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于仕宦的张裕钊
张范津
张裕钊堪称清末大师级的人物，可谓高山仰止。然而与其在文学以及书法方面的成就相比,仕途上的进步则就乏善可陈了,因为他是晚清最具影响力的肱骨大臣曾国藩的高足，是著名“曾门四弟子”中唯一没有官名的人。“国藩即成大功，出其门者多通显。裕钊相从数十年，独一治文为事”，这是《清史稿•张裕钊传》中的一段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在徐世昌等编纂的《清儒学案•张先生裕钊传》中记曰，张裕钊“平生淡于仕宦”，我以为这里给出的解释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可以说，着一“淡”字而境界全出。
张裕钊的仕意之淡是由仕意之浓发轫的。仕途经济一向为文人学子们的首选出路，志向远大才情聪颖的张裕钊既没有生活在真空中，更没有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本领，因此他对科举之途不但有着本能的向往和憧憬，而且还有积极主动的行动。他十六岁即通过童子试考取了秀才，第二年便赴省参加乡试，因其“齿最稚”（《张裕钊诗文集•范鹤生先生六十寿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未中。之后居乡苦读，于二十四岁中举，二十八岁参加会试，官授内阁中书。至此，可以说张裕钊的仕途之路是一帆风顺的。
仕途的正道可谓找对人，走对门，此二法门，张裕钊均已得到。“找对人”——他入京会试即见赏于庙堂清要，礼部侍郎曾国藩，不但亲自召见，而且还收为门徒。礼部侍郎即礼部副部长，正二品。曾侍郎不但是高官，中兴功臣，而且还是晚清文章大家、文坛巨擘，他立德、立功、立言，成就了“中华千古第一完人”的美名，在当时曾国藩可谓一支潜力巨大的成长股。在他的引导提携下形成了“出其门者多通显”的景象。所谓“走对门”——他科举正途出身，考中了举人，通过了殿试，尽管所授内阁中书品级不高，但这毕竟是“部级公务员”，可谓居庙堂之高了，几年后一旦外放，一般都要给个地方大员。然而张裕钊对此不但没有用心“把握”，反而轻易地放弃了。进京两年后，于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八月即辞官，并且“自壬子出都后，即绝意仕进”（《张裕钊诗文集•附录•哀启》第551页）。
俗话说鞋子好看不好看别人说了算，而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张裕钊之辞官是他人生历程中超俗而又不失理性的一个重大转轨。从现有资料看，可以肯定地说，他的这一决定绝非心血来潮的一时冲动，也不是被逼无奈的纯然被动。这其中定然关涉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既有外因的作用，更取决于内因的驱使。
从外因分析。此一时期，对张裕钊思想和行为可能产生影响的起码有三件事。其一，其拜官之次年即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八月，洪秀全陷永安，建太平天国，一场历时十四年之久的大规模反清运动拉开序幕。其二，是年他的家乡“湖北各地，七月间有捻党活动频繁，通城县人民抗粮纷起，清庭严令督缴并惩办肇事罪首”（《张裕钊年谱及书文探讨》闻钧天著，湖北省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其三，恩师曾氏于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七月以江西乡试正考官之身赴任，行抵半路，得母丧，即返湖南湘乡守制，使张裕钊于京城之中失去了知遇甚厚的知己。以上三事，对张裕钊的影响是肯定的，但他从中领悟出了多少社会信息、程度如何不得而知。
再从大的历史进程分析，此时已至满清王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末期，康乾盛世的风韵早已荡然无存，政治腐败，治理无能，官场龌龊，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羲轩尧禹尽尘土，伯益庭坚不可攀。”（《张裕钊诗文集•放歌行》第367页）羲轩尧禹似的圣君已后无来者，伯益庭坚样的名臣求之亦难。此情此景致其“年来心绪冷如冰”（《张裕钊诗文集•新岁口占》第306页）。尽管张裕钊“畴昔少年日”即“抗意追唐虞”（《张裕钊诗文集•秋怀》第320页），并且“早岁心期隘八垠”（《张裕钊诗文集•与友人夜话》第301页）。但由于时代、气质、关注点的差异，张裕钊的政治抱负仅限于文人符号似的理想层面，同李白“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远大志向的浪漫和执着，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政治理想的明晰和自信一样，是无法进入操作层面，因此也是注定难以实现的。“自非松与柏，岁寒谁能持”（《张裕钊诗文集•种花》第292页），既然“自度其才不足拯当今之难”，无才可去补苍天，因此只好“退自伏于山泽之间”了（《张裕钊诗文集•赠吴清卿庶常序》第49页）。作为一介书生他可以出污泥而不染，而于大厦将倾之时，他一孤柱独木怎能挽颓势以回天？在进与退、仕与隐的抉择中，知识分子骨子中固有的清流名士之气占据了上风，张裕钊的治世之志动摇了，对朝廷、对君王的忠信之基塌陷了。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若从内因层面作更深层次的解析，则可看到，张裕钊之辞官无疑是他在特定境遇下基于心性志趣作出的理性选择，是其对自己深度自省之后自知的表现。旧时的官场不啻一架磨灭人性的机器，只要投入其中，不论贤与不肖，都要首先把你粉身碎骨，然后再依其所需进行另一番塑造，政客们是决不容许在自己的群体中有异类出现的。唯其抛弃自我、牺牲自我、甚至出卖自我，才能得到一个新的自我，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对于“颛颛独不化，难与俗为缘”（《张裕钊诗文集•客去》第365页），以追求灵魂高贵为主旨，以保全自我为至上的张裕钊，无疑就是官场死刑的自我宣判，而退出官场则确为再合适不过的选择。做出这样的决定对于常人可能非常痛苦，但对于张裕钊却又顺理成章。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在洗尽多少年来书房油灯熏漬的烟垢，穿上华贵的朝服，封官列品后，张裕钊确实感受到了“故其仕也，则能外势荣”的尊崇和礼遇，但却没有引发他内心的欣喜，反而总有于我如浮云之感。因为他从未把当官作为终极目标，为了当官而当官，为当官而不择手段，特别是因此而葬送本真的自我。他说不论出处仕隐，都要“一惟其职与其志之所必为”（《张裕钊诗文集•送黄蒙九序》第38页），以此为前提，“力所能谋谋之，所不能谋，则听之而已”（《张裕钊诗文集•答李佛笙太守书》第94页），“一有不合，则奉身而去，若脱屣耳”。此即先贤所谓“可以止则止，可以仕则仕。”但不论“仕”还是“止”，“出”还是“处”，“唯其可焉尔”《张裕钊诗文集•送黄蒙九序》第38页）。此处之“可”，是相称、适合的意思，即相称于心、适合于道、“职”“志”称合的理想，是至纯至净的境界，是“唯求不失己而已”（《张裕钊诗文集•附录•哀启》第552页）的要求，这就是张裕钊对于求仕为官的态度。然而，此境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见? 在这样的心境下，辞官岂不由偶然成为了必然？
对于张裕钊而言脱离官场后最好的出路就是文事，从文事中找寻对自我的滋养，既符合他的心性，更是他的理想。他说“文诚出于人，人足以信乎之而传乎后，穷之百世，而自必其不磨。虽百郡守，不以易也。且所谓穷通、得丧、愉戚、寒饥者温饱者，扰扰一旦暮之事耳，何足道哉？”因对修研文事爱之甚深，心中有足乐者，所以不以身外之物为念，又岂“以一官置意中”？“虽百郡守，不以易也。”可谓好文者的极端之论，不亚于曹丕“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说。特别是在他看来“人生通塞、行止、去往，皆有定分，非人之所能主。惟读书立品，则我之所能自必者。”既然惟文事可以自己主导，可以自由驰骋，堪称相称于心，适合于道的经国大业，不朽盛事，以其为毕生追求，可谓顺理成章。“裕钊自惟生平于人世都无所嗜好，独自幼酷喜文事”（《张裕钊诗文集•与黎纯斋书》第80页），这是他与好友黎纯斋的对话。“自少酷嗜学问文章，是以一意抟精於此，而不遑恤其它”（《张裕钊诗文集•答李佛生太守书》第94页），这是他与同道李佛生的交流。“闲居绝尘鞅，眷此一床书。万卷安可穷，卷帙还自娱。”“聊从吾所好，宁争贤与愚。”（《张裕钊诗文集•幽居》第290页）这是他于文事的表白，“人嘲春蚕自缠缚，蚕不作茧复不乐。”（《张裕钊诗文集•灯下放歌》第310页）这是他于文事的自悟，这里“喜文事”是他的志趣，而“不失己”则是他的本性。得意门生贺涛最解老师之愿“先生未尝求知与人，故能不践穷通之途，以自适所乐。令学者毋戚戚于先生之遭。”（《张裕钊诗文集•附录•武昌张先生七十寿序》贺涛第564页）这里贺涛说得多么明白，先生从不希求知遇，更不求有所依附以图进身，他之退伏山泽之间，以修研文事、授业解惑为业，既免于官场的倾轧和龌龊，更自得其甘，你们千万不要以己之心度彼之腹，以为先生不去做官就好像遭遇了多大不幸的似的。确实张氏辞官，若人各以所愿为者期之，则实乃人生之大损失。而若以本性志趣分析，这一决定无疑是张裕钊的自我解脱，是对其固有心性的放飞。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决定无非是使官场少了一个小吏，但却使学界多了一位大家，于人、于世得失自明。
思想决定行动,因为淡于仕宦，“不以一官置意中”，所以他就更专注于文事、专注于教育。正如不同读者之于《红楼梦》一样——“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在张裕钊眼中，集朝中重臣、学界大家于一身的曾国藩，自然也就不是全力攀附的高官、委身依附的后台，而纯然一位文章大家、文坛巨擘了，因为他的兴奋点和关注点是学术而不是宦术。“张裕钊与曾国藩其他僚属不同，他对当时的军政时务均不感兴趣”（《清代名人传略•张裕钊》）。“尝从曾国藩军中，一小屋共处者五人，比屋居者凡三十余人。国藩兴则治文檄者治文檄，读书者读书，国藩寝而诵声辍。有出与人赌酒者，有共为戏谑者，有引被卧者。唯裕钊自有常课，未尝视国藩寝兴为作辍”（《近代名人小传•张裕钊》）。安安静静地读书治学，就是他的最高理想。曾国藩阅人无数，以相人见长，张裕钊为曾氏赏识并收其为徒，显然看重的也是文才而非吏能。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九月初三日，曾国藩日记记曰“张廉卿于午刻及夜间来船痛谈古文，喜吾学之有同志者，忻慰无已。”（《曾国藩全集•日记》第十六册，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466页）这里“吾学”，显然是指曾氏之学术思想及学术追求，“同志”，当然是志同道合的人。咸丰九年九月八日曾国藩日记再记“旋送廉卿去。廉卿近日好学不倦，作古文亦极精进，余门徒中可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临别依依，余亦笃爱，不忍舍去”（《曾国藩全集•日记》第十六册，第468页），由此足见曾张二人感情之深，相知之深。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张廉卿往两江总督府治安庆谒见曾国藩，在曾幕，曾劝他不要做官，专治文事”（《张廉卿诗文注释（下）•附录•张廉卿先生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2页）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对张裕钊的放弃，而是为他开启了另一扇大门。同治元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后，随即着手为张裕钊择较优书馆。从而更加固化了他半隐半仕的生活状态，维持了一个文人学者必须的体面。所谓半隐，即他辞官之后终身未仕。所谓半仕，即他一生主持多家书院并出任山长。书院山长尽管是有别于官员的一种职位，而且书院亦是民间教育机构，但清季书院山长地位为时人所重，因此均由官方选拔任命，非名儒硕学不得礼聘，这无形中不但使山长之职具有了官员的性质，而且亦有了相当高的尊严和地位。由于不参与社会的治理实践，所以非常适合张氏那种散淡不羁的个性，使其有了“生平处宾师之位，稍不合，辄托故辞去，亦不言其所以然”的机会（《张裕钊诗文集•附录•哀启》第552页）。
因为人性过于复杂和无措，为自身所难掌控，所以说人是矛盾的综合体，这一点在张裕钊身上显得也尤为突出。他自称“已无将相王侯念，更问千秋万岁名”（《张裕钊诗文集•饮酒》第334—335页），他表白“我生固坦荡，畏从簪绂俦”，他认为“古来贤达人，往往沉林丘”（《张裕钊诗文集•端居》第292页）。他悠然于“门无车马客，室有旃檀香”（《张裕钊诗文集•空堂》第326页）这种名实忽两忘的境界。对于官癖之人嗤之以鼻，视被罢官的李佛生，主动辞官的黄蒙九，“其仕也……一听其自至而已，非有慕于荣利，而求得之也。”（《张裕钊诗文集•范月槎观察六十寿序》第67页）的范月槎为同道知音。尽管这样，却也绝不表明他对仕途的厌恶、同社会现实的剥离，他不但“区区之隐，则未能一日以忘斯世”（《张裕钊诗文集•赠吴清卿庶常序》第49页），“犹有忧时心未减”（《张裕钊诗文集•秋夜》第285页），而且对于自己的辞官有时又表现出了些许悔意“长谢轩车吾已了，蒸黎可惜与轻抛”（《张裕钊诗文集•当时》第303页）。因此他之辞官，既没有徐志摩“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种“走了”的轻盈和优雅，更没有陶渊明坚辞彭泽县令后“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的畅朗和快意。因为他所离开的毕竟是最高权力中心，尽管当时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但这对于一个小小内阁中书生活上的影响实在是微乎其微，所享受的不可预知的优渥待遇，却是实实在在的，弃之不舍自在情理之中。因此在他的意识中，并不存在希望所有人都弃绝仕途的想法，更没有要求别人也都以自己所为为师的念头。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张裕钊亲赴金陵为老师送行，在诗词唱和中他勉励友人“大业相期各努力，未应身后识方干”（《张裕钊诗文集•叠原韵留别诸公》第287页）要积极进取，建功立业，扬名身前，切莫象唐代的诗人方干那样，尽管身后扬名，但为时已晚。他抨击摧残人才、束缚人才的科举制度，“历数百年，而其弊已极”，并指出这样培养出的人才“以彼其人服中外，官膺社稷，人民之寄，生民何由而乂安？内优外患，何恃而无惧哉？”（《张裕钊诗文集•重修南宫县学记》第279-280页）误国害民显而易见。但他却希望自己的儿子专举子业，通过科举之途顺达显通。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八月66岁的张裕钊亲送其子后浍赴京会试，足见他对仕宦之途的态度。
张裕钊酷喜文事，并将此作为名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为往圣继绝学，虽久不废的大事。但他也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没有那种一朝入梦，终生不醒的痴劲。他说“文字虚名终底事，山林幽寄自前缘”（《张裕钊诗文集•赠方存之》第287页），他甚至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伏首攒眉巧语言，燥吻干喉诵文史。其朽不朽尔能必，必不朽时竞何益？”（《张裕钊诗文集•灯下放歌》第310页）他与好友黎莼斋曾有过非常深切的交流，直白的表达了对于文事问题的思考。他说，夫文章之事，非资才超越而且刻苦勤奋者很难成功，即便成功写出好的文章，能否传于后世，传于后世是显还是晦，是近还是远，则又凭天意了。退一步说，所写文章“传焉而显且远”，其文亦“不敝于百世”，然而于其时也“吾身则既泯然死矣”，到那时虽然仍有人对我的文章褒扬珍爱，但我还能见到、知道吗？他由此发出这样的感叹“捐弃一世华靡荣乐之娱，穷毕生之力，苦行瘁神以侥幸于或成或不成、或传或不传之数，而慕想乎千百岁后冥漠杳渺邈不及见之虚誉，而不以自止，岂非所谓至迂而大惑者哉？”（《张裕钊诗文集•与黎莼斋书》第81页）对自己坚守的困惑，对仕宦之途的游移显而易见。
金刚不败之身难以练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同样难以企及，张裕钊终是凡人。
2015年春节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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