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与永冬泩双月征文第二期【识】
年少时从课本上读到陶渊明，曾扬言最轻蔑的诗人便是他。明明家中有童仆稚子，“环堵萧然，不蔽风日”却不出仕工作，既然心有桃花源的芳菲，又非要“小隐隐于林”。我偏执地以为，他不过是逃避社会责任，不愿像王安石、柳宗元一般，心系社稷苍生，纵使谪迁流落，也要干出一番改革政绩。
后来在飞花令中读到“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宛若一道闪电直击内心。以淡泊佛系而称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原来年轻时，竟也是个愤青。
大好的光阴，满腔的抱负，从建功立业到归隐田园，从剑指长虹到与世无争，有志青年是如何一步步躺平，成为“佛系”生活的代言人呢？
我怀着这份好奇，在浩如烟海的诗书传记中遨游，却越发惭愧于对他的误解之深。诚然，年青时谁还不是个有志青年，也不乏“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之辈。而陶渊明身虽“躺平”，内心却终其一生愤世嫉俗，那些山水田园之乐背后，是从未割舍的民生社稷忧怀！
原来，以淡泊佛系而称的陶渊明，终其一生都是个愤青！
一
陶渊明生于公元365年，一名潜，字元亮，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后期，政治黑暗，贵族腐败，门阀制度森严，阶级矛盾尖锐。其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他的祖父和父亲曾经做过太守这类官职，但到陶渊明时，家境已没落。
陶渊明从小接受儒家的用世思想，胸怀“大济于苍生”的抱负。少年的他在诗中写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他聪慧好学，知识渊博，诗、赋、文都写得极为出色，只可惜满腔政治热血，在这昏庸的时代丝毫无法施展，这成为他日后“躺平”的理由。
“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束职，少日自解归。”陶渊明29岁初仕，任江州祭酒。因无法忍受官场的束缚，不久便归田卸甲。晋元兴三年，他为镇军将军刘裕参军，次年又为建成将军刘敬宜参军，同样因违背本心辞官回家。
原以为自此可以潇潇洒洒，历遍风浪，怎奈何耕植不足以自给。叔父陶夔曾任太常卿，见他生活褴褛，遂引荐其为彭泽县令。彼时正值战乱，陶渊明害怕到远方任职，彭泽县恰离家不远，俸禄也足够他酿酒，便欣然接受。
年底，郡督邮来县巡察，县吏告诉他应当穿戴式，在路口恭迎郡督邮。陶渊明不情愿：“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即日解经去职，并写下传世之作《归去来兮辞》。
诗人在序文中坦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辞职归去，是为“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他宁愿忍受饥寒，也不愿混迹官场违心地逢迎上司。辞中他表达了辞官的决心和心情：“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陶渊明辞官归隐，是对黑暗现实一记有力的耳光。《归去来兮辞》语言清新，质朴自然，透露出他乐天知命的思想。宋代欧阳修曾称赞：“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
二
自他29岁任江州祭酒，至辞官彭泽县令，不觉已是十三年。从三十而立到四十不惑，他一生最年富力强的岁月，献给了浮沉官场。尔后二十年，他不愿再以日渐衰老之躯，行为五斗米折腰之事。他选择归隐田园，不为逃避现实，只为最无声却激烈地反抗现实，诗歌就是他的武器。
在《归田园居》《饮酒》中，他写“结庐在人境”“长公曾一仕”；《拟古》中，他写“少时壮且厉”；《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述酒》《读山海经》中，他写“巨猾肆威暴”“精卫衔微木”；《杂诗》中他写“白日沦西阿”……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少不更事的我，并未从中读出他归隐的无奈与不甘。
“凝霜殓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诗人以青松自比，虽是“卓然见高枝”，却在那门阀制度森严的时代，“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少年的政治抱负已无法实现，他却依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咏荆轲》《读山海经》中，他热情讴歌古代英雄的战斗精神，为心中熊熊燃烧黑暗现实的烈火，又添几把干柴。
陶渊明的田园生活，不仅有“窈窕以寻壑，崎岖而经丘”的山水之乐，还有参加生产劳动的躬亲之趣，接近和歌颂劳动人民，且乐在其中。在当时士大夫鄙视劳动的社会，这本身具有进步意义，使他的田园诗因浓厚的劳动生活气息而备受喜爱。
《癸卯岁始春怀左田舍》《归园田居》《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诗作，都描写了他参加劳动的情景：“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人负来还。”“温原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作为一位封建社会的诗人，早出晚归辛勤耕作，且愿意“长如此”，在中国文学史上极为难得。这不仅是劳动本身的意义，更是劳动观念的变革。他在诗中宣扬依靠劳动而食的真理，“人生归有道，衣食因其端”。他对劳动人民怀有十分真挚的感情，“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他们一起“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相谈甚欢。
三
与历代文人不同，陶渊明歌颂的田园风光，既非美化现实，亦非纯粹欣赏，而是以黑暗现实为对比，衬托田园生活的和美珍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后人称其为隐逸诗人之宗，开创田园一派，评价确实高。
但田园生活并非总是美妙，经常遭遇天灾人祸，就连诗人也常“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更不必说比诗人更为贫苦的广大农民了。而为官者丝毫不关心社稷民生，只顾行溜须拍马、蝇营狗苟之事，可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官场之虚伪。
陶渊明将黑暗仕途比作“迷途”“樊笼”，将自己比作“羁鸟”“池鱼”，不得自由而痛苦。因此他甘愿放下一切，去田园中追寻精神上的自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猛志逸四海，寒翮思远翥”“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等诗句，在他并不平静的内心风起云涌，此为他田园生活之“真意”，却“不足为外人道也”。
陶渊明是田园诗之大家，但我们不应忽视他的政治理想——“世外桃源”。诗人在农村接近人民，深入民生疾苦，就更痛恨当时仕途的黑暗虚伪。“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
他以西北人民逃避秦朝暴政为原型，又根据《三国志》的记载：“田畴人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将自己的政治理想落笔于《桃花源记》。
在这个“社会”中，“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指”。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世外桃源，集中反映了诗人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与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对比。
这是陶渊明对封建社会的批判，他的理想在当时社会当然不可能实现，但其进步意义不可否定。虽受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影响，却是诗人归隐田园后参与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种理想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志士仁人所向往，更凸显了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四
过去常有人，包括我自己，将他当作一位完全脱离现实的飘然静穆典型，这是片面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言：“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伟大”。
“人生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苟且。”陶渊明诗中的躬耕生活虽好，现实中却十分困苦。他在《有会而作》中写道：“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可见他的家境困乏到何种程度！
就在这一年，即公元426年，江州刺史檀道济去看望他，陶渊明已经饿着肚子在家躺了很久。檀道济奉劝他：“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渊明回答道：“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送给他一些食物，他也在《乞食》中写道：“饥来验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即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
艰难困苦之中，他写下《挽歌诗》三首，《自祭文》一篇，最终于公元427年逝世，享年63岁。
“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这是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的自我评价。“愤青”陶渊明，一个伟大的诗人，却落得晚景凄凉，不得不说是时代的悲剧。“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他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不为五斗米折腰、“鸷鸟之不群兮”的品格，也为后世所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