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从安邑迁都大梁的时间，各家史书记载不一。《史记》、《资治通鉴》都认为是在公元前339年（即魏惠王三十一年），然而《竹书纪年》则记载前361年（即魏惠王九年）。
近现代多数倾向于后一种说法，笔者也同此。具体原因就不掰扯了，在没有坚实证据的前提下，注定不会有定论，只能看各自的倾向。
※公元前361年战国大势图
但巧合的是，无论是那种说法，魏国迁都的实际原因居然都离不开秦国的威胁。
比如《史记》——
“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秦用商君，东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为太子。”
《资治通鉴》也说：
“卫鞅伏甲士，袭虏公子卬，因攻魏师，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
这应该是公元前340年的战事。概括说就是商鞅借着双方结盟的时机，突然扣押了魏国公子卯，魏军没有了主帅指挥，被秦军偷袭大败，河西地区多数落入秦国之手。因为安邑距离河西太近，所以鉴于秦国的战略威胁，魏国决定迁都到东方的大梁。
实际上这是秦魏之间第四次河西之战。
而魏国于前361年迁都大梁，则主要是因为第三次河西之战。（之前两次我们前面的文章已经讲过，主要因为吴起的作用，河西地区被魏国攻占和持有。）
这一阶段持续时间主要在前366-前361年，即魏惠王继位初期。而具体的战争背景，则要追溯到魏惠王的父亲魏武侯身上。
公元前386年，以天下霸主自居的魏武侯干了两件“挫事”，一个是扶持赵国一位公子和赵敬侯争位，结果不仅未能如愿，反而得罪赵国，给赵韩魏三国联盟制造了第一道裂痕。
第二个就是打算“护送”秦献公回秦国继位。秦献公从十岁开始就住在魏国，一住就是三十年，他对魏国的感情以及和魏武侯等人的交情不可谓不深。然而秦献公太明白魏武侯此举背后的深意，所以他婉言拒绝了。
当然，在离开魏国的时候，秦献公还是十分感激魏武侯多年来的照顾，他郑重立下誓言，只要魏武侯还在世，秦国就绝不会和魏国开战。
据说魏武侯听说后很不舒服，估计当时在想：“啥意思，你小子一定会比我活得更长？”当然，他主要是对控制秦献公从而控制秦国的战略设想落空而赶到失望吧。
魏武侯于前370年逝世，秦献公“言出必行”，坚守了自己的誓言。正如他所说，魏武侯活着，秦国不动手，魏武侯一死，可就不好说了。
此时的秦国，在秦献公多年来的大力改革下面貌已经焕然一新，国力也开始蒸蒸日上。提起此事，魏国绝对“满脸是泪”。
因为秦献公所有的改革举措，都是从魏国身上学来的。他在魏国住了三十年，对于魏国通过变法运动等手段强势崛起，成为战国初期头号强国的过程“历历在目”，尤其是前两次河西之战秦国被魏国痛打的耻辱，让他下定决心要师法魏国、振兴秦国。
也就是说，秦国是借鉴魏国模式发展起来的，现在反而成为了魏国的敌人。
经过三四年的准备，秦献公决定向魏国开战，抢回具有战略意义的河西地区。公元前366年，韩魏在武都筑城，秦军发起攻击，击败两国联军，揭开了“三战河西”的序幕。
最大的战役发生在前364年，这一年，秦魏双方在石门山展开大规模会战，所谓“石门之战”。此战秦军大获全胜，歼敌六万余人，魏军大败溃退。
这一战应该是战国以来，秦军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影响巨大，据说连周天子都被惊动了，就此封秦献公为侯伯，也就是霸主的意思。
此后秦国乘胜而进。前362年，魏国和赵韩两国开战，双方在浍水展开战斗，秦国趁火打劫，同时出兵。魏军击败赵韩联军后挥师西向，秦魏在少梁展开决战。
※秦魏“三战河西”示意图
少梁之战魏军又大败，连主将公孙痤都被秦军俘虏了。好在早年他对待秦献公很不错，所以秦献公不仅没羞辱他，反而好好招待一番，放他回国了。
此时的战略大势无疑大大有利于秦国，然而一个意外事件打断了秦国全盘攻占河西地区的进程。很简单，同年或者下一年（即前361年），也就是“少梁之战”不久后，秦献公就因病逝世了。
而魏国于前361年决定迁都，不能不说与秦国的战略威胁大有关联。看图：
※魏国迁都战略分析图
当时魏国的都城安邑虽然位于黄河以东，但不难见到，它距离河西地区也就是秦国的“兵锋所指”其实并不远。秦国的战略威胁，就算不是迁都最大的原因，也肯定是其中一个。
同时，如果您注意到，前362年的浍水之战，魏国和赵韩开战，也就是说，此时魏国和赵韩两个历史盟友也闹翻了。安邑被秦赵韩三国“包围”的战略态势一目了然。这也是魏国决定迁都的一个原因。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魏国内部对于魏国整体战略方向的研判。在当时看来，魏国的主要战略目标是维持“称霸”的局面，向东发展才是主要方向，而魏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资源丰厚。
综合各种原因，魏国最终做出迁都大梁的战略决策。
那么问题就来了，魏国迁都大梁的战略决策到底是对是错呢？
后世主要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这是当时各国普遍的做法，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比如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就说——
（魏国）自谓承袭晋国，开始第一个起来图覇；迁都大梁以争形势。【……其时旧的国际形态已变动，新的国际形态未完成，各国皆迁都以争形势。如赵则自晋阳迁中牟，又迁邯郸，志灭中山以抗齐、燕。韩则自平迁阳瞿，又迁新郑，意在包汝、颖以抑楚、魏。秦孝公自雍迁咸阳，以便东侵。宋亦自归德迁彭城，以承越之衰而图泗上诸小国，皆是也。】
比如赵国：晋阳——中牟——邯郸。
韩国：平阳——宜阳——阳翟——新郑（灭郑后搬到郑国国都）。
燕国：燕城——临易——蓟——易——襄平。
秦国：雍城——泾阳——栎阳——咸阳。
楚国：丹阳（湖北枝江）——郢都——鄀都——鄢都——陈都——巨阳——寿春。据说楚国还有过其它都城。
相比之下，魏国只迁都一次，算是少的了。（齐国倒是一直在临淄，没有变过。）
也就是说，当时各国为了“争形势”，根据发展方向和实际形势，不断调整战略，迁都正是个中的配合举措，不足为奇。
第二种观点认为魏国迁都大梁是战略上的一大昏招，是魏国从盛转衰的根本决策错误。
比如钱穆先生也随后暗示——
（魏国）次谋统一三晋，恢复春秋时代晋国之全盛地位。不幸伐赵、伐韩，皆为齐乘其后。【粱惠王初起即攻赵，围邯郸三年，拔之。韩则慑于梁威而相从。齐乘其弊，败魏桂陵，秦亦乘间取梁河西地。粱不得不仍归赵邯郸以和。此为梁国图霸初次所受之挫折。其后韩亦不复服梁，梁遂伐韩，为再谋统一三晋之奋斗。五战五胜，韩几不国，而齐又徐起乘其弊，败粱马陵。梁之霸业再挫。】
个中的原因后人当然都很清楚，那就是地缘因素。魏国因为“地处中原，又为四战冲要之区”，尤其是大梁，相比总算还有“山河之固”的前都城安邑，完全是“四面漏风”，所以屡屡被齐国等国家从后方所乘，最终被齐国从霸主的宝座拉下马来。
笔者对此的看法是，这是时代观点和历史观点的冲突。从当时的时代看，魏国迁都大梁并不能说就一定是错，因为当时世界各国的战略目标仍然沉浸于自春秋以来的“称霸”大业，灭国尤其是灭掉“战国七雄”之类的顶级大国，在当时还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如果从“一统”角度看待这个问题，魏国的迁都战略确实是大有问题。而且，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旧的国际形态已变动，新的国际形态未完成”，判定魏国缺乏战略远见也未必就是苛责之论。
也许，历史正是要通过这个典型决策和反面例证，来展示或者证明从“称霸”到“一统”的历史进程中地缘因素的重要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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