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皇室衰微，权臣王莽乘机窃取皇位，改朝换代，建立新莽政权。登基后不久，一心想扭转汉末流弊的王莽，实施了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改革措施。由于准备不周、急功近利，又赶上连年荒旱，致使民生凋敝、贼盗蜂起。这样的局面，必然会唤起人们浓烈的怀旧情结，无论是布衣百姓还是枭雄豪杰，无不缅怀大汉往昔的荣耀与光彩。激愤之下，百姓便纷纷将矛头与剑锋指向了王莽。
公元17年，王匡、王凤起兵于湖北，率领部下发动了“汉军”起义；公元18年，樊崇起兵于山东，部众皆以赤色涂眉毛，发动了“赤眉军”起义。除此之外，还有王常的“下江兵”、陈牧的“平林兵”等势力。天下的乱象已现，刘[插图]和南阳的众多子弟皆欲趁乱起兵，而刘秀却持谨慎的态度以观时局。据《太平御览》卷九十引《东观汉记》载：“上（即刘秀）深念良久，天变已成，遂市兵弩。”可见，刘秀起兵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和谨慎决断的，见天下确已大乱，方才决定起兵。
刘秀游学长安太学时，已涉猎兵书，谙于军事。然而，刘秀并非百战百胜的将军，起兵反王莽之初，“见小敌怯”。地皇三年（22年）十一月，刘秀和兄刘[插图]与新军战于“小长安”（汉宛县，即今河南南阳市南），结果刘氏兄弟惨败，刘秀二哥（仲）、二姐（元）和三个外甥女遇难，他与小妹（伯姬）合骑逃跑，才幸免于难。但由于刘秀对初战的失败不气馁，又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所以，在以后的战争实践中锤炼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无畏的胆略。
刘秀征战四方十四年，身经百战，一统天下，光复汉室，可谓马背上得天下。刘秀在军事上的功业，除唐太宗李世民可与之媲美外，其他的古代帝王是难与比肩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称他是“最会打仗”的皇帝。
刘秀的“会打仗”，既体现在他的“成名战”——昆阳之战中，也体现在他逐步消灭群雄、统一天下的大战略中。
刘秀的“成名战”——昆阳之战
起初，刘秀兄弟和南阳宗室子弟在南阳郡的舂陵乡起兵，故史称刘秀兄弟的兵马为“舂陵军”。舂陵军的主力为南阳的刘氏宗室和本郡的豪杰，兵少将寡，装备很差，甚至在初期，刘秀是骑牛上阵的，这也成为后世演义中的一段佳话，即所谓的“牛背上的开国皇帝”。后经过激战杀死了新野尉，刘秀才有了战马。为了壮大声势，加强反莽力量，舂陵兵与新市、平林、下江这三支汉军中最大的主力进行了联合，从而增强了相互的力量，并先后于沘水、育阳等地与新莽的征讨大军激战，大破新军，并击杀了新莽大将甄阜、梁丘疵等人。
随着军事上的接连胜利，汉军力量也迅速壮大，“百姓日有降者，众至十余万”。但各部首领“皆自称将军”, “众虽多而无所统一”。战争形势的飞速发展，要求建立统一的领导。汉军各部将领于地皇四年（23年）二月初共同拥立汉宗室刘玄为帝，国号称汉，年号曰“更始”，并置三公、九卿及将军等职位。刘玄就是历史上的“更始帝”。刘被封为大司徒，刘秀则受封为太常偏将军。
统一领导的建立，促进了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刘秀、王凤、王常等率领军队北攻颍川郡，连克昆阳、定陵（今河南省舞阳县东北的北午渡）、郾（今河南省郾城县南），并以所得大量“牛、马、财物，谷数十万斛，转以馈宛下”，在财力、物力上给刘[插图]指挥的围困宛城的汉军主力以有力的支援。刘秀等率领的汉军在攻克郾城之后，分兵两路：一路由王常率领，从郾城东进，攻略汝南郡（今河南省上蔡县西南）、沛郡（今安徽省濉溪县西北），没有站住脚，不得不回转，“还入昆阳”；另一路由刘秀、王凤等人率领，继续在颍川郡内活动，由郾城向西北进发，攻占颍阳（今河南省襄城县东北）、郏县（今河南省郏县），迫近颍川郡城，大有席卷整个颍川郡之势。
这样一来，新莽王朝在南阳郡和颍川郡颍阳、郏县一线以南的势力，除岌岌可危的小城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父城（今河南省平顶山市西北）外，只有孤悬的南阳郡城宛城。宛城是当时的著名都会，“西通武关”, “北连中原，东通吴会……南控蛮越”，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宛城一失，襄城、父城等小城更无法据守，整个颍川郡便只好放弃。汉军若得宛城，则有了巩固的根据地，主力既可北取新莽王朝的关外重镇洛阳，又可以西进武关（今陕西省丹凤县东南），直逼新莽王朝的都城长安，危及新莽王朝的统治。特别是汉政权的建立，设百官，立天子，树旗号，公开与新莽王朝分庭抗礼，在政治上有号召力；组织较为严密，事有所司，众有所领，力量强大。这使王莽“闻之忧惧”，成为新莽王朝的严重威胁。王莽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宛城势在必救。他调集重兵，企图一举扑灭汉军，除掉心腹大患。这样，一场大战就不可避免了。
地皇四年（23年）三月，王莽任命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为统帅，征调“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并以为军吏”。王莽一面要王寻、王邑“选练武卫，招募猛士”，一面命“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集会洛阳。当时“定会者四十二万人，余在道不绝”。王莽除从各州郡征调物资，又“倾府库以遣邑”，让王寻、王邑“多赍珍宝、猛兽”, “欲视富饶”, “以助军威”, “用怖山东”。王莽几乎征调了一切可以征调的军队，并征用了全部资财，用以进行这场生死攸关的战役。
在这一系列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五月，王寻、王邑统率会集起来的各州郡兵，号称百万，浩浩荡荡地直奔颍川。对这次新军出师盛况，史书上做了这样的描述：“旌旗辎重，千里不绝”, “车甲士马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
汉军得知新军由洛阳南下的消息，立即派太常偏将军刘秀等将兵数千人邀击于颍川西北的阳关（今河南省禹县西北）。由于诸将被新军的声势所吓倒，慌忙逃回，“驰入昆阳”，而使汉军失利。
王寻、王邑在颍川郡，又会合了被汉军击败的严尤、陈茂的残部，一起杀奔昆阳而来。
当时昆阳城内的汉军只有八九千人，面对“军陈数百里”的新军，加之初战的失利，昆阳笼罩着惶惶不安的气氛。面临强大敌人，不少将领十分恐惧，怕再见不到自己的妻子儿女了，打算放弃昆阳，往其他几个县城疏散。
在大敌当前、内部军心浮动的情况下，年轻的刘秀既没被新军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也没有因为阳关初战失利而灰心丧气。他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指出：虽然昆阳城“今兵谷既少，而外寇疆大”，但只要“并力御之，功庶可立”，表示出战胜强大敌人的坚定信心。接着，他进一步论述不能放弃昆阳的理由，他说：大敌当前，“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既破，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
诸将平时看不起刘秀，但在万分急迫之下，都慌了手脚，只好向刘秀请教。刘秀周密部署：令王凤、王常坚守昆阳城；自己和宗佻、李轶出城到定陵、郾城等地收集援兵，伺机对敌军实行内外夹攻，以克敌制胜。刘秀如此从容不迫，指挥若定，表现出卓越的军事素质。
刘秀的主张是正确的。攻入颍川郡的汉军是一支钳制部队，它的作用，一方面扩大汉军的控制地区，扩充队伍，收集资财，支援围困宛城的汉军主力；另一方面则钳制颍川郡的新军，使其不能援救宛城，这样就掩护了主力队伍加紧攻击宛城。如果在新军大军压境之时放弃昆阳而不守，部队分散，围困宛城的主力又不能抽出兵力援救，必被新军各个击破。“诸部既灭”，围困宛城的主力就失去了屏障，新军挥戈直指宛城，“宛城未拔”，汉军主力便将处于坚城之下，后面大军乘之，在这腹背受敌的危境中，被击溃或被歼灭的结局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坚守还是放弃昆阳，关系到汉军生死存亡的大局。
刘秀率宗佻、李轶等十三骑趁新军对昆阳尚未合围之前，借着昏黑的夜色，突出南门，沿昆水北岸急驰向东，到定陵、郾城等地调集援兵。
王寻、王邑所率领的新军，根本任务是路经昆阳南下去进攻围困宛城的汉军主力。但当新军到达昆阳城下的时候，王邑就想把昆阳围困起来。严尤虽然在育阳曾败于汉军，但在谋略上还是略胜王邑一筹。他劝王邑不要屯重兵于昆阳城下，而应把主攻方向定在围困宛城的汉军主力。他说，“昆阳城小而坚”，不易攻下，“今假号者在宛，亟进大兵，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如果王邑把军锋直指宛城，汉军主力不仅腹背受敌，而且无法集中，加上新军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汉军的失利就会成为定局。然而，王邑是个无战略头脑的莽夫，依恃自己是王莽的近亲和心腹，总揽军事指挥大权，骄横不可一世，刚愎自用，以为只凭军事优势就可以一举荡平昆阳，然后鼓行而前，直逼宛城。他说：“今将百万之众，遇城而不能下，何谓邪？”“百万之师，所过当灭。今屠此城，喋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邪！”他沉溺于眼前的小利和为攫获虚荣，遂下令把昆阳“围之数十重”, “列管百数”，把众多的军队屯聚在小小的昆阳城下，“旌旗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但兵力无法展开，数量上的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小而坚固的昆阳，却正好便利于汉军的防守，八九千人的汉军凭城据守，弥补了数量上的缺陷。据守昆阳的汉军，大部分是由起义的农民组成的，王凤、王常等将士对新莽王朝的反动统治都有刻骨的仇恨，因此，上下齐心，同仇敌忾，威武不屈，作战英勇顽强。尽管王邑令造“云车十余丈，瞰临城中”，向昆阳发起猛烈进攻，“积弩乱发，矢下如雨”，使“城中负户而汲”, “或为地道”，或用“车輣撞城”，日夜攻喊不止，但都被守城的汉军挫败。汉军坚守昆阳，不仅钳制了新军，保证了汉军主力攻取宛城，同时，也为刘秀、宗佻、李轶等调集援兵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新军久攻昆阳不下，严尤又建议王邑：“‘归师勿遏，围城为之阙。’可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下。”王邑没有采纳。“王凤等乞降，不许”，坚持屠城的错误战术。王邑等自以为攻取昆阳“功在漏刻”, “意气甚逸”，失去了挽回战争败局的任何可能。
正在王邑得意扬扬的时候，六月初一，刘秀、宗佻、李轶等调集的定陵、郾城等地的援军开到昆阳城东一带，对新军实行战略反攻。对于汉军援军的到来及其可能引起的战局变化这一严重情况，作为一军统帅的王邑没有进行任何必要的分析和认真的研究，仍然迷信于军事上的优势，不把汉军援兵放在眼里。当汉军的援兵先锋部队步骑千余人，在刘秀率领下在距新军四五里的地方列好进攻的阵势时，王邑恃强轻敌，仓促间只派数千人临阵迎战。刘秀率先冲击，新军被“斩首数十级”。汉军诸将惊奇地说：刘将军平时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却如此英勇。故上下同心，拼死杀敌，连战连胜，歼新军千余人，新军溃不成军。汉军取得了战略反攻的首战胜利。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这是非常精辟的论断。新军与汉军援兵的首次战斗正是这样。新军四十余万，对于只有数千人的汉军援兵，无论从数量上、装备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但由于王邑轻敌麻痹，毫无准备，轻率决定派数千人迎敌，面对汉军援兵则失去了优势。汉军援兵虽然对整个新军说来，明显地处于劣势，但在局部，又处于战役的主动地位，因此，一战而胜，再战又捷。“诸将既经累捷，胆气益壮，无不一以当百”。而新军作战兼旬，不能攻拔昆阳，又迭败于汉军援兵，军队疲惫，士气低落。新军前阻坚城，后有汉军援兵，腹背受敌，两面作战，处于被动地位。
此时，汉军主力已拔宛城三日，但由于军情隔绝，加之更始政权初创，统一指挥协同作战能力较差，汉军主力没有驱师援助昆阳，这对坚守昆阳和援救昆阳的汉军都是不利的。刘秀等人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不利地位，如果与新军进行一个一个阵仗的争夺，稍不慎，便有被击破和被消灭的可能；他同时又看到王邑麻痹轻敌，调动无方，所率队伍各部是从各郡抽调来的，互不熟悉，战斗配合不协调的弱点。于是，刘秀一方面制造了一个宛城已被攻克的假战报，用箭射入昆阳城中，鼓舞守城汉军士气；同时又故意把假战报泄漏给新军，瓦解敌人军心。另一方面，他决定组织“敢死者三千人”，突击新军的指挥中枢——中军，打乱新军的指挥系统。
汉军敢死队在刘秀率领下，穿插于新军各部之间，由昆阳城东穿插迂回到城西昆水（今灰河），又从昆水上直冲新军中军。面对汉军敢死队的攻击，王寻、王邑仍不放在心上，既没有对昆阳城内防守的汉军部署切实有效的防御，也没有集结更优势的兵力对汉军的敢死队进行强有力的反击，而是“敕诸营皆按部毋得动”, “自将万余人行阵”, “独迎”汉军。在汉军敢死队的攻击下，王寻、王邑所率新军大败，其余各部“不敢擅相救”，汉军乘胜杀了王寻。昆阳城内的王凤、王常等见新军阵势大乱，率军从城内杀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新军兵败如山倒，向北逃窜，“走者相腾践，奔殪百余里间”。这时正赶上雷声滚滚，狂风夹着暴雨迎面扑来，“滍川盛溢”，北逃的新军“士卒争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之不流”。王邑带着身边残部数千人，踏着被淹死的士兵的尸体渡过滍水（今河南省叶县北大沙河），逃到洛阳。从各郡征调来的残部“各还归其郡”，汉军“尽获其军实辎重、车甲珍宝，不可胜算。举之连月不尽，或燔烧其余”，获得了昆阳之战的大胜利。
昆阳之战，已经初步显示出刘秀过人的军事才干和卓越的军事思想。
开战之初，双方兵力悬殊，王寻、王邑军四十余万，粮草兵备千里不绝，又有虎豹等猛兽助阵；刘秀军守昆阳九千，分散在定陵、郾城等地者也不过一万余人，合计兵力二万，双方兵力二十比一。刘秀面对强敌，冷静分析了军事形势，确立了战略战术方针。
其一，孙子云：“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 “乱出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刘秀冷静分析了客观形势，在强敌压境之时，我方决不能乱，必须稳定军心，说服王凤等“我专为一”，集中兵力，死守昆阳，抗击新军；如若分兵自保，宛城未克，汉军主力不可能来援救，昆阳必失，顷刻之间全军覆没，玉石俱焚。他提出的集中兵力与新军一搏以求生存的方略，不仅说服了昆阳守军，也得到定陵、郾城将士的支持，实现了孙子所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民心、军心的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刘秀的胆识赢得了军心，万众同心，在昆阳与新军决战。
其二，刘秀根据“昆阳城小而坚”，易守难攻的特点，确定以九千兵坚守昆阳城，抗击寻、邑几十万大军的围攻，正是运用孙子“死地则战”, “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用兵原则，即所谓置之于死地而生。他告诉全军将士已身陷敌人四十余万大军的包围，身处绝境，只有殊死战斗，才能求生存。所以刘秀统领的军队总计不过二万，但可以一当十，十当百。
其三，王寻、王邑拒绝严尤的正确意见，过分逼迫汉军，又不允许昆阳守军投降，致使五月围困昆阳，攻城月余不得下，师疲劳顿，士气怠惰。刘秀深知“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趁新军松懈疲惫，在昆阳城东南予以挫败，挫其锐气，动摇敌心，同时以事实说明新军是可以战胜的，“诸将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鼓舞了士气。此外，也迷惑了新军，王寻、王邑摸不清汉军主力从何方进攻。
其四，孙子云：“兵者，诡道也”, “故形人而我无形”。也就是说指挥战争是一种诡诈行为，施用各种阴谋诡计欺骗敌人，使其不知虚实，捉摸不定。刘秀巧妙地运用孙子“诳事于外”的方法，在决战前夕，指使人伪造攻克宛城的捷书，通报昆阳城中的王凤、王常等守军以坚其心；又假装遗失捷书，故意让新军拾得，使新军生疑动摇。刘秀所布的疑阵一石二鸟，既迷惑了敌人，又鼓舞了己方士气。
其五，刘秀深知兵贵神速，“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把此次战役的突破口选在昆阳城西。刘秀亲自率三千敢死队抢渡昆水直冲敌军“中坚”，是使用孙子的“擒三将军”之法，乃“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是“擒贼擒王”的战术。刘秀乘锐击溃王寻、王邑军，昆阳城中汉军乘势冲出，内外夹击，新军全线崩溃，弃尸百里，王莽四十余万大军几乎全部覆没。
昆阳之战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它是汉军与新莽政权的一场战略大决战，昆阳大捷消灭了新莽新军的主力，敲响了新莽政权的丧钟。是年九月，汉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新莽政权灭亡。
昆阳大捷，创造了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得到了现代军事家毛泽东的高度赞赏。毛泽东在他的军事著作中，曾两次高度评价过刘秀指挥的这场名垂青史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