持，就能顺利地治理国政。
到了秦汉以后，土地贵族被豪族地主取代，社会经济的基础是农民，而舆论则操纵在士人阶层手中，这个阶层，我们说过，是和士大夫阶层有重合的。所以，一个合格的皇帝，要争取的是士和农这两个阶层的拥护。对于士人，他要尊贤任能，对于农民，要少赋税、轻徭役。“替天行道”本来是属于帝王的守则，梁山打着这个旗号，有指责皇帝不作为，自己取而代之的意思。
虽然目标不小，但梁山的表现却经常违背所谓天道。劫法场时，他们不问军民百姓，滥杀无辜。起义了这么多年，也没有笼络士人，山寨里还是那几个书生和术士。对待周边农民也不太高明，梁山在攻打曾头市、祝家庄时，附近几个村庄都武装起来反抗，防备梁山人马抢粮。也就是说，梁山好汉的行为和口碑，与别的土匪没什么区别。可见，在梁山上，“替天行道”是个没有认真落实过的原则。
在山寨内部，真正起作用的是忠义观念，这个观念分两个阶段。在《水浒传》的前半部分，好汉们是只讲义气，不讲尽忠的。准确点说，这个阶段可以叫“信奉仁义”的阶段。地主阶层和士人阶层的价值观念是忠孝，这不仅是因为受到儒家教育，也因为他们承袭了祖辈的丰厚产业，过着安定的生活，自然就乐于维护能保证既得利益的观念。而身处底层的流氓们，生在穷苦家庭，过着漂泊的江湖生活，既没有祖先遗产，也得不到家人扶助，在他们的生活里，伙伴和朋友才是最亲近的。所以，义气就成了他们的最高道德标准。
在他们心中，义的内涵是很简单的，就是别人怎么样对我，我就怎么样对他，而且要加倍。为了朋友要两肋插刀，报仇雪恨则一定变本加厉。
在梁山好汉的伦理中，朋友间的义气要比父母妻儿的感情义务重要。李逵下山接母亲，半路母亲被老虎吃掉了，这是件很悲惨的事，但他回山讲述时，号称“孝义”的宋江听了却哈哈大笑，其他好汉也不来安慰李逵。在他们的习惯里，母亲惨死这种事，是可以当笑话听的。但要是李逵因为疏忽搞死了朋友，他们就会指责李逵不够义气了。这不能说梁山好汉们没有道德，而是他们的道德和主流的忠孝观完全不同。
初期的梁山不仅不太讲孝，也完全不讲忠。很多好汉原来是朝廷的军官和小官吏，落草为寇，这就是对朝廷的最大不忠，这时候，只有仁义伦理才能让他们自圆其说。所谓仁义，就是对义气进行一次升华。仁义的仁，虽然和儒家思想中的仁写法一样，但含义要通俗得多。梁山的仁义，只是把义气的范围再扩大到普通人，做到行走江湖时仗义疏财、扶弱锄强。像宋江这样见人就派利是、发红包，石秀这样肯为陌生人拔刀相助，就已经算得上仁义了。
但是，等到梁山做大了，原来的仁义就显得不够用了，需要建立新的伦理。梁山的组织性质是个帮会，而不是政党。政党有纲领和目标，是通过主义结合起来的。而帮会是靠义气结合起来的，成员中途脱离是不义，因为他不能同甘共苦，没能遵守誓言。但是，虽然这会受到江湖同道指责，但也就是不够朋友而已。对规模变大的梁山来说，这种道德约束还是太松散。
比如说，宋江对武松很不错，管吃管穿，一送行就能送出百十里地，是很不错的大哥，但是，如果有个与武松交情更好的大哥约他跳槽，他可不可以去呢？按仁义来说，就不是完全不可以。义的特点是对等、双向：你如果不义，我也可以不再顾忌义气，如果武松觉得宋江的一些行为是不义的，他就有充分的跳槽理由。而忠的原则却是单方面、无条件的，所以，忠和孝是君主和家长喜爱的伦理守则。
梁山做大以后，宋江为了团队稳定和权力集中，自然要推行忠的观念。梁山修改伦理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在晁盖死后，聚义厅改名为忠义堂。表面的解释，是好汉们虽然被逼上梁山，但心里是忠于皇帝的，由于此时小官吏、地主出身的头领越来越多，这种说法很有市场；但是，真正的意思是：从此以后，山上的弟兄们都要尽忠于宋大哥了。
宋江修改梁山伦理，还有一个细节。按照义的标准，梁山好汉们既然以兄弟相称，就应该不问出身贵贱。但实际上，梁山上是要讲门第的。梁山好汉里，要论马上本领和军事才能，首推是林冲，而且林冲在晁盖死后，还有率先推举宋江的政治功劳。但是，在山寨的排位里，没什么突出之处的大刀关胜，地位却要在林冲之上，这又是为什么呢？你肯定也知道，不就是因为关胜姓关，是关羽的嫡系子孙，长得又很像关羽吗。在中国文化里，关云长是义气的象征，不仅历朝历代的皇帝会给他赠送称号，江湖好汉也最崇拜他。萨孟武的这本书写于20世纪三十年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这里，他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值得引用一下，原话是：“革命的团体须有革命的手段，任用革命的人物，不但不宜讲门第观念，而且也不宜讲资格、讲经验。”
最后，再来说一个梁山伦理中的小细节，就算是彩蛋吧。你可能发现了，梁山好汉们虽然阳刚，但除了小霸王周通和矮脚虎王英，好像都不好色。按照梁山上的伦理，王英和周通好色是弱点，而其他英雄禁欲才是值得尊敬的。
不只是在梁山，在整个古代底层社会，都有这个伦理特点。我们前面说过，古代农村的劳动力长期过剩。在社会底层，过多的子女被视为累赘，女孩因为被蔑称为“赔钱货”，很可能一出生就被家里溺死，长大成人的概率比男孩小。男多女少的性别比例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在民间，结婚是“人生大事”，并不是指伟大，而是指要花大钱办事。女人本来就少，又要花一大笔彩礼，相当一部分平民是讨不起老婆的，流氓无产者们就更不用说了。正是由于许多下层民众无法正常地解决性欲，所以才把禁欲当成美德来安慰自己。简单地说，就是越缺什么，就越说不需要什么。梁山好汉们本来就把兄弟义气看得比妻子重，他们自居替天行道，当然不能去强抢民女，所以就被写成了一群好像没有生理本能的人。而上层阶级就不会这么难为自己，在地主阶层和文人士大夫的伦理中，禁欲并不是道德守则，纳妾或出入风月场所，只是风流韵事而已。
总结
关于《〈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主要内容就是这些。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本书所讲的古代社会问题，主要涉及阶层、经济和伦理这三个层次。从阶层上来说，梁山好汉群体是一个流氓集团，流氓拥有特殊的行为模式。这个集团吸纳了从士人阶层流动过来的读书人出谋划策，同时，又努力将影响力扩大到绅士阶层。从经济上说，由于土地政策偏向小农经济、城乡无法消化过剩生产力、技术得不到发展等因素，中国古代农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反复出现的饥荒引起了流民暴动，这是流氓集团产生的经济背景。梁山上的经济生活里没有生产环节，只是一种消费上的共产，但他们劫富济贫后的再分配，有促进流通的经济作用。
从伦理上说，梁山是做不到替天行道的，在初期，他们实行的是帮会的仁义观念，朋友义气高于对父母尽孝，无视对朝廷尽忠的伦理。形成规模后，为了权力集中，也开始实行忠义和门第的伦理了。至于他们生活中的禁欲色彩，是古代底层社会伦理的一个特点。
当然，对这本书也有批评声音。文学评论家郑振铎认为，这本书所依据的是被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水浒传》，这是“一着棋错，全盘都输”的。金圣叹批点的水浒，写到了第七十一回梁山泊大聚义排座次，然后他编了一个卢俊义梦见108个头领全都被抓处斩的结尾，草草收场，删掉了后面梁山全伙受招安和破大辽、征方腊等情节。不过，郑振铎对萨孟武的批评，只是从文学角度出发。萨孟武的注意力并不在文学研究和考据问题，他关注的是用小说引证社会学观点，方便大众理解。书中的各篇文章观点独立，抽取的是小说里的具体情节，所以，这本书是依据七十回本还是依据百回本，只影响取材范围，倒不影响论证水平。也就是说，这本书的标签是社会学和政治学，而不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