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在遵义会议上的“主报告”中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敌人过于强大”，“战略上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这就相当于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了敌人和下级。
而周恩来“副报告”强调的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不但做了自我批评，还主动承担了责任。
博古原以为，自己做完报告，等大家讨论之后形成个决议，也就算把会开完了，但他远远把问题看简单了。
周恩来发言结束后，毛泽东说“洛甫（张闻天）同志有材料，要念一念。”这显然不是会议的事先安排。
张闻天从批评博古的“主报告”不正确开始说起，尖锐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战略战术、不利用福建国民党十九路军兵变的时机、不顾敌情机械地坚持要与二、六军团会合等错误。
同时，张闻天还大量引用斯大林的语录，详细批驳了把红军的损失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的说法，认为如果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敌人的‘围剿’根本就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结论。”
张闻天的批评令博古无比震惊，因为批评他，就是批评早已被他奉为太上皇的共产国际顾问李德。
此时，博古和李德的心情已经抑郁到了极致，但这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还没有开始发言呢！
毛泽东
其实，遵义会议真正的重头戏正是毛泽东的发言。
自从在宁都会议被排挤出领导层以来，已经4年多了！毛泽东胸中的真知灼见瞬间就像火山喷发了出来。
毛泽东的发言长达2个小时。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情到军情；从中国共产党的遵旨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再到中国内战的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从“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狂热和革命的急性病”，到“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拼命主义”等等，毛泽东出口成章，侃侃而谈啊！他的讲话让与会者，尤其是那些军团指挥员们听了很顺耳，他们在毛泽东的诙谐幽默中不断愉快地开怀大笑。
毛泽东天马行空的发言最后落在了李德的军事指挥上：“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毛泽东的语言似重锤落下，以往狂妄自大的李德瞬间变成了霜打的茄子，闷声坐在那里弯着腰低着头不停地抽着烟，一言不发。
超出会议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也就是橘林谈话的内容。王稼祥因为病重，本来是躺着的，他挣扎着坐了起来，说了简短的一句话，但这句话字字千钧：“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
之后，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等领导人都分别做了发言，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提出批评意见。
朱德
朱德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其他领导人也都表示赞同毛泽东的观点，批评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
此时，唯独一个共青团书记凯丰站出来为博古打抱不平，尤其是在王稼祥提出让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后，凯丰用讽刺的语言说毛泽东“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三国演义》”，怎能与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李德相提并论？还认为博古的报告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批评是偏激的。但终也没有掀起什么大浪来。
最后，会议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正式解除了“三人团”取消了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鸡鸣三省会议——
1935年2月3日至5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位于云、贵、川交界的贵州省毕节市林口镇鸡鸣三省村，召开了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
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实现了中央集体最高权力的平稳转移，博古将总负责人的权力交给了张闻天，彻底结束了博古对党中央和和红军的重要影响。自此，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长达10年之久，直到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
扎西会议——
在红军向扎西地区集结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扎西境内连续召开会议。
会上，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在之后的分工中，“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自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伙伴关系开始确立，直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先于毛泽东逝世。
同时，还讨论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它对中央红军与全国各地红军突围转移，粉碎“围剿”，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后来，在1935年3月4日的鸭溪会议上，又成立了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这是继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再一次正式拥有军职。之后，又在3月10日召开的苟坝会议上，由张闻天提议，成立的新的“军事三人小组”，毛泽东正式进入军委领导决策层。
这标志着遵义会议最终的圆满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