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与他的地理游记

文｜徐敏

这个人游遍名山大川的时候，天下景观统统不收门票。

在中国，没有比他更牛的旅行者

有些书，早闻其名，却一直无缘去读。就拿手头现有的这部《徐霞客游记》说吧，命运便很蹊跷。春节前学校图书馆搬迁，指定由我负责清理图书，顺便将废旧无用之书淘汰出售。开始时，我率领五位女将逐一清点捆扎，秩序井然。后来发现需要处理的馆藏图书太多，捆扎起来异常艰辛，致五位女将牢骚满腹，啧有烦言。无奈之下，只好采纳其建议，将收购废旧书籍的农民找来，用麻布口袋装运。此法固然便捷很多，但收购者恨不能将一馆图书变成废纸，悉数收购；五位不太读书的女将，也亟盼早些完工，毫不心疼。二者一旦形成合力，无异“焚书坑儒”。为此我始终大权独揽，要求所有进入麻袋的废书，必须经我当面审查；蒙尘多年的《徐霞客游记》，就是我在一摞过时的教科书中，意外抽出来的。

当日共计卖书两千余斤，书龄大多在二三十年不等，有的已经干燥发脆，点火就着，送它们去造纸厂适得其所。惟独这本游记，也算与我有缘，过去借阅时一直没有寻着，而今居然自己跑了出来，非天意而何？

自古来，登临山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思绪纷飞者，便要生发种种感慨。形诸笔墨，便成诗文游记之类。譬如谢灵运以山水名胜入诗，竟至开创一代流派；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堪称游记小品佳作。然而诗人文士，莫过是托外物以言情，借山水而抒怀，终不脱个人得失，总牵挂利害关系。真能做到倾其一生精力，遍游山水，又能于所行之处，按日记录，汇编成册，便成地理名著的，千古之下，惟徐霞客一人而已。

在常人眼里，这是一个怪人；在有识之士眼里，他却可谓奇人。陈函辉说他：“童时出就私塾，矢口即成诵，搦管即成章”——少儿时期在私塾读书，即能出口成诵，下笔成文。以如此天资，却偏爱阅览古今史籍及地理专著，而于科举仕途，反倒毫无兴趣，不屑一顾。有次读《陶水监传》，乐得喜笑颜开说：“还是那悦耳的松风值得一听啊。如果能到野外登高望远，有什么地方不能去呢？”进而认为：“大丈夫当朝至大海，暮宿苍梧，岂能自设藩篱局促一隅”。

偏遇着母亲王夫人也是一位奇人，对于儿子的志向，不但不予反对，反而热烈支持。徐霞客18岁时，父亲病故，析产分家，他与母亲同住。因老母在堂，出门常有牵挂，他不敢贸然远游。数年后，家境顺畅，王夫人遂勉励他出门游历山水，并为他治理行装，以壮行色。

及至王夫人晚年，徐霞客考虑母亲年事已高，意欲从此敛足，不再任性远游。为激励儿子，王夫人甚至“以身先之”，令徐霞客陪同她出游于荆溪、句曲一带。白发苍苍的老母，就常常走在儿子前头。王夫人81岁时病逝，那一年徐霞客40岁。此后，他将岁月完全托付山水，外出远游，不再考虑行程、时间，可以率性所至，了无牵挂。

徐霞客之奇，奇在游历山水，与常人不同。他能手持数尺铁棍一根，于无路处逢山开道，餐风宿露，忍饥耐寒，逢食即吃。最令人惊异者，是他天生一副铁脚板，能不假车马，穿越丛莽悬崖，日行百里。夜晚便靠在断垣破壁或枯树下，以松脂照明，记录当天见闻。其游记采用日记形式，按日记程。如登记帐簿，线索清楚；如描画丹青，脉络分明。游行途中，偶逢一人，与他言说某州某地名胜，他掉臂便往。从不轻易放过一处地方。

有次拜访陈函辉，陈问其登临过雁荡山顶峰没有。第二天拂晓，他即步行出发，十天后返回，告诉陈说：“我已经登上最高峰了，还在上面住了三个晚上。” 在他的内心，恨不能把天下游遍，足迹过处，但有疏漏，便是终身遗憾。故而每到一地，必涉常人不临之险，偏爱前人不至之巅。

他终身有一愿望，想通过自己亲历山水，补正前人的错误。他曾对钱谦益说：“前人记载天文地理，大多沿袭旧说，穿凿附会；山川形势，河流走向，自有记载以来，也多局限于中国一隅。”钱是明末清初文学家，大徐霞客五岁，一生博览群书，诗文在当时极负盛名。两人素有来往，钱对徐霞客的印象是：视其面貌，谦卑随和，口不能道，但与其谈论山川形胜，辨识水脉流向，则精神抖擞，滔滔不绝。

这种痴迷旺盛的情结，徐霞客终其一生不衰。1636年9月，他最后一次离家远行，道经南京迎福寺。有僧人静闻对鸡足山仰慕已久，听说徐霞客欲去云南，自愿随同往游，两人顿成知交，结伴上路。先游两浙、九江、三楚。在渡湘江时遭遇强盗，随身行囊被劫一空。静闻禅师为保护佛经纵身入水，受伤发病，死于旅舍。他背负静闻骨灰，继续上路。泛舟洞庭，翻越衡山，遍历七十二峰。再登峨嵋，北抵岷山、松潘。又南过大渡河，到雅安，登瓦屋诸山。复循金沙江一线，南渡澜沧江、北济盤江，出入西南诸境，将贵州、云南风景地貌，尽收眼底。其后过丽江、点苍山，至于鸡足山，葬静闻禅师骨灰于塔林。关于这段往事，徐霞客有《哭静闻禅侣》六首，以寄托其绵绵哀思，数百年后读来，依旧沉痛悲凉。他在引文及第四首诗中这样写道：

静上人与予矢志名山，来朝鸡足，万里至此，一病不痊，寄榻南宁崇善寺。分袂未几，遂成永诀。死生之痛，情见乎词。
同向西南浪泊间，忍看仙侣堕飞鸢。不毛尚与名山隔，裹革难随故国旋。黄菊泪分千里道，白茅魂断五花烟。别君已许携君骨，夜夜空山泣杜鹃。

诗中流露的大悲，又何尝不是大勇。当年贵州、云南一带，地处蛮荒，危峦绝壑，险道长途，对于偏爱绝境探险的徐霞客来说，何处不是险象丛生？他曾经在云南登临一座奇峰，几乎不能生还，赖有天助，才转危为安。但既然将一身托付山水，他便置生死于不顾，从未放弃。

1639年9月，徐霞客再次返回鸡足山游历考察时，双足发病，不能再如往日一般行走。丽江知府木生白请他撰写《鸡足山志》，他受其请托，耗时三月。书成后以病辞行，知府木生白派车马随从送他返家。途中换乘竹轿，行150日到达楚江，人已疲惫不堪。幸遇黄冈县令为他置办舟船，船行6日抵达江口，总算得以生还。这已经是1640年的夏天了。一年后，徐霞客病逝，终年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