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读书笔记
文艺复兴意大利的政治思想
可以说政治思想的每一次大的丰收，都是处于社会危机时刻。为了应对社会生活的变化，新的政治思想被激发了出来。意大利文艺复兴也不例外。
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并不是直接承继于往先意大利共和城邦的光荣时刻（上一章所述），而是在新的社会动荡之下（共和制衰落，君主制普遍建立），被激发，以及从成型。
早前马西利乌斯提出人民主权的观点，在意大利共和制城邦之后一段时间，遭到了人们普遍的质疑。共和制没有带来繁荣和富足，反而因为党争带来了动荡和不安。
十三世纪终了时，在许多由podesta（短任官）治理的城市，出现了日益加剧的党派斗争，结果，越来越多的城市纷纷以世袭signori（城主们）统治，来取代选举政府制，标榜其目的是维护更大程度的城市团结与和平。P464
君主制政府被接受
共和制导致城市失序的结果，就是让人们或怀念或向往君主制的生活。孔帕尼在《编年史》中就表示了这种倾向：能够为Regnum Italicum带来和谐的最保险手段，最终还是得接受皇帝为共主。（overlordship）同时，写了《论统一》的吉伯林党人但丁也支持这一主张。
但丁从人们熟知的亚里士多德假设开始，我们最高的此世目的应该是生活在“和平的平静安宁中，因为普遍的和平是一切赠礼中最好的一项......如果真想要消除意大利的失序，就应该完全信任皇帝，作为唯一有能力结束这大乱局的权威。�”
在天主教内，神权君主统治的思想也再次兴盛。博尼法斯八世重现了传统的教皇“圣统制”，认为教皇不仅在灵性事务上，而且在世俗事务中也有捆绑和释放的一切权力。温和派同样强调教皇的权力，不过是认为教皇对世俗事务应该是间接的统治权，而不是直接的统治权。
依据昆廷·斯金纳，这种神权统治的观念直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还有所体现，因为其作平中的统治者是一位祭司。
总之，在文艺复兴开始的这一时期，人们普遍欢迎各地获得权力的signori，因为他们带来了更为稳定的政府形式。出了马西利乌斯的帕多瓦，此时是支持君主统治的中心。这一脉最著名的就是彼特拉克，他人生的暮年便住在帕多瓦。彼特拉克同样认为：
政府的最高目的是维持自由与安全的框架，每一个掌权者都必须首先关注公共的和平。
彼特拉克颇有特点的是，除了此类盛行于文艺复兴前后的论证，彼特拉克还会以奥古斯丁对美好生活的看法作为佐证。
彼特拉克认为，美好的生活应该是从俗务中退隐的生活，vita solitaria（孤寂人生），他最著名的著作之一，便以此为题。唯有这种生活，能够向我们提供伟大的文学工作所需要的闲暇（otium），以及沉思与祈祷所要求的宁静。
彼特拉克为君主制政府提供了一个新颖的理由：在君主制之下，我们可以免于承当公共事务，从而追求我们自己的事。【这一理由，笔者认为在后世培根那里尤可见到，只是培根将私人的隐逸生活置换为了从事科学创造活动。】
人文主义之曙光
斯金纳认为文艺复兴政治思想的产生或者变动，有两个原因：
一是，上文提及的政治忠诚的转移。
二是，人文主义的产生。人文主义带来了新的道德与政治价值，并且导致了与经院哲学的敌意。
人文主义的产生得益于修辞学的发展。在意大利，修辞学原本是作为法律研究的预备，但到了十三世纪末，修辞学开始有新的发展。
古代修辞教材不再被看作只是实践规则；它们也被用作优美拉丁文体之向导。这种对古罗马语言文学的新兴趣，催生了人文主义运动最初的熹微。
修辞学的发展，让人们大规模的转向古罗马，开始对古代studia humanitaris（人文学科）完整的范围感兴趣。由法学开始，至文学、历史学和道德哲学，对古罗马思想的全面挖掘工程开始了。
统治者有责任增进和平与安全的论点，又由彼特拉克等人增加了新的因素：古罗马式的名誉、荣耀和声望。这是对经院政治哲学价值的彻底颠覆，托马斯·阿奎纳曾刻意拒斥古罗马的这一脉追求荣誉的思想。与之相对，彼特拉克极力宣扬这一脉追求荣誉的思想。他曾对卡拉拉说道：
真正的virtus（德性）从不拒绝当得的荣耀。P470
对于如何获得荣耀，早期人文主义者们（尤其是彼特拉克）给出了自己的方案。
彼特拉克们基于西塞罗，认为荣耀的关键在于拥有virtus generalis（大德性），有对virtus的爱，就必然有荣耀。这一论点看似平平无奇，但却深刻有力，它在两个方面攻击了经院主义。
第一，经院派一般都承认，一个共同体的和平与安全，取决于统治者的军事力量和道德力量。由此，托马斯·阿奎那就很重视正义战争的概念，有些战争在道德上是可以辩解的。
而早期人文主义者反对任何以德性为代价求助武力的行为。
他们赞同的是斯多亚以及西塞罗主义的命题：virtus是来自（好汉）一词的特点，有真正好汉气概的人，是野蛮残忍的对立面。结果，他们不仅给正义战争的学说打上问号；他们也无意于系统性论证战争与政府的关系。
【早期文人主义者的这一看法令人想起政治的雅典式定义，政治与暴力相对。在这里，无论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都可以是雅典式政治的生活方式，都可以是有德性的存在。与此相对，马基雅维利将政治与暴力相融合的做法，确实是革命性的。】
第二，经院主义者非常关注人民在政府中适当的参与度，试图将世俗当局和教会局限定在各自的领域中。【经院主义承继中世纪传统，有分权限政的思想，有混合政体的思想，这一思想在人文主义这里遭到了有些奇怪的挑战和重新解释。】
马西利乌斯有关灵性权力与此世权力之关系的严肃问题，几乎彻底消失了，直到宗教改革带着报复之心使它重新复活。人文主义者通常满足于假定，一个有真正virtus的君主，当然是教会的忠诚之子。......彼特拉克和他的继承人共同持有的基本假定乃是，只要统治者自己是个有virtus的人，和平与安全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P471
【显然，即便比不上上帝的荣光，德性在这里被推到了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地位。一方面德性凸显了政治与暴力的对立，提供了一种理想政治的追求。另一方面，德性漠视混合政体、漠视对权力的限制，赋予了人，尤其是统治者极大的主动性。】
在这里，正义的实现不再依赖于上帝，也不再依赖于传统（制度），而是依赖人，依赖统治者。彼特拉克援引西塞罗，对正义和德性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一探讨一直延续到马基雅维利，只是马基雅维利给出了与彼特拉克和西塞罗完全相反的答案。】
彼特拉克依据西塞罗认为，正义是统治者最大的德性。那么什么是正义呢？我们来看看西塞罗的《论责任》。
首先，西塞罗在《论责任》卷一中将正义定义为给每个人其应得的份。
接下来，西塞罗探讨了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份到底意味着什么。西塞罗从正反两个反面进行了分析。
从正面的角度来说，正义与宽容大度（beneficentia）相关。
从反面的角度来说，正义只有通过避免iniuria（损害：与正确相反的伤害行为）才能够达到。这种损害可由两种方式产生，一种是欺诈，言而无信，这是的方式；另一种是强力，残酷或野蛮的方式，即️的方式。由此，正义又与fides信和clementia仁两种德性相关。
拥有正义的领导人，会始终受到爱戴与赞赏，有能力激发其爱而非恐惧。从而，正义的君主将获得荣耀和声望。
彼特拉克继承了西塞罗的分析，认为正义就是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之分，而这不仅要求守信，还需要践行仁慈与宽宏。那君主追求正义的动机是什么呢？西塞罗和彼特拉克认为：
正义是人民情感的唯一保证，而人民的爱则是政府安全以及君主自身荣耀与声望的唯一保证。P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