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有七个人住在一起，每天共喝一桶粥，粥每天都不够。一开始，他们抓阄决定谁来分粥，每天轮一个。于是乎每周下来，他们只有一天是饱的，就是自己分粥的那一天。后来他们开始推选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出来分粥。强权就会产生腐败，大家开始挖空心思去讨好他，贿赂他，搞得整个小团体乌烟障气。然后大家开始组成三人的分粥委员会及四人的评选委员会，互相攻击扯皮下来，粥吃到嘴里全是凉的。最后想出来一个方法：轮流分粥，但分粥的人要等其它人都挑完后拿剩下的最后一碗。为了不让自己吃到最少的，每人都尽量分得平均，就算不平，大家快快乐乐，和和气气，日子越过越好。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在利益面前，道德和修养有时是苍白的，而管理与制衡的争论往往导致的是机遇和效率的丧失，其实，制度并不能改变人的本性，但行之有效的制度能够引导人做有利于社会、集体、他人的事。
一个团队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近代中西方的差异，是很多人在研究的问题，为什么是西欧在近代发生了工业革命，从而领先世界，同处欧洲的南欧却落后了呢？
《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是探讨这个问题的一部经典之作。本书是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C·诺斯（合著作者为罗伯斯·托马斯）的早期作品，也是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之一。
作者在本书中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兴起这一课题进行探讨时采取了不同于过去的论述方法，而运用了交易成本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以及所有权理论，被认为实现了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的统一”。本书指导思想，就是试图改变从某一偶然的技术革新中去寻找发生产业革命的原因的偏见，而引导人们从现代所有权体系和社会制度漫长的孕育过程中去寻找经济增长的原因。
提到西方近代的发展，很多人把资本投资、教育积累，科技进步，市场信息成本下降等因素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然而作者却认为上述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就是增长本身。
作者的中心论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能够使个人的经济努力的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从而提供最有效的激励。市场机制能够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关键还是参与市场的行为人得到了激励，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高经济效率。
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都取决于其个人收益是否能够超过必须投入的成本；当个人的创新很容易被模仿和滥用，也就是搭便车的现象出现时，就没有人愿意再投资去创新，从而导致社会的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所有权的确立和保护正是最大限度内化创新的外部收益，从而对创新行为提供最有效的激励。另外，有效的制度也是降低市场交易费用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制度因素是一种根本性决定因素。
美国之前一直支持高校研发，政府和高校的研发是一种雇佣关系，政府提供资金，科学家搞研发，最后申请专利，就算交差了。这样做的结果是大量的科学发明在专利局，没有转化为商业和民用的产品。
鉴于此，美国制定了《拜杜法案》，该法案过去资助的项目，专利所有权归于政府所有，但科学家拥有其商业有开发权，开发收益归科学家或机构所有。一旦有了这样的游戏规则，科学家的积极性就不一样，开发研究的方向也不一样，更多注重应用，创造价值，《拜杜法案》带来了美国科技蓬勃发展。这是一个合理的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很好的例子。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合理的制度对于发展这么重要，那合理科学的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呢？
当然是国家或者统治阶级颁布和制定的。
同样是西欧国家，为什么有些国家没有制定相应的制度，而有些国家却利用合理的制度成为世界强呢？每个国家的的现状，其实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10-16世纪，欧洲各国发展基本差不多，都经历了发展的繁荣，黑死病，都遭受了马尔萨斯抑制的打击，而17世纪西欧各国制度和所有权安排的差异，却造就了经济表现的差异。
在漫长的中世级发展中，由于贸易的繁荣，诸侯间的斗争，外敌的威胁，军事技术的进步，安全，资源效率及成本等原因，使最有效的军事政治单位的最适规模扩大，中世纪分散的各个小公国逐渐整合为一个共同体、一个国家，慢慢演化出了民族国家的形态。
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提供更加有竞争力的保护，司法等功能，与此同时为了维护自身的发展和权力，国家也有自己的财政需求，一方面通过向不同的势力集团提供不同产权，获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还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获取国家税收的增加。
正是在特定的国家天赋资源和由此引申而出的税收来源构成了国家发展的约束条件，每个国家因为资源条件，经济发展形态，阶级斗争等差异，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于是不同的国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在法国和西班牙，君主专制发展一套税收制度抑制创新和要素的流动性，导致生产型经济活动在法国的相对下降和在西班牙的绝对下降；
在英国和荷兰，所有权演进促进19世纪初期形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基本形势，
各国的制度形成，事实上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博弈，斗争，妥协，才逐渐演而成的，这过程涉及国国王的权利，资产阶级的力量，思想意识形态。
在荷兰，长期以来商业贸易都是发展的原动力，交易部门是尼德兰的重要部门，也是国家可以获得大宗岁入的部门，国家设法降低交易费用以刺激商业；由此人口增长刺激了创新，创新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组织的效率。荷兰的货币市场作为西欧的资本市场，一开始就是集中的，而商业的兴起和主要民族国家之间的不断冲突将王权造就为借款者促进了荷兰资本市场的繁荣。在农业上，市场的发展使农奴制解体，庄园成为小农的财产，人口增长造成地租上升，扩大耕作有利可图，而耕地来源于围海造田，这需要保证投资者个人获得大部分受益，土地私有制发展起来。在土地私有制下，乡村自由劳动有极大地动力为自己收益而利用其它资源。在工业上，商业活动复兴和有效率的资本市场降低了资本成本，政府政策限制垄断促进了劳动力自由流动，这一切促进了乡村工业发展。
在英国，其国王利益与法国国王的利益并无二致，都铎王朝反对圈地，支持垄断，不承认扩大市场可以得到的增益；但与此同时，16世纪商品价格上涨，尤其是羊毛价格和养羊业利润因国际扩张提高，促进资源重新配置；商人集团日趋强大，不安于限制，最终酿成清教革命，1640年以后国会占上风，限制王权；1642年垄断法禁止了王室的垄断并且包含了鼓励真正创新的专利制度。17世纪，鼓励创新的专利法被制定，土地使用法令消除了封建残余，保险、金融、股份公司、贸易部门得到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国会至上和习惯法中包含的所有权将政治权利交给急于利用新经济机会的人的手中，并且为司法制度保护和鼓励生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框架；发展了的所有权为产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而法国和西班牙则因为专制权力强大，采取了直接税收的方式，阻碍了商业经济的发展。
法国政府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王权的强大，拥有很强的专职能力，有军队，官僚机构，从而有从大量自耕农收税的能力，并大量出售特权，如将垄断权卖给行会以获得岁入，行会长期进行产业管制，当新发明与行会专有权出售冲突的时候，发明不被鼓励，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导致了商业和资产阶级在法国发展受阻。
西班牙政府为了获得收入，采取了饮鸩止渴的办法，如拖延付款，降低利率，提高金价，铜币代替银币，并且维持羊主团的特权阻挠土地所有权的发展使得在西班牙从事可耕农业缺乏刺激；并且还随意侵占、没收阻挠生产行业发展。
生产率的增长也使荷兰和英国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得以继续创建，为技术革命奠定了基础，新兴的商人阶层逐步掌握了国家政权。这些国家首脑为了得到税收鼓励扩大贸易并提供保护。政府创造和实施所有权的规模经济也降低了保护所有权的成本，为各种高效的制度安排的实施和演进创造了外部环境。
资源是稀缺，这是我们生活需要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不管是国家建设，公司发展，如何优化资源配置，如何激发所有要素的的活力，往往需要良好的公平的机制，需要合理的激励制度。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激发出来的巨大潜力，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诺斯告诉我们合理科学的制度不是一蹴而就，都是逐步演变而来，任何制度实施都有有其成本，那些好的制度也需要合适的时机，因成本收益适当，才应运而生。建立合理的制度，不仅仅需要智慧，还需要有耐心，不能急于求成，须循序渐进才能取得持久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