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纳穆诺看来生命最具悲剧性格的是爱。由于人的生物性，爱的最后目是为了种族的绵延，爱本身是精神中的某些肉欲，而性爱就是寻求永存之道的创生典型。为了说明爱的目的，他深入到生命原始创生的本能形态进行论证，生命的更新，在于局部的死亡，生存便是付出自己，寻求永存，而肉体爱的亢奋，创生的痉挛，就是一种复活的感觉，一种在别人身上更新自身生命的感觉。
爱的本质具有某种悲剧性的破坏力，这种破坏力依然表现在动物性的本能上，当两性不可抗拒狂热结合时，也扯离了他们的灵魂。其中夹杂着爱与恨，彼此的纠斗，是为了另一个生命的新生。彼此尝试着去拥有对方，透过对方寻求生命的永存，同时也获得自身的宣泄和狂喜。
从生命底层初始状态释放出爱的本质，不是理性所图解的爱的真谛，它是人生命的本能激发的潜在能量。当然人的本质具有社会形态的特性，但乌氏所强调的是作为生命体不容忽视的内在动力，是作为人的生命繁衍的驱动力，从宇宙生命体宏观的角度看，尽管人们对爱做出多么甜美或崇高的赞颂，但它的本质不会更变，无论是放荡追求肉欲还是虔诚地投入所谓的情感浪漫，当两性结合的刹那，不可避免地释放动物的本能，而这冲动就是人类赖于延续的程序。从这个层面来说爱可以认为是欲望是感觉，包括所谓精神的爱在实质上也属于肉体的成分。
乌氏的观点与叔本华的论述如出一辙，在《性爱的哲理》.一文中，叔本华将爱情界定为“是希望新个体的生存意志而已。”他的观点更加鲜明，在情侣爱恋的眼神相交的一刹那就以开始燃烧着新生命的火焰，而这个新生命就是他们结构良好的个体。生存意志是叔本华解释世界的哲学理论基础，而他把性欲作为生存意志的核心，是一切欲望的焦点，是求生意志最完全的表现和形态，性爱是人类延续永存，同时也揭开了另一个人生的序幕。叔本华的生存意志是宇宙万物发生发展的本体，意志就是冲动、本能、奋进和渴望，是初始的、先在的没有终止的界限和最后的目的。人的全部本质就是生存意志，是这种生存意志的的客体化显现。
叔本华也通过生物性来说明他的基本理论，两性之间强烈的吸引力和结合是由于各种生物的种族求生意志的表现。恋爱最大的悲剧在于种族延续的意志远比个体意志强烈，在他看来大多婚姻是不幸的，恋爱的幻想使人盲目，但种族的意志在达成任务之后，这种迷妄便立刻消失，此后的就维持在悲剧性的忍耐中。如叔本华的观点，双方追求的目的，并非是自己的事情而是新生命，只不过是由于受到爱的幻想的迷惑，他们误以为对方是自己所追求的目的，误以为本来对种族有价值的事也有利于个人，但这是幻想，这种种族的目的达成后，随即消失无踪。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人类本质的根柢是种族，它具有比个人优先存在的权利。因此恋爱和预期是相反的，个体并不比从前幸福。当然这情形当事者并无所知，还以为是追求自己的幸福。恋爱中的人们要控制几近疯狂的欲望是根本做不到的，我们存在的核心是难以打破的，而且这正是这种本质核心永存于种族中的直接保证，这是内在的本质是人类意识核心的根底。因而恋爱是求生意志的表现，是人生解脱的叛徒。
可以看出乌纳穆诺与叔本华在关于爱的本质有着几近相似的结论，两人都是从生物性的角度来进行探讨，人类繁衍驱动力来自爱，而爱的本质都是为了种族的延续，那些海誓山盟狂热的爱情都是激情过后的暂时迷幻。当然这种本质是人意识所并不能清晰认知的，这种本质是人类延续的内在动力。想在爱中寻求解脱和慰藉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很难达到，爱的最深处包含着最深沉的永恒的绝望。
与肉欲爱相对应的是精神爱，它是人类对爱的理性表达，精神爱的本质是怜悯，是脱离了动物本能的，怜悯成为理性人的爱的本质。爱越深，怜悯也越深。精神爱来自于肉欲的死亡。人之所以彼此以精神相爱，必是它们一起领受同样的悲苦，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共同承受痛苦磨难相互依存携手前行，而这种相互依存必定产生相互间的怜惜而互爱，爱即怜悯。如果肉体因愉悦而结合，那么灵魂将因痛苦而结伴。
这种怜悯之爱穿透心灵深处承载着不安中的渴望，这欲求引领你转向内在，此时你会触摸到自己的空无，无限和永恒离你而去，随之而来的是对自己专注的怜悯，是一种损耗你的自爱。它带来的是强烈的绝望和虚无感的意识，这种意识迸现的火花，在无限和永恒的黑暗里稍纵即逝。而精神自爱的怜悯“将会扩展为所有存在物的普遍的怜悯，闪亮在遥远的夜里的星子，终有一天会熄灭为尘土，不再闪亮，不再存在。”你专注审视自我，透过怜悯的意识会扩展到对宇宙大自然所有物普遍的悲悯与怜爱。
为了达到对宇宙宽广博大的爱，你必须对一切事物人格化，感受到大自然万物生命如同星子般消失无踪，此时你的意识会与万物彼此通感，透过人格化，我们会发现爱“变得巨大而有活力，坚强而又丰盈。”
将爱的怜悯上升到人格化的宇宙之爱，实际上是西方文化信奉的泛神论思想，具有崇敬生命终极信仰的意义，对人生怀有寄托，对生命抱有敬畏之感，虽然最终会归于上帝之爱，但此时的上帝是具有万有人格化的神，它是属于宇宙的永恒，属于大自然万物生灵。乌氏正是从这个角度对爱的怜悯加以深化，他没有一味地放任生命悲剧意识使人无望，也没有陷入到个体自爱狭隘的悲恋之情不得自拔，引导人们在空无中寻求新的支撑和慰藉，在人与万物相互体味和参照中感悟到共同的生命悲悯意识，从痛苦挣扎中解放出来。
受苦是自我意识的途径，由于自我意识是对于自己的极限意识，那么受苦受难的极限体验终会使自己获取深思的意识，并切肤感到自己的存在。人生大多都在不完美和挣扎中度过， 在所难免经受若干苦难，我们始终在追求所谓的幸福，但不尽如意的现状折磨着你，求知的欲望总会与我们的能力冲突，怜悯由此而生。而同命相连是我们对那些相像事物本能的怜悯情结，越是意识到彼此间的相似，我们的怜悯也越多，在受苦中以共同的情感相互连结。此时我们的意识拓展，感受到一种跟我们的行动相似的意识状态。“听到我的同胞发出痛苦的呼声，我自己的苦痛也随之甦醒，并且在我的意识深处发出同样的振颤。同样的，我也感觉到动物的痛苦，以及树木的枝桠折裂时的痛苦”。
引用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观点，人类历史中自然产生的哲学，其语言是在神人同形的和创造神话的过程中产生了思想。他的起源属于形而上的，感觉到，想象的，而不是推理或抽象的。古时先民有一种天赋的内在才能，以充沛的感情和想象滋润他们，在惊异中对万物的普遍觉知并依他们的天性理念去编织事物，成为永恒的性质。如今充满理智抽象认知的时代，当然不可能再进入先民的广大想象世界，但我们的心智一直被虚幻的不存在的事物盘踞。我们尝试压制这种神话创造的或神人同形的历程，试图达到思想理想化，这是没有价值的。然而，我们用以思索的语言本身让我们避免如此做，语言作为一种隐喻系统，仍然能在其本身感悟到其神话创造、神人同形论的感性基础。如果一味地强化纯粹理性的哲学，只能是一种缺乏对人性和生命关怀的虚无理论。
正因为我们有意识，所以我们能够感觉自己的存在，这种感觉的存在，不是理性推论出的存在，它比知道自己的存在具有更大的意义。哲学中的存在、客观实体来自于观念、意象、概念、知觉等，它凭藉着语言体系传达出称之为客观世界的事物。然而感觉可以使我们从个体的事物触动我们对其它个体事物的存在，并上升到彼此间都能溶入到人格化的自我之中。相比感觉存在的意义，理性存在则把一切事物机械化或物质化。
从中看到乌纳穆诺在对个体生命意识更深入的探讨中，始终将重点放在生命内在的矛盾冲突的成因演化上，在他看来生物性的意志力量左右着我们的意识，这股力量走向意识的渴望，这渴望正是激发生命体的种种欲求。在本章乌氏化了很大气力推崇万有宇宙人格化意识，这人格化的来源基础则出自于我们的爱及怜悯，通过爱和怜悯的感觉会引发出对大自然万物与我们自身的相像处，深深感受到由于内在的不和谐引起的痛苦，而在我们意识中的同情、想象则能牵动我们自身的痛苦和悲悯并赋予一切事物以人性，使一切事物人格化，致使一切事物都与人类相互认同而成为一体。
人格化意识或者泛神论思想体现了乌氏对生命的人文关怀，强调个体生命意识内在冲突对人性的影响，由于他摈弃理性主义的逻辑思考，使他的观点显得没有缜密的论证支撑，尽管行文彰显出作者的炽热情感，但泛泛的随笔之谈仍显得缺乏理论厚度。但也正因为他过分夸大的非理性因素，渲染个体意识的主导作用，却能给予人以启发，使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来审视人的本质，这也许正是我们所忽视淡漠的，他的许多观点不正是我们欠缺的吗，在理性主义大行其道的岁月，漠视人的生存权利，出卖灵魂苟且人生，不都是打着貌似真理的理性旗号干着灭绝人性的事吗，理性至上使我们压抑个性发展，而受压后的个人欲求却以一种扭曲的躁动反弹对社会造成危害。尊重人的权利已成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体现社会的和谐和正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乌氏的一些观点不正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理念所契合，如以人为本、保障人权、重视个人诉求、体现个体价值、人物相和等，从深层次看都是生命意识在社会活动中所不可或缺的原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