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人间草木》，看西南联大诸先生

汪曾祺先生笔下的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实在是各有特色，让人不由得羡慕那个年代。倒也并不是厚古薄今，更多原因应是从很多文字中，可以感受到那个年代的学者都怀有一颗赤子之心。

而这赤子之心，一方面纵容了学生自由发展，另一方面，也保护了学生的赤子之心，于是很多美好的率真的刻苦的精神，便这样传承下来。

汪老先生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最大特点可能就是自由。

系主任呢，是无为而治，没有一个施政纲领；各位教授对学生的作业或考试大都颇随意，讲课自然也很随意；最重要的是，各讲各的，互不干涉也互不倾轧。

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的《庄子》，开场很特别，也被汪先生牢牢记住了：“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正儿八经开讲，东拉西扯，有时候跟庄子毫不相干，而且上课喜欢骂人，“骂一些注解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你如何说，那你自己怎么说？骂一些做校勘的人只会说甲本如何以本如何，那到底该如何？”

曾经讲了一学期的文选，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这教学进度堪忧啊，KPI妥妥的不达标啊。

闻一多先生在我心目中曾经就是一个钢铁战士，虽然知道他那名气颇大的诗集《红烛》，可还是很难将他与文学家沾上边。

在汪曾祺先生的笔下，闻一多先生的形象才真正立体起来，他讲《楚辞》，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所以上他课的学生也可以抽；他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大概是中国用比较文学方法讲唐诗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吸引了工学院的学生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来听。吸粉能力可以说极强大。

罗庸先生讲杜诗的时候不带片纸，因为内容全在脑子里，不仅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也都能背出来。唐兰先生曾开了一门词选，而他讲词的方式是不讲，比如把一首词抑扬顿挫念一遍或唱一遍可能就结束了。

我们常常感慨、怀念那个时代的学者教授，可其中很多教授的脾性特色，若放到现在，估计是行不通的。若他们在当下的学校如此讲课，恐怕早就被投诉淹没甚至被炒鱿鱼了吧？

突然想起冯唐怼汉文帝的一个小故事。汉文帝跟冯唐聊天的时候叹息自己没有廉颇那样的大将军可以用，冯唐怼回去说，就算是有廉颇那样的大将军，你也不会用，那谁谁不是被你关起来了吗？

汉文帝气得拂袖而去。这咱寻常人都受不了，何况皇帝。不过汉文帝气一消，便立马纠错，还是极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