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生厉乡，六安有皋陶；古水无痕余音留，童阜无木遗影存；武圣身后竞相祀，夏水迳泽梦江南；先哲远去痕不消，水来无古亦追远。
《水经注》说，漻水出江夏平春县西。漻水即今湖北随州市东漂水，《水经·漻水》也说，漻水出江夏平春县西，南过安陆入于涢。至于平春县，东汉建初四年，也就是79年，封皇子全为平春王，西晋为县，治今河南省信阳县西北。《水经注》说，漻水北出大义山，南至厉乡西，赐水入焉。大义山在今湖北随州市东北，《水经注疏》说：“守敬按：《舆地纪胜》，大义山在随州东关，几环百里。民居其间，贫富自相取足，有义风，故名。《名胜志》，山在州东北五十五里。”随州一作隋州，西魏改并州置，治所在随县，即今湖北随州市。至于厉乡，在今湖北随州市东北。《汉书·地理志》说：“厉乡，故厉国也。”师古注：“厉读曰赖。”至于赐水，即今湖北随州市东北之漂水。
《水经注》又说，（赐）水源东出大紫山，分为二水，一水西迳厉乡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大紫山在今湖北随州东北，至于烈山，又名重山、丽山、厉山，在今湖北随州市北。《史记·五帝本纪》 正义引《括地志》说：“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上有石穴，曰神农生于厉乡，所谓烈山氏。”《水经注》也说，（赐）水北有九井，子书所谓神农既诞，九井自穿，谓斯水也。所谓的子书即经、史、子、集，看来神农诞于厉山之言不虚。神农乃上古人物，史书多以炎帝之称，号神农氏，又号魁隗氏、连山氏、列山氏，别号朱襄，却也有争议，曰非指一人云云。《柘城县志》说：“有巢氏没，数阅世而朱襄氏立，于是多风，群阴閟遏，诸阳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草木不遂，迟春而黄落，盛夏而痁痎，乃令士达作五弦瑟，以来阴风，以定群生。令曰来阴，都于朱，故号曰朱襄氏，传三世没。”只是此说即便成立，亦是针对炎帝之名，犹如楚子、郑伯、秦伯之称，不过是王名而已。炎帝可有三，可神农不该有二，作为具有开创性的部族首领，当以其为首要，所以提及神农或神农氏一般单指炎帝。
《易·系辞下》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耜和耒、耨都是古代农具，神农氏做农具教人耕作，以求产五谷、延生息。《世本·作篇》说：“神农作琴。神农琴长三尺六寸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月有阴晴圆缺，人亦有喜怒哀乐，发声而泄，有乐则情，何况，《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琴为器，与乐合必入完美之境，所以陶渊明作《归去来兮辞》说，乐琴书以消忧。只是琴或乐非仅是解忧之物，杨雄作《杨子》说，昔有神农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者也。”故《淮南子·齐俗训》说，有余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淮南子》之语有言在先，且说有神农之法，丈夫丁壮不耕种，天下人就有饥者；妇人不织，天下人就会受寒，所以身自耕、妻亲织才会“衣食饶溢”，共享安乐。只是古有语谓之饱暖思淫欲，淫必邪，所以杨雄说“神农造琴以定神”。至于杨雄所言之“天真”，可以借庄子之语作解，《庄子·渔父》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神农之法亦可谓是圣人之法，约定男耕女织之后，当以乐施以教化，此谓之寓教于乐也。所以《淮南子·主术训》说，当此之时，法宽刑缓，囹圄空虚，而天下一俗，莫怀奸心。《淮南子》说神农氏治天下心怀仁诚，甘雨时降，五谷丰登，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以新谷祭祀，告慰祖宗，有刑不用，有狱则空，且大赞其“威厉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故其化如神”。
只是《史记·五帝本纪》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司马迁所言之神农氏当是其后裔，黄帝动干戈征伐才使得万众归一。《史记·五帝本纪》则又说：“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此处的炎帝依然是神农氏之后裔，故其为一指就合乎情理了吧？炎帝想欺凌诸侯，诸侯们只能归顺黄帝。黄帝修行德业，整顿军旅，研究四时节气变化，种植五谷，安抚民众，丈量四方的土地，还要加紧训练熊、罴、貔、貅、貙、虎等猛兽。《史记·五帝本纪》又说，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之后，黄帝又战蚩尤于逐鹿之野，得胜后再征讨四方，天下归顺。只是炎帝和黄帝一样，一直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其文化深远地影响了后世。
《尊韩》说：“道始于伏羲氏，而成于孔子。道已成终矣，不生圣人也。”宋代理学先驱石介并没有将炎黄丢弃或拆开，故其在《尊韩》中又说，伏羲氏、神农氏、黄帝氏、少昊氏、颛顼氏、高辛氏、唐尧氏、禹、汤氏、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圣人，孔子为圣人之至。孔子为圣人之至，而炎黄二帝之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也不可小觑，这就关系到道统。《孟子·尽心章句下》说，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道统之说滥觞于孟子，成于朱子，《朱子语类》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皋陶、尧、舜、禹被后人尊为上古四圣，而伏羲氏、神农氏和黄帝氏岂非圣神哉？朱熹作为宋朝理学集大成者提出道统之说，属于儒家传道系统，其脉络可追溯到上古圣神，以尧、舜和禹为中，而石介说“不生圣人”，缘于“道已成终”。如此以来，朱熹自命是继承孔子的正统也就不无道理了吧？
道统成为儒家思想的正统与轴心，炎黄二帝对其影响有目共睹，发端于孔孟，朱熹成就道统之说前，董仲舒将炎黄所遗与传统儒学糅合，至司马迁也确立了炎黄为华夏人文初祖的地位。韩愈明确了儒家传道统绪，石介确立了神农、黄帝道统之祖的地位，朱熹则正式提出道统之说。故有论者说，炎黄二帝从置身道统之外，到厕身道统之中,再到成为道统之始，成为集“道统”、“治统”、“血统”于一身的三位一体的圣王。只是炎黄对儒家的影响，正如儒家本身之发展，并非呈直线式一成不变。《曹沫之陈》说：“臣闻之：昔之明王之起于天下者，各以其世，以及其身。今与古亦然，亦唯闻夫禹、汤、桀、受矣。”《墨子·明鬼下》又说：“若以众之耳目之请，以为不足信也，不以断疑，不识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足以为法乎？”之所以引用两段史料无非想说明，炎黄逐渐淡出了儒家道统的传承序列，到了宋代其道统地位才得到重视，可客观上已经低于孔子。炎黄信仰源于战国时期，涵盖了炎黄在内的“道”和“问道”、“闻道”的历史追溯，也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发展状况。有论者说，至于炎黄从到的系统中退出，可能与黄老合流思潮以及五行和道教等滋生有关，这种现象从侧面进一步说明了儒家历史重构的伦理价值观的影响和意义。
只是《水经注》又说：“又言汲一井则众水动，井今堙塞，遗迹仿佛存焉。亦云赖乡，故赖国也，有神农社。”赖乡即厉乡，在今河南鹿邑县东十里。至于赖国为周代姬姓诸侯国，后被楚灵王所灭。至于神农社，系祭祀神农氏之所。赐水出大紫山迳厉乡不会在意岸边的神农社，可郦氏作《水经注》不忘。水有脉亦有源，古水东去，今水又来，今古交替，水去不返，可人去影存，岂能不祀乎？所以《东征赋》说：“入匡郭而追远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乱之无道兮，乃困畏乎圣人。”永初七年，即113年,东汉才女班昭随子曹成去陈留赴任途中，路过匡郭之地想到遭围困的孔子，追思先哲、感伤世道衰乱。圣人之上有神农，赐水岸边有神农社，神农氏又岂能不祀哉？
《水经注》说：“淠水又西北迳马亨城西，又西北迳六安县故城西，县故皋陶国也。”《水经注疏》说：“《环宇记》渒水源出多智山。今淠河出霍山县南，潜山县西北境山。”霍山县隶属于安徽省六安市，位于安徽西部、大别山腹地、淮河一级支流淠河上游。淠水一名白沙河，上源有二，均发源于大别山北麓，源于今安徽岳西县的称东淠河，源于金寨县的称西淠河，二河分别北流，至六安市两河口汇合之后始称淠河。至于马亨城，《水经注疏》又说：“朱作马享，《笺》曰：宋本作马亨。戴、赵改亨。守敬按：非也。《后汉书·丁鸿传》，元和三年，徙封马亭乡侯。章怀《注》引《东观记》，以庐江郡为六安国，所以徙封为马亭侯，是此当作马亭无疑，今订。在今六安州北。”马亭城即今安徽六安市北淠河东岸马头镇，《水经·沘水注》也说：“淠水又西北径马亭城西。”沘水即淠水，《水经注》说：“《地理志》曰，沘水出沘山，不言霍山。沘字或作淠。”至于六安县，三国时魏改六安侯国置，属于庐江郡治，治所在今安徽省六安市北十里城北乡，西晋时改为六县。至于皋陶国，《水经注疏》又说：“守敬按：《汉志》六，故国，皋繇后，偃性，为楚所灭。《后汉书·张衡传》引《帝王世纪》说，皋陶卒，葬之于六。禹封其少子于六，以奉其祀。”
皋繇即皋陶，一说偃姓，一说嬴姓，皋氏，上古时期华夏部落首领，历经唐虞夏三代，长期担任掌管刑法的士师，即理官。皋陶制刑法，助尧舜禹行“五刑”、“五教”；用独角兽獬豸治狱，刑教兼施，天下大治。所以《论衡》说，五帝、三王、皋陶、孔子，人之圣也。
《尚书·虞书·大禹谟》说，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尚书》记录的是帝舜与皋陶的对话，舜赞扬皋陶以五刑来辅助五教，臣民才安顺，期待着用刑罚灭刑罚，以至于“民协于中”。皋陶说，帝舜的德行无过，治理民众也非常宽大；刑罚不牵连子女，奖赏却延及后世；对偶然的过失，再大也给以宥赦，对明知故犯的罪恶，再小也处以刑罚；罚罪有疑问就从轻发落，赏功有疑问却从重给奖；与其杀害无辜的人，宁可犯不执行常法的过失：这种美德已经植入到了人民心里，因此，人民都能守规矩，不犯法纪。皋陶为上古四圣之一，因此被后世尊为中国司法之始祖。
《尚书·虞书·皋陶谟》说，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皋陶说，上天惩罚有罪的人，要用五种刑罚处治五者，墨、劓、剕、宫、大辟谓之五刑。除了五刑五用，还有五典五惇、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刻在树皮上就是典，此谓之《狱典》。如此以来，皋陶被誉为始祖也就顺理成章了。皋陶辅佐尧舜禹治理华夏，也有了“皋陶文化”。《尚书·虞书·大禹谟》说：“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帝舜说，皋陶作为士官，能明五刑以辅助五常之教，合于治道。所谓的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共（恭）、子孝，与五教相辅相成的是五礼，即吉、凶、宾、军、嘉。五刑五礼之外还有九德，《尚书·虞书·皋陶谟》说，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彊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法与德成就治国安邦之道，兴于尧舜禹时代，却深深地影响了后世，此谓之皋陶文化。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说：“《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只是《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尧舜禹之后是夏商周，礼成于周，却传承夏商之礼制，至春秋礼崩乐坏，孔子才编撰成书，只是未弃皋陶之说。《尚书·虞书·皋陶谟》说：“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皋陶对大禹说：“要谨慎地修养自身，思虑深远。要亲近九族，那些贤明的人就会相互勉励来辅助，由近及远。”《礼记·中庸》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孔子之论可见皋陶之说，儒家强调道、义、仁、礼，所以《礼记·中庸》又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所以《礼记·中庸》又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禹和汤、文、武、周公都是孔子敬仰的古代圣王，而皋陶对其或说对儒家思想的影响显而易见了。所以《论语·颜渊》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孟子·滕文公上》也说：“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
皋陶之五刑影响到后世的法，而九德则影响了后世的礼。儒家否认社会整齐平一，认为人有智愚贤孝之别，也就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即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也。所以 《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法家认同儒家的贵贱、尊尊、亲疏之分，却必须强调有功必赏、有过必罚，故《韩非子·有度》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先秦时期，儒家与法家在治国思想或方略上有过交锋，之后终究在相互排斥中融合。汉代以降，礼不断地法律化，而法也不断地德化。西汉刘向作《说苑·政理》就说，治国有二机，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并凑，强国先其刑而后德。有论者说，儒法两家观念的融合在唐律中得到最完善的体现，儒家倡导的“礼”指导法律制定，礼典、礼文直接入律，二者结合、互补成治国之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说，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采用之。行文至此当有诗：淠水过六安，故国影犹存。皋陶足无痕，其声留余音。
《水经注》说，肥水又西分为二水，右即肥之故渎，遏为船官湖，以置舟舰也。《水经注》在前文说，肥水出九江成德县广阳乡西。西汉置成德县，属九江郡，治所在今安徽寿县东南，三国魏属淮南郡，东晋废。肥水即今安徽寿县之东肥河，《水经· 肥水》也说：“肥水出九江成德县广阳乡西，北过其县西，北入芍陂，又北过寿春县东，北入于淮。”至于船官湖，《水经注疏》说，会贞按：今凤台县城北盛家湖，即船官湖。清雍正十一年，即1733年析寿州东北境置凤台县，为凤阳府治，治所在寿州，即今安徽寿县城内。《水经注》说：“湖北对八公山，山无树木，惟童阜耳。山上有淮南王刘安庙。”《水经注疏》说：“《环宇记》，八公山一名肥陵山，在寿春县北四里，在今凤台县西北五里，肥水之北，淮水之南。”《水经注》说：“刘安是汉高帝之孙，厉王长子也。折节下士，笃好儒学，养方术之徒数十人，皆为俊异焉。”《水经注疏》则说：“朱千作十，戴、赵同。会贞按：《神仙传》作千，《御览》引此亦作千，今订。”只是数十人也好，数千人也罢，淮南王刘安笃好神仙黄白之术，宾客甚众不虚。《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则说，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
《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又说，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班固之笔善恶分明，只是刘安好读书才成就《淮南子》、《淮南王赋》、《群臣赋》诸篇。《论语·微子》说，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桀溺都是楚国隐士，孔子遇到二人让子路问津不得其详。孔子适楚不得志，后人却留下一块埋在山脚下的石碑，刻着“孔子使子路问津处”，刘安知道被人挖出来之后就有了孔子山、孔子河和孔子庙。《淮南子·主术训》说：“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智者不可惑也。”有论者说，刘安这一观念来自先秦儒家而又高于先秦儒家，特别是《淮南子》对“人道”、“人类”概念的使用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此外，刘安还弘扬孔孟的“德政”和“仁政”思想，《淮南子·泰族训》说，“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知者，知人也，爱人则无虐刑矣。知人则无敌政矣。治由文理，则无悖谬之事矣。刑不侵滥，则无暴虐之行矣。”汉高祖轻儒，受陆贾和书孙通之语而尊礼。刘安笃信道家，可其著《淮南子》糅合阴阳、墨、法、儒之思想。《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则说，胶西王臣端议曰：“淮南王安废法行邪，怀诈伪心，以乱天下，荧惑百姓，倍畔宗庙，妄作妖言。”刘端乃汉景帝刘启之子，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后，封胶西王。胶西王刘端说刘安背叛祖宗，妄生邪说，怀不臣之心，行悖逆之事，还引用《春秋》说：“臣无将，将而诛。”《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又说：“丞相弘、廷尉汤等以闻，天子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刭杀。”淮南王刘安畏罪自杀，国除为九江郡。
《水经注》又说，八士并能炼金化丹，出入无间，乃与安登山，薶金于地，白日升天。淮南王刘安不只是笃信儒学，还沉迷于黄白之术。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伍被、毛周、晋昌八人才高，称之“八公”，亦即郦氏所言之“八士”。八位术士都能炼金化丹，和刘安一起出入，十分亲密，又一同登山，且将黄金埋在地里，白日升天而去，器皿里还留下仙药，鸡犬舔过后也都升了天。刘安和八位术士升天的地方还留着人马的足迹，也就有了八公山之名。郦氏曾登过八公山，不再有人马的足迹，却有庙，里边供奉着刘安和八位术士的塑像。《本草纲目》说，豆腐之法，始于前汉淮南王刘安。刘安除了留下被人食用几千年的豆腐，还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典故。只是《水经注》又说，按《汉书》，安反，伏诛，葛洪明其得道，事备《抱朴子》及《神仙传》。崔琰是清河郡东武城，即今河北省故城县人，东汉末年名士，司空崔林从兄、丞相曹操之谋士。崔琰到过寿春，登临北岭淮南王修道的静室，八公石井还在，回去后写了《 八公记》，却没有提到鸡犬升天的事情。郦氏说《 汉书》言刘安谋反被杀，葛洪却说他得了道，《抱朴子》、《神仙传》中都有记载。《水经注疏》则说，而葛洪以八公为仙，故神其说，殊为虚诞。
葛洪自号抱朴子，丹阳郡句容，即今江苏句容县人，好道教，好炼丹，著有《抱朴子》，系晋代道教典籍。只是《霜红龛集》说，道家者流，而不善读庄生之书，吾不慊也。清代傅山作《霜红龛集》说其不喜欢《抱朴子》，《校刊抱朴子内篇序》也说，是稚川之学，匪特与道家异，并与后世神仙家无几微之合。清代方维甸撰《校刊抱朴子内篇序》还说，道家自诡于儒，神仙遂溷于道，然第假借其名，不易其实也。所谓的稚川乃道家传说之仙都，为稚川真君之所居，而方维甸说《抱朴子》与道家不同，就是与老庄之说比较，并与后世神仙家，即内丹术无几微之合。如此以来，再加上《水经注疏》反葛洪视八公为神仙之说，《抱朴子》就真的难以恭维了。后世评说纷纭，可葛洪还是有自己的立场，《抱朴子·内篇·塞难》就说：“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唯揖让与盘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一如淮南王刘安，笃信道家，却也不弃儒家，《淮南子·主术训》就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
淮南王刘安“怀诈伪心”、“倍畔宗庙”的确“为天下笑”，可《淮南子》集道、儒、法、墨和阴阳于一体，也反映了先秦学术思想在西汉初期的存在状况。尤其是黄老道家思想成治国之策，而儒家与之并存的现象，至汉武帝独尊儒术，刘安不是倡导者，可其百家兼糅的思想是西汉初期社会意识形态总体呈现的映照。有论者说，汉文、景帝所奉行的儒学，以及汉武帝独尊的儒术，不再是先秦时期的原始儒学，吸收了法家、阴阳家和道家和各派学说的思想，尤其是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和忠孝思想，致使西汉初期的儒学更加丰富了起来。又有论者说，《淮南子》不只是一部纯粹的学术著作，与西汉时期的政治密切相关，也反映出汉初道建元年间儒道之争的政治形势。
《汉书·窦田灌韩传》说：“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贤，高祖孙，即宫车晏驾，非大王立，尚谁立哉？”建元二年，即前139年，刘安入京朝见汉武帝，身为太尉的田蚡去坝上迎接。《汉书》载录的是田蚡之言，淮南王因此心怀异志。只是《汉书·窦田灌韩传》又说：“太后好黄、老言，而婴、蚡、赵绾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田蚡好儒，建元二年还惹怒窦太后赋闲在家。待窦太后死后，田蚡再次登上宰相之位，且立五经博士。如此以来，田蚡与刘安就不是纯粹的同道之人。刘安以道家自然天道观为中心，综合先秦道、法、阴阳等各家思想，认为天地万物皆由“道”所生，而政治上也提倡“无为而治”，这自然与西汉时期的大政治环境有关。只是《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就说：“且吾高帝孙，亲行仁义，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万世之后，吾宁能北面事竖子乎？”刘安所说的“竖子”是胶东王刘寄、常山王刘舜，皆为汉景帝之子。史书记载不过说刘安仅仅争夺帝位罢了，只是汉武帝于元光元年，也就是前134年召见名儒董仲舒独尊儒术。元狩元年，即前122年刘安才自杀身亡，却留下一部《淮南子》。《淮南子·诠言训》说：“圣人不为始，不专己，循天理，不豫谋，不弃时，与天为期，不求得，不辞福，因天之则。”《称》也说：“圣人不为始，不专己，不豫谋，不为得，不辞福，因天之则。”《黄老帛书》亦称《帛书黄帝书》，系《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简称，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四篇，分别是《道原》、《经法》、《称》和《十六经》。刘安不弃儒，可《淮南子》依然以黄老思想为著述之要。如此以来，刘安欲争夺帝位就不仅仅是不愿意“北面事竖子”了吧？
《水经注》说，庙中图安及八士像，皆坐床帐如平生，被服纤丽，咸羽扇裙彼，中壶枕物，一如常居。刘安和八士的塑像很逼真，穿着打扮也很华丽，相信郦道元走进庙宇之后见到淮南王一定感触多多，不过隐而不语罢了。只是余不想隐，却只能以诗为抒：肥水西向船官湖，童阜无木见八公。羽扇不指淮南国，安得升天怪葛洪。肥水又纳芍陂渎，渎水自分惹楚都。古水远去终不逝，乱流无羁亦朝东。
《水经注》说，漳水东南流，又屈西南，迳编县南，县旧城之东北百四十里也。漳水即今湖北中部之漳河，《水经·漳水》说，漳水出临沮县东荆山，东南过蓼亭，又东过章乡南，又南至枝江县北乌扶邑，入于沮。临沮县即今湖北远安县西北，西汉置枝江县，属南郡，治所在今湖北枝江县东北。至于编县，西汉置，属南郡，治所在今湖北省荆门市西北，南朝梁废。《水经注》又说：“（漳水）又南历临沮县之章乡南。昔关羽保麦城，诈降而遁，潘璋斩之于此。”麦城在今湖北当阳市东南四十四里两河乡东北麦城村，《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说：“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至于潘璋乃东郡发干，即今山东冠县东人，三国时期吴国将领，层参与合肥之战、夷陵之战、江陵保卫战立下赫赫战功，《三国志》盛赞其为“江表之虎臣”。
《三国志·潘璋传》说：“权征关羽，璋与朱然断羽走道，到临沮，住夹石。璋部下司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赵累等。”建安二十四年，即219年八月，天降暴雨致使汉水溢流，关羽趁机乘大船进攻，擒获曹魏名将于禁的数万大军。之后，关羽讬以粮乏，擅取湘关米，孙权再派遣吕蒙和潘璋等人袭击关羽。关羽退守麦城，吴范预测关羽伪降，孙权遣潘璋与朱然截断了守将关羽之后路，潘璋率军到达临沮后住在夹石间，与关羽的人马遭遇。十二月，潘璋部下司马马忠擒获关羽和关平及都督赵累等人。关羽、关平在临沮被就地斩杀，孙权分宜都、秭归二县为固陵郡，拜潘璋为太守、振威将军，封溧阳侯。
《三国志·程郭董刘蒋刘传》说，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三国志》成书年代当是蜀汉灭亡之后，也就是西晋之始，陈寿笔下的关羽不过是一个与张飞一样勇冠三军的将而已。《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又说：“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度何时能去？”建安五年，即200年，曹操东征，刘备败逃投奔袁绍，关羽战败被擒。《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说：“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只是关羽决意离开，曹操才发出其为“义士”之慨叹。至此时，关羽在陈寿的笔下也不过是一个恪守大义、笃行不苟之人。只是唐代董侹撰写《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说：“惟将军当三国之时，负万人之敌，孟德且避其锋，孔明谓之绝伦。其于殉义感恩，死生一致，斩良擒禁，此其效也。呜呼！生为英贤，殁为神灵，所寄此山之下，邦之兴废，岁之丰荒，于是乎系。”国家兴亡、年景好坏都与关羽有关，一个受人尊敬的将军到了唐代就变成神，即董侹所言之神灵也。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家竞尊提升了关羽在神界的地位。故有论者说，自隋唐以来，关羽由人而圣而神，集儒、释、道于一身，以至于“九州无处不焚香”，这种社会崇拜体现了多种文化于对抗和融合的矛盾态势，也构筑了“变异复合”型的传统文化。
《谈关公》说，据本传裴山松注云：“羽为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暂且不说周作人引用裴氏注云之意，《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汇评三国志演义》说，李贽总评：“云长信义，不设机械，观其待徐公明可见也。到底是个君子，不比小人，外厚其貌而衷薄甚也。”李贽赞关羽恪守信义是君子乃儒家所倡，况关云长所喜之《左传》亦是儒家不朽之典籍。清代陈梦雷作《丁巳秋道山募建普度疏》说：“王风既降，圣教莫修，忠孝情衰，廉耻道丧。”陈氏之言明了，忠孝之情缘于修养、践行、持恒，关羽追随刘备，阵斩颜良，镇守荆州，威震华夏，其忠孝之行自然受人敬仰。所以《三国志·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说：“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宋代方回作《题来将军括苍送行卷》也说：“万人为翰墨，无一曹思王。万人握干殳，无一关云长。”
礼义仁智信体现了儒家思想之精华，孔子以毕生经历成为儒圣，被后世誉为“至圣先师”。关羽之忠孝勇义被后世称颂，称其为“武圣”也名副其实。经历了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儒家成为显学，却几经波折方成独尊。只是朝代更迭、社会动荡，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黄老、玄学，以及释、道滋生，致使儒学必须在起伏中存在。自汉武罢黜百家之后，儒与法联手成为后世帝王之治国之策，关羽之“武圣”的形象也愈加凸显了起来。宣和五年，即1123年，宋徽宗封关羽为义勇武安王；天历八年，即1335年元泰定帝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万历四十二年，即1613年明神宗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光绪五年，即1879年，清德宗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有论者说，儒士重塑关羽在宋元时最为突出。安史之乱后，五代政权更迭频繁，自汉朝以来儒士和君主竭力维护的意识形态遭到破坏，也随之兴起了重整儒家纲常的文化思潮，尤其是对关羽的儒化塑造成为忠义之士的典范。故元末同恕作《关侯庙记》说，精忠大义炳如日星，奇功伟烈书诸信史，操百诱而不动，事备千险而不移，其遗灵余音助发人心于无穷”。行文至此亦当有诗：保城临漳水，诈降遇潘璋。身后为名累，余音绕旧梁。临漳空作赋，无语道其详。
《水经注》说：“夏水又东，迳监利县南。晋武帝太康五年立。县土卑下，泽多陂池，西南自州陵东界，迳于云杜沌阳，为云梦之薮矣。”《水经·夏水》说，“夏水出江津于江陵县东南，又东过华容县南，又东径监利县南，又东至江夏云杜县。”秦置江陵县，为南郡治，治所即今湖北荆沙市荆州区旧江陵县。至于华容县，西汉置，属南郡，治所在今湖北省监利县北周家咀关西三里，北周废。至于监利县，三国吴置，属南郡，治所在今湖北省监利县东北，后废，西晋复置。《水经注疏》则说：“守敬按：《环宇记》引《荆州图副》，晋太康五年立。《元和志》同。据《宋志》则是吴立，太康四年复立，又异晋属南郡，宋属巴陵郡，齐因，为监利郡治。在今监利县北。”至于郦道元所言之“州陵”，《水经注疏》又说：“此州陵当江陵之误。今自江陵以东，监利、沔阳、汉阳之间，地势平衍，川泽纵横。”如此以来，也就有了云梦之说。
《水经注》说，韦昭曰：云梦在华容县。按《春秋》鲁昭公三年，郑伯如楚，子产备田具，以田江南之梦。云梦即云梦泽，本有二：一在今湖北江陵县以东江、汉之间监利、潜江等县一带，一在今湖北汉江以北应城、天门县一带。《尔雅·释地》和《吕氏春秋·有始览》将云梦泽列为十薮之一，《淮南子·地形训》列为九薮之一，《周礼·职方》说：“其泽薮曰云梦”。
《左传·昭公三年》则说：“十月，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日》。既享，子产乃具田备，王以田江南之梦。”郦道元引文为“备田具”，而《左传》乃“具田备”。田备是打猎的用具，而田具还有农具之意。昭公三年，也就是前540年，郑简公去楚国，子产作为相礼者。楚灵王设享礼招待郑简公，赋《吉日》这首诗。只是享礼结束之后，子产准备了打猎用具，还是农具就不知其详了，不过，楚灵王和郑简公去云梦泽打猎，较之于耕田似合情理，可史载多解，不敢妄言《左传》之意。《左传》所言之“相”，即赞礼者，也就是主持礼节仪式的人，“子产相”自然是相礼者了。所谓“相礼”即襄礼，就是举行婚丧祭祀时协助主持者完成仪式，担任这种事情的人也叫作相礼。子产是郑穆公之孙、公子发之子，前554年为卿，前543年执政，先后辅佐郑简公、郑定公两位君主。所以子产陪着郑穆公去楚国，除了作诗、“具田备”，还要主持使臣向朝聘国君主进献礼物的仪式。所以《论语·乡党》说：“享礼，有容色。” 何晏集解引郑玄曰：“享，献也。聘礼，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实。”至于郑穆公和子产为什么去楚国或去楚国干什么，《左传》不过按纪年纪事而已。只是子产作为郑国的卿，跟随郑简公适楚绝不是走马观花或去楚地闲游。所以《列子·杨朱》说：“子产相郑，专国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恶者畏其禁，郑国以治，诸侯惮之。”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说，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杜预注《左传》说：“乡校，乡之学校。郑国谓学为校。” 郑国人喜欢到乡校议论政事，大夫然明建议将乡校毁掉，子产认为不行，人们喜欢的就推行，讨厌的就改正，尽力做好事会减少怨恨，摆威风只能增加怨恨。所以孔子听说之后盛赞子产之仁，《史记·太史公自序》也说，子产之仁，绍世称贤。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子产退而为政五年，国无盗贼，道不拾遗，桃枣廕于街者莫有援也，锥刀遗道三日可反。三年不变，民无饥也。郑简公说喝起酒来都没法尽兴，放祭品的器具不够大，钟鼓竽瑟也不够响，国家不安定，百姓不太平，耕战之士不能和睦相处，希望能和子产各守其职。子产执政五年，桃树、枣树的果实遮蔽街道，也没人伸手去摘，连锥子刀子丢在路上，三天内都有人送回去。子产能将郑国治理得那么好不是没缘由，《左传·昭公二十年》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记述的是孔子之言，子产讲求“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还以烈火和水作喻，民众望见害怕就很少死；水柔弱，民众轻视死得自然多，故圣人大赞，宽厚就怠慢，怠慢就以刚猛纠正。只是刚猛会伤害民众，伤害了就施之以宽厚，用宽大来调和严厉，用严厉来补充宽大，政治因此得到了调和。所以孔子听说子产去世了，《左传·昭公二十年》又说，出涕曰：“古之遗爱也。”所谓“遗爱，谓遗留仁爱于后世，《国语·晋语二》就说：“死必遗爱，死民之思，不亦可乎？”
《史记·郑世家》说：“二十七年夏，郑简公朝晋。冬，畏楚灵王之彊，又朝楚，子产从。二十八年，郑君病，使子产会诸侯，与楚灵王盟于申。”郑简公二十七年，即前539年，郑简公朝拜了晋国君主，还顾忌强大起来的楚国。前538年，子产与诸侯在申，即今河南南阳会盟，郑、楚订立盟约。《左传·襄公三十年》说，郑子皮授子产政，辞曰：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子皮曰：虎帅以听，谁敢犯子？子善相之，国无小，小能事大，国乃宽。子皮就是罕虎，郑穆公之曾孙、春秋郑国当国、卿大夫。子产推诿执政的理由不虚，郑国小而逼近大国，家族庞大而受宠的人又多，子皮却认为国家不在于小，小国能够事奉大国就不受逼迫了。春秋时期的郑国处在晋、楚争霸的夹缝中，国内矛盾错综复杂，要使郑国获得独立和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子产受子皮之见，却于逆境中获得佳绩。所以有论者说，子产在外交上改“唯强是从”为“从晋和楚”，从而使郑国摆脱了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并在与霸国的交往中不卑不亢，依“礼”力争，从而掌握了使郑国立于不败之地的制胜法宝。所以《战国策·刘向书录 》说：“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周之流化，岂不大哉！”刘向作“书录”不只是赞子产，还有晋国之叔向、齐国之晏婴，“挟君辅政”，能“以并立于中国”，缘于其“犹以义相支持，歌说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西汉刘向极力提倡经学、校书存经，为儒之俊材，其对子产等人之评述可谓至高矣！行文至此，亦当以诗作结：夏水迳华容，郑伯梦江南。云梦非独影，田具难事田。桃枣廕于街，锥刀三日还。咏水抒忧思，无古亦追远。
《水经注》说，（夏水）又东至江夏云杜县，入于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