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变，亦称土木堡之变，指发生于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明英宗朱祁镇北征瓦剌的惨败事变。
土木堡是位于中国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境内的一个城堡。土木堡坐落于居庸关至大同长城一线的内侧，是长城防御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统十四年六月，瓦剌首领也先大举进兵明境，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不顾群臣劝阻，七月明英宗令皇弟朱祁钰留守，亲率大军出征。
明成祖朱棣驾崩后，其长子朱高炽即位，即明仁宗，仁宗即位仅一年就驾崩，接着仁宗长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年号宣德。这段史称“仁宣之治”。宣宗喜好养蟋蟀，许多官吏因此竞相拍马，被称为“促织天子”，同时明宣宗设立内书堂教宦官读书，为明英宗时期的太监乱政埋下隐患。
宣宗驾崩，九岁的太子朱祁镇继位，即明英宗，年号正统。王振大肆揽权，将明太祖留下的禁止宦官干政的敕命铁牌撤下，举朝称其为“翁父”，明英宗对他信任有加。王振擅权七年，家产计有金银六十余库，其受贿程度可想而知。
瓦剌逐渐强大，明正统十四年首领也先率军南下伐明。王振耸使明英宗集结二十万京营御驾亲征。大军离燕京后，兵士乏粮劳顿，八月初大军才至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路溃败，惧不敢战，又令返回。回师至土木堡，被瓦剌军追上，士兵死伤过半，随从大臣有五十余人阵亡。明英宗突围不成被俘，王振为将军樊忠所怒杀，史称土木之变，是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兵部侍郎于谦拥戴明英宗弟弟朱祁钰即位，即明代宗，年号景泰。于谦升任兵部尚书，决定坚守北京，整顿边防积极备战，随后南直隶、河南、山东等地勤王部队陆续赶到。同年十月，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也先安置明英宗于德胜门外土关。于谦率领各路明军奋勇抗击，屡次大破瓦剌军，也先率军撤退。明朝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于谦力排众议，加紧巩固国防，拒绝求和，并于次年击退瓦剌多次侵犯。
瓦剌也先释放明英宗，明代宗因为皇权问题不愿遣使迎驾，把明英宗困于南宫（重华宫）软禁，并废皇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见济病死，明代宗迟迟不肯再立朱见深为太子，俨然有夺正之态，英宗、代宗因而严重对立。
景泰八年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趁着明代宗重病之际发动政变，拥戴明英宗复辟，贬明代宗为郕王，改元天顺，史称夺门之变。明英宗复辟后，废除自明太祖恢复的殉葬。之后因内部政变流放徐有贞，因曹石之乱诛杀石亨、曹吉祥等人，任命李贤等贤臣治国。
土木堡战役是汉族战争史上继靖康之难后的又一场耻辱之峡，也是一场无战争经验的人凭主观意念而指挥的一场奇葩战争，这一战差一点使南明提前来临。
靖康之难有许多无法避免的因素，因为北宋太弱而金国太强，而土木堡战役的失败完全有人的因素，是一个昏庸的皇帝和一个腐败的太监导演的一场战争游戏，结果皇帝被掳，太监被杀，明朝的拐点提前来临。
其实这是一场不应该失败的战争。因为明朝是周边环境最好的一个朝代，明开国太祖朱元璋和第三代皇帝朱棣已经为明朝江山奠定了基础。蒙古人的势力已经并不强大。
对于朱祁镇的亲征，完全是一种作秀，其实并没有必要性。这里面主要是权欲和私念的膨胀。
当时朱祁镇刚刚亲政，独掌大权，对皇权有着一种特殊的贪娈，太监王振也长期被压抑，正好想乘机捞取资本，就这样，一主一奴不顾众人的反对，执意要导演一场皇帝亲征的轰轰烈烈的好戏。朱祁镇和王振都没有作好战争的准备，更不知道战争的千变万化。
一场志在必得的讨伐战争变成了包肉饺子的残酷流血战役，朱祁镇是哑巴吃黄连，说不出的苦。
王振自作自受，死有余辜，而朱祁镇却成了阶下囚。当然他与北宋的两位皇帝完全不同，北宋是亡国了，南宋朝庭完全无心去救他们，而朱祁镇时大明王朝还劫数未到，于谦的力挽狂澜，救了大明，也救了朱祁镇，蒙古人既不敢杀他又不敢怠慢，最后也同意放马归来。
朱祁玉也不是一个具有宽大胸怀的皇帝，大概是基因的关系，这兄弟俩都不是好鸟。
既然你已经夺了人家的皇位，而且已经接纳他回来，那么就应该善待他，不至于落井下石，废了太子，还软禁了朱祁镇，八年牢笼生活足于使他刻骨铭心，仇恨由此而生。
朱祁镇也就是一个私利小心，什么家国理念，什么忠孝礼仪，全然抛弃，复僻后马上进入报仇程序，于谦本是大功臣，有救国救命之恩，然而朱祁镇放不下八年软禁之恨，残忍地杀了于谦，足见其虎狼之心。
一朝天子一朝臣，一臣不侍二主，这似乎是定律，其实这却体现了朱家皇帝心胸的狭隘，唐朝李家天子比他们高大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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