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云开
很多人迫于“靖康之耻”的冲击印象，以为北宋就是“积贫积弱”的存在。其实不然，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中国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达到450美元。也就是说，其实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
而且，北宋可谓人才济济，有能慧眼识才的欧阳修、有擅于总结历史经验编著《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有卓越的改革家王安石、有文采彪炳万世的苏轼、有秉公办案的包拯、有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昇、有科学家沈括、有能征善战的大将狄青等等。
但令人唏嘘的是，如此经济发达且人才济济的大宋，居然会以“靖康之耻”的结局悲惨沉沦。这得有多少失误因素的努力才能让北宋成功的失败。
关于北宋灭亡原因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与金国联盟灭辽之后、引狼入室再加上失去燕云十六州战略要地的原因；一种说法是赵匡胤为了防止出现晚唐藩镇割据、五代十国大将临朝篡位等悲剧发生，一直采用“重文轻武”的国策，造成了军队废弛，军纪涣散，战斗力很渣的原因；一种说法王安石变法引起的社会动荡。
但我认为，这三种说法都不是当时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北宋灭亡的主因，其根本原因是北宋人才制度设计的缺陷（也可以说是当时的领导阶层缺乏领导力），致使基层投机取巧者占据了主导地位（据统计在宋徽宗时就有蔡京，童贯，朱勔，梁师成，李邦彦，王黼六大奸臣），而有才能的人却被排挤、流放和打压，从而导致了北宋在各个环节上决策失误。
比如苏轼是用一生的埋没，换来几首具有人文主义色彩、但对社会进步毫无任何价值的诗词。实际上，苏轼真正的才华并不在于诗词，而是在于国家治理创新。当然，很多人或许觉得，苏轼就应该写诗词，为文学的丰富添加砖瓦。但从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来说，我更希望苏轼贡献他的国家治理创新艺术能力。我相信，苏轼给自己的定位和使命，也应该是如此。
但遗憾的是，苏轼几乎终身被硬生生逼到北宋政权边缘，而致使以王安石为首的激进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用他们一身毛病的绝端做法将傲视天下的北宋拖进泥潭之中。
下面让我们分别从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的人生细节来讨论。
一
关于苏轼的治理创新能力，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件事中看出端倪。
第一就是苏轼进京应试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
苏轼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不仅对国家吏治提出独具创新的想法，其文章中大胆引用虚拟人物言来论证更是“前无来者”，对于在一个生活在传统文化框架下又是初次考试的人，苏轼并没有以保守稳重的态度来应对，说明其创新意识强烈到爆表。主考官欧阳修尤其叹赏其文，问其言论的出处。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第二就是苏轼对通过水利建设来改善地方经济的举措，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分别是杭州西湖苏堤、颍州西湖和惠州西湖苏堤，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杭州苏堤，与杭州苏堤一起诞生的还有在湖水最深处建立的三塔（今三潭映月），这些至今是杭州西湖风景的颜值担当。
历史资料记载，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大大改观农业水利灌溉的同时，开辟了菱角生产基地，大幅提升了农民生产收入。
第三是苏轼对工具的改进和社会文明的推进的成就，其主要表现在密州改进、演示“秧马”插秧机、在杭州创办安乐坊（相当于今天的医院）、以及在海南开办教育学院，打破了海南自古无进士的局面。
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苏轼不仅具有高超的领导组织能力、艺术创新能力、超强的执行能力，同时具有科学家的潜质。
二
王安石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的人物，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脾气犟的怪老头，决定的事情十头牛拉不回来（从心理学上来分析，可能是自卑的骄傲）。
自古以来，有人对王安石的政绩持肯定态度，有人则持否定态度。这两种态度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就形成两股此消彼长的力量。
这让我们很奇怪，为什么人要有这样非白即黑的判断呢？
其实，如果我们盘点王安石的变法纲要，很快可以得出明朗的答案。
王安石提出的诸多变法措施，本身并没有问题。比如“募役法”，“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这几项对百姓十分有利；此外“保甲法”、“裁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则能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毫无疑问，王安石变法具有相当超前性，他有些变法直到千年之后的现代还很管用。
如果能够成功执行，我们不敢说北宋能再强大数百年，但最起码不至于被一个新兴的边缘小国所吞灭。但遗憾的是，这些措施非但没有得到恰当的执行，反被保守派全盘否定，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最糟糕的是还被小人利用，祸害了百姓和国家。
很显然，王安石并不擅长执行，也不具有察人的眼光，或者说缺乏在传统力量方面的深入思考。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那帮君子们都退到了保守阵营，使得他不得不大胆启用虽然品行不端但有点能力的人。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他所推动的并非是一项简单的事项，而是错综复杂的涉及到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而他所选拔的那些人才、再由那些人才搭建的行政体系，几乎成了一帮宵小之辈的“淘金场”。最终导致他的变法全线崩溃。
三
我们再来看一下司马光，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小学课本上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从这个具有打破传统思维的举动，足见司马光不是那种因循守旧的人。但讽刺的是，这家伙长大之后，却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成为顽固保守派的领袖。
从对司马光的历史资料来看，可以说司马光是儒家中的楷模，温恭、孝顺、节俭、诚实、正直、谦虚、上进、以天下为己任。从其编著的主要著作《资质通鉴》来看，其一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就是帮助君王施行“仁政”。所以，难怪有人曾将司马光与孔子、孟子并列为“儒家三圣”。
与王安石打破一切的变革勇气相反，司马光可以用“卫道者”来形容，他对儒家传统体系的捍卫到了入魔的地步。夸张地说，他宁肯百姓没有饭吃，也不能让百姓丢了这个体系。司马光带领保守派重回权利之巅时，他不遗余力地完全废除王安石的新法，就是因为对这一体系极尽尊崇的使命感所迫。
当然，这个体系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司马光深陷于历史经验的各种框框条条之中，无法跳出来发现事物的本质。可以说，司马光就像一个复读机，将古代的所有治理经验复制出来，缺乏随机变化的必要的创新。
黄庭坚曾在《论书》中评价司马光的书法时说：“其隶法极端劲，似其为人，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可想而知，司马光简直就是儒家理想中的“卫道战士”。
当然，从个人方面来说，司马光的人生无疑是成功的，其一生几乎是在平安顺利中完成传世之作和登上权利巅峰。但就对社会进步的意义来说，司马光几乎毫无建树。
四
如果我们从苏轼、王安石、司马光三个人的性格上看，三个人都是那种光明磊落的君子。三人虽然立场不同，都没有加害对方的想法，甚至在私下是很要好的朋友（苏轼从外地进京，都会给王安石带些土特产）。
我们不妨根据他们仨的特点，为他们分配一下工作：王安石可以统管国家战略发展规划，这是王安石的强项；苏轼可以统管执行，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执行能力非常强，司马光则负责法制与文化建设，从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可以看出，司马光非常明白制度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尤其是他骨子里对小人的厌恶，他一定能够整出一套可以遏制小人得势的政策法规。
如果这三个人能够合作，我们无法想象北宋将会诞生什么样的壮丽和光辉，但可以肯定的是北宋绝不会轻易没落。可惜，北宋皇庭不具备这样机制创新的远见和勇气。
历史的事实是，这三人各自为营，其中王安石和司马光各代表的两派形成水火不相容的对立，而苏轼则成为中立的醒世者。
到这里，你或许会明白，其实国家真正需要的是苏轼这样的人，而不是王安石和司马光这样的绝端派。
但说实在的，历史从来就不给像苏轼这样的醒世者机会，因为他们不讨好任何的派别，只坚持独立思考，坚持真正的为民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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