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兼备”是基于当代书法四十年来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而提出的，但真正要落实，很不容易，因为书法已经离开了传统文人的“书斋时代”而进入“展览时代”，书法创作突出形式与技法已成必然趋向，书法“美”与文字“用”的功能在渐渐分离。此时提出“艺文兼备”，不是简单回归过去，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探索新的发展。前年在内蒙古乌海举办的“现状与理想——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的论坛上，展览时代书法的可读性与可视性成为论辩焦点。书法界关注到，展览书法的阅读性在淡化而视图性在突出，书法的技法与形式成为价值评判的唯一指向，而文字的阅读功能、书法内在的文化性日渐萎缩。深层问题还涉及书法的美学本质及社会功用，是“形式即内容”还是“文以载道”？这个问题，当代书法人也各执一词。
对于文本审读、文字审读这两方面，总的原则是既要判明正确、决定取舍，又要柔性操作，把握好一个“度”，既不能因艺而伤文，又不能因文而损艺，作品艺文兼备、相辅相成，在文与艺的相互支撑、相互兼容中追求内容与形式的完美。但对具体的问题需要用心甄别、讨论，既要保持创作中文本与文字的严肃性，又不可伤及作者忘我创作中的激情，不可因对文字、文本的过度审读伤及了创作的“锐度”。如此审读，并不能完全保证书法展览中文本及文字不出“错”，因为毕竟是书法艺术创作，由于用字原则的差异及把握尺度的宽严有别，并不能保证每个字的用法都能得到共识，将来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指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在所难免，但我们努力避免无理由的文字“硬伤”。
在“艺文兼备”理念主导下的书法创作，探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开创书法新路。当代“艺文兼备”的创作既与“书斋时代”的文人书法有区别，又不是展厅中纯粹的“视觉艺术”。既要关心“写什么”，又要思考“如何写”，艺与文并重、形式与内容并重、弘扬传统与彰显时代并重，是新时期书法“守正创新”的新课题。书法走进“展览时代”，从作品的文化内涵及艺术的表现力两方面，都给书法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代书法繁荣发展四十年，并且还将继续“热”下去。回顾这四十年来探索前行之路，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如果说上世纪最后二十年是当代书法的探索发展期，则本世纪前十年可称为稳定发展期，而近十年可视为文化深化期。沿着这样的思路研究当代书法发展变化的脉络是很有意义的，并且与当代书法发生的背景——改革开放后各项事业变化发展的节奏是协同的。其中有书法艺术发展内在规律的必然性，也有社会发展大背景对当代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和推动，当代书法在自律与他律之中发展变化，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言：“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让我们顺应时代发展的规律，与时代同频共振，为源远流长的书法艺术在新时代的健康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而努力。
于山间隐士而言，书法是于世俗中自适的人生蕴藉。三国时期，钟繇与胡昭并师于刘德昇，胡肥而钟瘦。司马懿的幕僚、写过《三国志》的陈寿说胡昭“阖门守静，不营当世”。的确，他辞谢袁绍任命，不请曹操礼召，隐去了——去种地、去自适、去当名士。当然，他即便隐去，但在短时间段里也有足够的名声余响保全乡里，使得三路兵将在其居住的地界止戈为武，甘心绕道而去——让人的确心生敬畏与佩服。可笔者还是会惋惜，他那豪放潇洒的书法呢？“钟胡”“钟胡”叫了不少年，虽说二者书法在距离曹魏不远的西晋，也都被秘书监荀勖作为官方学校书法范本，但到东晋时期，胡昭的书迹便没有了消息。相反，当时来看瘦瘦的、小巧的、认真的、恭敬的钟繇，却以神品之位，主导得后世书法家团团转。
当然，隐世者还有东汉三国魏晋之梁鹄、北宋时期的林逋，以及元代之倪瓒，也有如赵文敏、董其昌等思想上的隐逸书风，并不见得就身为隐士，且这种情况占绝大多数。确实早已不知胡昭的后世如何了，但却能得知钟繇的儿子钟会被杀了。梁鸿需要个归隐山林用的烧火做饭且不惹事的丑妻，而你恰恰正好是罢了……让人不禁感叹：何为彰与显，何为隐与默；何为居高声自远，又何为非是藉秋风；不知是死在朝堂上舒坦，还是死在沙滩上惬意；不知是默默者存，还是因为默默而不知其存与不存。但话说回来，这些个生前身后名，对于当事人来说，后世或许没什么相干——不过是每人一个活法，自适而已。
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书名——此书原名《世说》，因汉代刘向曾著《世说》，后人为将二书相别，故命南朝这本为《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改称今名。萧子云还有一本书叫做《东宫新记》，电视剧里也有《新白娘子传奇》已经老得恍若隔世——新语不新，旧语不旧，没有一个故事就只是故事，也没有一个故事发生过就再也不会发生。当下参与其中的人，依然承袭延续着精神层面和行事治学的气场等级。所以，关于书法的尊严和内心的笃定，依然有人愿意付出许多心力，去寻求书写的层次与高下的真理，从而获取进学的阶段动力，自渡而渡人。若明了书法原来存在过的价值，似乎对当下的书写范畴不那么纯粹性狭隘，有所裨益。
有人认为儒家思想强调不可越规，书法讲究的中规中矩禁锢了其艺术的个性、影响到书者情感的表现、扼杀书者的创作激情。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读，儒家文化并不否定创新发展，孔子说过“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蔡元培先生提出的“与时俱进”也是对中国古人“与时偕行”“与时俱化”“与时俱新”观点的概括。但是，书法作为传递信息的实用要求，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写的字要让读者看懂。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写字也是同样的道理，需要学习前人的书写方法、规则，掌握形成共识的书写方法，才能写出让人看懂的字。另一方面，书法作为社会生活的实用工具，不可能不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以满足当时社会的需要。如随着书写内容的增多，原来书写缓慢的篆书不能满足日常交流时，便产生了书写相对简便的隶书。在书写的便捷性得到满足后，书法的艺术追求又主导了书写的创新，如章草，出现之初就是为了书写的快一些，当书写的人从“潦草”中体会到用笔的转承、变化而带来书写艺术性的提升后，经过艰苦的探索，形成艺术性更高的书写规则，章草就成为一种约定的书法。
孙过庭在《书谱》中说：“古质而今妍”，“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鹜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孙氏充分肯定和认可了书法艺术当随时代创新发展，并提出了“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书法传承与创新标准。中国的文字始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时期”，历经2000多年的沿袭和发展，书法也经历由甲骨文、古文（金文）、大篆（籀文）、小篆、隶书（八分）、草书（章草）、行书、楷书、今草等阶段，依次演进，不同时期的书法艺术都表现着不同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的价值取向，也涌现出大量不同艺术风格的书法大家。
书以载道。中国传统书法审美建立在对真、善、美三位一体的感受之中，其中蕴含着作者丰富的精神理想和社会伦理规范的道德内容。当今时代，日常的文字信息传播已由硬笔书写和键盘输入全面取代了毛笔书写，书法艺术的实用性易受忽视，而走向纯视觉艺术的方向。对形式的过度追求超过了书写本身是一种流弊，反映出来的是广大作者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理解不够深刻，表现自我与时代命题没有很好结合。书法艺术归根到底是有文化修养的人在从事的一门艺术，当代书法脱离日常信息传播功能后，其弘扬社会正能量、传播中国人文精神的功能应得到强化，书法应朝着更有文化内涵的方向发展。当代人研习书法需要重新深入经典，杜绝浮躁，与古为徒，加强文化修养，以书写规则的传承为基础，以时代精神为导向，以文化修养为支撑，实现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努力创作书文相协，美文美书相统一的优秀作品。
郑玄鲲，名郑林，字玄鲲，号文忠轩主，当代著名书法家。民族英雄林则徐七世嫡外孙；林则徐研究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国内理事；国际注册美术师；北京市民革中山书画社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书法艺术研究会副秘书长。
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一笔笔铿锵有力，如行云流水，落笔如云烟；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如花瓣般，香气远播，越发清芬；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更如龙蛇竞走、磨穿铁砚；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笔势雄奇，姿态横生，出于无心，其手心两忘；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古墨轻磨满几香，砚池新浴灿生光、或劲键或婉转，或如婀娜窈窕的美人，或如矫健勇猛的壮士，或如春风拂面繁花一片，或如北风入关深沉冷峻；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如壮士拔剑，神彩动人似曼卿之笔，颜筋柳骨神形俱佳；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其色，其形，其浓淡枯湿，其断连辗转，粗细藏露皆变数无穷，气象万千。
郑玄鲲书法作品每年的成交额都会超过1000万元以上，如果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来说，郑玄鲲写下四个字的四尺整张书法，价格一般都在5万元左右。
2019年秋，郑玄鲲曾经写了两个字“观云”，在保利拍卖行上拍卖，规格是四尺整张，估价是5万元，最终成拍价格是16万元。一般情况下，郑玄鲲的每平尺书法润格在6000元左右，但个别精品每平尺润格可能达到2万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