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频发的战事、几个省份发生的饥荒以及部分的叛乱都需要用钱，但是此时朝廷的国库却是一个空壳子。
缺钱的具体情况可以一个例子来说明，朝廷很多官员的俸禄实际上已经很久没有发放了，穷到各地的官员几乎没有没有办法过年，即使后来补发，数字依旧少得可怜，依旧无法满足官员家中的正常用度。拖欠朝廷官员工资的时期在嘉靖帝时期时有发生，还不能说是恶意的，嘉靖帝还真没钱。
朝廷不仅仅是拿不出钱来，而且出现了严重的亏空。朝廷内阁的各部官员呈报年度的财政支出情况，并交由司礼监批红的会议上，发现年末各部的财政支出远超年初的预算（多数被官员贪墨），虽然主管财政的户部对于兵部、工部等部门的财政超支情况提出了异议，但最终还是通过所有部门的年度财政开支报告。
朝廷落下了亏空，就得想办发去补上这个亏空，于是官员们想出了在江浙地区改稻为桑的政策，实际上这是个根本就推行不下去的的政策，当地本已经种上了水稻，强迫民众改稻为桑，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官场贪墨横行、民怨沸腾的种种情况。而当朝的皇帝却只一心求仙，不理政事。
基本的逻辑是，国家东面的海面上倭寇猖獗，阻碍天朝的货物出海，导致其每年因此而损失巨额的经济损失。
因此朝廷希望胡宗宪指挥的戚家军（戚继光获批组建的一直军队）能够扫清海面倭寇，畅通天朝与各国贸易。而其中主要的贸易就是丝绸，希望借将浙江地区的稻田改为桑田，进而织为丝绸，桑田的收入远高于稻田，由此可以为朝廷筹集财政收入。
专责这件事情的就是江南织造局，该机构属于宫里的下属机构，并非朝廷的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织造局与洋人在改稻为桑的政策正式落地实施之前，就与洋人达成50万匹的丝绸交易，年底就需要交货。改稻为桑在名义上就变得更为迫切，没有丝毫可以妥协的余地，年底之前支出织出50匹丝绸就成了死任务，而此时的农田里还插着秧苗。
实际上这项政策是走不去的，此时距离最后种植桑苗的最后时节其实已经只剩下数月，要赶在最后的日子里种植下去。但是目前民众已经种植了水稻，但是被强迫改种桑树，很多民众并不愿意。如果照此强硬推行，势必会造成当地的暴动，甚至是在改稻为桑的政策实施之后，民众的没了粮食，会出现更大的社会动荡。
最糟糕的结果，当地官员逼着大家将稻田改为桑田了，农民还是可以拿着卖桑的钱去买粮食。实际上官员也不愿意开展正常的改稻为桑的手续，官员与当地富商希望可以借此机会一举兼并农民的土地。按照正常的市价，想让当地的首富去买下这些田去种植桑树，必然要花费巨额的金钱。当地的官员希望能够以廉价收买农民的田地，于是就想出了“绝妙”的办法。
趁着当地迎来雨季，在下雨的时候派人前去炸毁当地的堤坝，希望可以这些县的田地都淹掉，由此这样的田就不值钱了，农民之后没了粮食，只能以将土地极低的价格去换取很少的粮食来活命。对于当地的推行改稻为桑政策的官员来说确实是一步好招，既能够将借此解决淹田的责任推给修堤坝的人员，还能够推动政策实行，并在灾后还能获得国家的赈灾资金。
嘉靖帝对于下面的事情也采取睁一只闭一眼的做法，想的是如何在不引发内乱的情况下获得收入，朝廷重臣内阁首辅严嵩与内阁大臣严世藩父子希望从中可以老去更多的钱财，浙江地方官员也希望可以从中捞取更多的好处，而皇帝直属的宫廷机构司礼监的各个部门也在从中捞钱。
明朝官场贪墨的恶劣情形反映在浙江首富商人沈一石被查处的事情当中。各地区都继续用钱，但是实在拿不出来，于是朝廷就向号称浙江首富的沈一石下手了，抄没了其全部的家财。但事后统计发现，不仅没有从沈一石的家中抄没多少财产，其财产不过一个中产人家的水平。这一幕让很多人大吃一惊，感觉不可思议。即使是浙江首富，在官场贪墨横行的情况下，家中实际也不剩下多少财产。
胡宗宪的部队正在前往抗击倭寇，此时的军费却没有着落。地方官员以抄来的织机作为筹码强迫当地商人签下协议，拿到了先期的50万两的资金充作给胡宗宪的军费，希望以此避免上面的追究。
后来，严嵩父子倒台，从其家中查抄数百万两的财产，如何分配这笔钱又成了朝廷上下的争斗焦点。朝廷最要紧的军费、所拖欠官员的工资、以及公布为皇帝修建宫殿都继续这笔钱，但是嘉靖帝觉得给自己修宫殿的钱没有分配足额，于是从其他各处删减30、50万的凑给嘉靖帝。
在面对海瑞的死谏的时候，嘉靖帝的一番话或许能够说明其自身心态：
所谓江山，是名江山，而非实指江山。君既不是山，臣民便不是江。古人称长江为江，黄河为河，长江水清，黄河水浊，长江在流，黄河也在流。古谚云‘圣人出，黄河清’，可黄河什么时候清过？长江之水灌溉了两岸数省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了数省两岸之田地。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能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这个海瑞不懂这个道理，在奏疏里劝朕只能用长江而非黄河，朕岂可乎？反之，黄河一旦泛滥，朕便治理，这就是朕为什么罢严嵩杀严世蕃等人的道理；再反之，长江一旦泛滥，朕也要治理，这便是朕为什么要罢黜杨廷和、夏言，杀杨继盛、沈链等人的道理。
当整个朝廷上下考虑的事情是以弄钱为中心，所有的政策都围绕这这钱去做，打仗是为了远洋贸易，改稻为桑视为赚更多的钱，查抄商人的财产也是为了钱... ...,这样的朝廷距离灭亡就不远了，在嘉靖帝去世的几十年之后，清军就已经入关。
嘉靖帝的一生的作为几乎将整个帝国推向了危险的边缘，嘉靖帝去世之后，其儿子隆庆帝仅仅在位六年便匆匆去世，进而大明的江山交给了一位年仅9岁的万历皇帝。为了避免万历祖父嘉靖的覆辙，这位小皇帝被整个官僚集团严格约束，从谈吐、举止到整个的价值观念几乎都是在以内阁首辅张居正为首的大臣们的约束下长大的。
皇帝成了一个权力集团的神秘象征，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皇帝在实际的政事上完全起不到作用，皇帝成了官员们的行驶权力的名义。哪怕是皇帝想封个皇后、想立个太子，都处处受阻、无法做到。最终迫使这位明朝在位最久的皇帝意志消沉，不愿理睬政事。一位年轻时期颇有抱负的皇帝在处处掣肘、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下，最终放弃理想，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不上朝。
从嘉靖帝到万历，一位嘉靖皇帝的荒唐行为导致后来官员们对于皇权乱用的警惕，于是从小来时便约束万历皇帝，本想将其推臣以为有道民君，不过最终却事与愿违。（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