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求知若渴，虚心若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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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导言
- 1、成书过程与体例特征
- 2、魏晋风流与士人群像
- 3、风趣与风韵
- 第一章 高贵
- 1、两得其中
- 2、客主不交一言
- 3、高僧养马
- 4、真爱
- 5、活法
- 6、华王优劣
- 7、大丈夫将终
- 第二章 自信
- 1、宁作我
- 2、咄咄怪事
- 3、天之自高
- 4、旁若无人
- 第三章 刚正
- 1、管宁割席
- 2、圣质如初
- 3、不卑不亢
- 4、岂能长久
- 5、憎不匿善
- 第四章 率真
- 1、吃货
- 2、未能免俗
- 3、性急
- 4、待客之道
- 5、良箴
- 6、东床袒腹
- 第五章 旷达
- 1、何必见戴
- 2、人生贵得适意
- 3、祖财阮屐
- 4、智且达
导言
传统诗文评点，敏锐精当是其所长，凌乱琐碎则为其所短；西方现代新批评派倒是系统深入，但完全撇开作者和时代又失之偏颇。拙著试图兼采二者的某些优点，所用的方法是文本细读，所用的体裁是随笔小品。
编于南朝宋的《世说新语》，一经成书便成了名著，流传不久便成了经典，南齐便有学者为之作注，后世几乎代代都有名家评点。它不仅是我国古今文人的“枕边秘宝”，甚至还是日本人千百年来的“最爱”，傅雷先生郑重告诫远在国外的儿子要精读《世说新语》（《傅雷家书》），朱光潜先生也称《世说新语》伴随自己一生。
不过，《世说新语》一向是文人的清供雅品，很少向社会大众“敞开大门”。今天，我有幸能和大家一起细读这部杰作，领略魏晋的文采风流，感受名士的高雅飘逸，品味语言的机智隽永。
1、成书过程与体例特征
看看该书的体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它为“志人小说”，如今这已经成了学界定论。古代史志目录和私家目录，也大都把它列入诸子“小说类”。不过，此“小说”非彼“小说”。《汉书·艺文志》这样界定“小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鲁迅先生的“小说”是指一种文体形式，汉志的“小说”标准是界定其材料来源和内容特点。《世说新语》“杂采群书”，一千二百多条大多“言必有据”，有的出于稗官野史，有的采自传闻逸事，有的来于人物杂记，该书每则差不多“无一字无来历”。
可见，《世说新语》是一部古代意义上的“小说”，并不是一部虚构的文学创作。事实上，它是一部优美的历史笔记，与其说它是一种小说文体，还不如说它是一本小品随笔。
三十六门是按当时价值标准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上卷和中卷的十三门都是值得赞美的节操、品格、个性；下卷从“容止”到“巧艺”也具有肯定的伦理、社会、审美价值，从“宠礼”到“黜免”则偏于中性，编者有时似褒而实贬，有时似贬而实褒，有时只是好奇而无褒贬，从“俭啬”到“仇隙”虽多贬义，但少数地方仍难掩欣悦之情。总之，《世说新语》有是非而无说教，生动地描写了魏晋士人的品格、智慧、才情、个性乃至怪癖，是魏晋士人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
2、魏晋风流与士人群像
《世说新语》主要记述东汉后期至东晋末年士人的言行逸闻，魏晋名士清谈的议题、清谈的形式、清谈的风习占了大量篇幅，以致陈寅恪先生称它为“一部清谈之全集”。当然这种说法未免夸张，名士清谈多见于《世说新语》，但《世说新语》并非全是名士清谈，它同时还刻画了魏晋士人俊美的容貌、优雅的举止、超旷的情怀、敏捷的才思，以及他们荒诞的行为、吝啬的个性、放纵的生活……真要感谢该书的编者刘义庆，要不是他招聚文士辅助搜集、整理、加工、润色这些片玉碎金零缣寸楮，我们今天就无缘一睹魏晋名士迷人的风采。他生活的那个年代，魏晋上流社会的精神生活不仅写在书中纸上，也流传于人们的口头，当时还健在的遗老宿臣或许还曾躬与其事，所以他搜集加工起来，既方便又可信。
魏晋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为什么会涌现出那么多特立独行的名士？东汉末年，统治者以自己种种残忍卑劣的行径，践踏了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些悦耳动听的名教。因而，随着东汉帝国大厦的瓦解，对儒学的信仰也逐渐动摇，儒学教条的名教日益暴露出虚伪苍白的面目，不佞之徒借仁义以行不义，窃国大盗借君臣之节以逞不臣之奸。人们突然发现，除了人自身的生生死死以外，过去一直恪守的儒家道德、操守、气节通通都是骗人的把戏。这样，很多人不再膜拜外在于人的气节、忠义、道德，只有内在于人的气质、才情、个性、风度才为大家所仰慕。于是，魏晋士人开始追寻一种新的理想人格——由从前主要是伦理的存在变为精神的个体，由寻求群体的认同变为追求个性的卓异，由希望成为群体的现世楷模变为渴望个体的精神超越。这种理想人格即人们所说的“魏晋风流”，它具体展现为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冯友兰《论风流》），《世说新语》正是“魏晋风流”最形象逼真的剪影。
书中的魏晋士人个个自我感觉良好，他们毫不掩饰地炫耀才华，爱才甚至远胜于敬德。曹操欣然领受“乱世英雄”之称，全不计较“治世奸贼”之诮。桓温与殷浩青年时齐名，二人彼此又互不买账，有一次桓问殷说：“卿何如我？”殷断然答道：“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每人在才名上当仁不让，为了决出才气的高低优劣，他们经常通过论辩来进行“智力比赛”。
许掾年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於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世说新语·文学》）
这一代人富于智也深于情。“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世说新语·简傲》），真是“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连一代枭雄桓温也生就一副温柔心肠。“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世说新语·黜免》）任性不羁的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世说新语·任诞》）。人们摆脱了礼法的束缚和矫饰，自然便坦露出人性中纯真深挚的情怀。王伯舆登上江苏茅山，悲痛欲绝地哭喊“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世说新语·任诞》）。魏晋名士们喜便开心地大笑，悲则痛苦地大哭。大家知道，情与智通常是水火不容——情浓则智弱，多智便寡情，可在魏晋名士的精神结构中，情与智达到了绝妙的平衡，他们可谓情智兼胜的人格标本。
名士们把僵硬古板的名教扔在脑后，追求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追求一种任性称情的生活。“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决不为名利而扭曲自我，称心而言，循性而动，是他们所向往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企慕的人生境界。“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世说新语·任诞》）因为有这种淡于名利的生活态度，他们才能活得那样洒脱，那样轻松。
在爱智、重才、深情之外，士人们同样也非常爱美。荀粲就公开声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世说新语·惑溺》）《世说新语》随处都可见到对飘逸风度的欣赏，对漂亮外表的赞叹：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世说新语·容止》）
士人们向内发现了自我，必然导致他们向外发现自然。品藻人物与留连山水相辅相成，有时二者直接融为一体，仙境似的山水与神仙般的人物相映生辉，在这之前，几乎没有人对自然美有如此细腻深刻的体验：
只有优美高洁的心灵才可应接明丽澄净的山水，对自然的写实表现为对精神的写意，大自然中的林泉高致直接展现为名士们的潇洒出尘。
“魏晋风流”要经由魏晋士人来体现，因此，假如说《世说新语》是“魏晋风流”的剪影，那么该书自然便是魏晋士人的群雕。
另外，书中还有早慧的天才少年，有雄强刚烈的将军，有风姿绰约的名媛。
3、风趣与风韵
《世说新语》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其风趣与风韵尤其使人回味无穷。这里的“风趣”是指它那幽默诙谐、机智俏皮的趣味，而“风韵”则是指其优雅脱俗的风采和含蓄隽永的韵致。
该书中的人物多为魏晋名士，所记的内容又多为名士清谈，它的语言自然也深受清谈影响。首先，它常以简约的语言曲传玄远幽深的旨意，让名士们“披襟解带”称叹不已；其次，清谈常使用当时流行的口语和俗语，但谈出来的话语又须清雅脱俗，这使得名士们要讲究声调的抑扬和修辞的技巧，他们清谈时的“精微名理”，必须出之以语言的“奇藻辞气”；最后，清谈是一种或明或暗的才智较量，名士们为了在论辩中驳倒对手，不得不苦心磨炼自己的机锋，以敏捷的才思和机巧的语言取胜。因而，《世说新语》的语言，不管是含蓄隽永，还是简约清丽，抑或机智俏皮，无一不是谈言微中，妙语解颐。
时至东晋，清谈已经从一种哲学运思，变成了一种语言游戏，谈吐机敏比思维严谨更能赢得满堂喝彩。人们全不追问言说是否荒谬，只是在意诡辩是否聪明。只要能把遗憾说成圆满，把凶兆变成了吉祥，把噩耗转成了佳音，你就会使别人“叹服”——无所谓对错，只在乎机巧。这样，清谈很多时候成了戏谑调侃，名士们借此相互斗机锋、斗才学、斗敏捷、斗思辨，以此表现自己的才华、学识与幽默：“王、刘每不重蔡公。二人尝诣蔡语，良久，乃问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刘相目而笑曰：‘公何处不如？’答曰：‘夷甫无君辈客。'”（《世说新语·排调》）这篇小品中两问两答的对话，酷似一段让人捧腹的相声，机锋峻峭而又回味无穷。
知嘲人而不敢自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幽默。幽默的最高形态恰恰就在于自嘲，自嘲又恰恰需要自省和自信，我们偏偏又缺乏深刻的自省，骨子里更缺乏真正的自信，因而，我们今天只有油滑贫嘴而没有机智幽默。
《世说新语》的幽默风趣让人惬心快意，它那含蓄隽永的韵味同样让人留恋不已。《世说新语》表现魏晋士人的精神风貌，不是通过理论的概括，也不是通过整体的描述，而是通过具体历史人物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来描绘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再通过众多的形象来凸显一代名士的风神。作者只是“实录”主人公的三言两语，便使所写的人物神情毕肖。“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世说新语·言语》）简文帝的矜持虚伪，顾悦的乖巧逢迎，经这一问一答就跃然纸上。作者从不站出来发表议论，常用“皮里春秋”的手法来月旦人物，表面上对各方都无所臧否，骨子里对每人都有所褒贬，如《管宁割席》《庾公不卖凶马》《谢安与诸人泛海》等，作者于不偏不倚的叙述中，不露声色地表达了抑扬臧否的态度，笔调含蓄隽永。
该书中的小品大多不过数行，有时甚至只有一句，但读来如食橄榄回味无穷。“庾公尝入佛图，见卧佛，曰：‘此子疲于津梁。’于时以为名言。”（《世说新语·言语》）“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世说新语·文学》）“王长史道江道群：‘人可应有，乃不必有；人可应无，己必无。'”（《世说新语·赏誉》）这三则小品谈佛、论文、品人，无一不语简而义丰，片言以居胜。
魏晋名士都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差不多个个都长于辞令，庾亮所谓“太真终日无鄙言”虽为调侃，但道出了这个群体的实情。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中说：“晋、宋人清谈，不惟善言名理，其音响轻重疾徐，皆自有一种风韵。”哪怕是突然之间的仓促应对，名士们同样一张口便咳唾成珠。
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世说新语·言语》）
句型或排比或对偶，音调或悠扬或铿锵，这是清谈也是诗语，是小品文也是散文诗。“好整饰音辞”的岂只一个道壹道人，整个魏晋名士都注重谈吐的风雅。晚明小品文作家王思任称道《世说新语》说：“本一俗语，经之即文；本一浅语，经之即蓄；本一嫩语，经之即辣。盖其牙室利灵，笔颠老秀，得晋人之意于言前，而因得晋人之言于舌外，此小史中之徐夫人也。”（《世说新语序》）
由于生活中常常囊中羞涩，捞钱成了我们大家梦寐以求的目的，柴米油盐耗尽人们的大部分精力。如今我们的精神越来越荒芜、浅薄，只一味地渴望那种俗气的幸福，只去寻求那种粗野的刺激，多亏了刘义庆留下一本《世说新语》，让我们能见识什么叫超然脱俗，什么叫高洁优雅，什么叫潇洒飘逸……
第一章 高贵
魏晋是一个门阀制度社会，政治经济代表的是贵族利益，文化艺术表现的是贵族的审美情趣。半个多世纪以来，“贵族”在大陆汉语辞典中是个绝对的贬义词，它与腐朽、没落、奢侈、剥削、自私甚至弱智连在一起，以致我们一听到贵族就满脸鄙夷。
这里选的六篇小品从不同层面诠释了贵族精神：首先，作为贵族必须具有高度的主人意识——既然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就要以国家的兴亡为己任，所以他们处处以“国士”自期，也希望别人以“国士”相许。侍中孔坦临终之前，司空庾冰看望他时“为之流涕”，可孔坦不仅毫不领情，反而大为不满。他认为“大丈夫将终”时，庾冰应该向他询问“安国守家之术”，“乃作儿女子相问”是没有把他看作“大丈夫”，没有把他视为“国士”。《晋书·卞壸传》载，苏峻之难时朝廷军队一泻千里，卞壸带领大军护卫京城，自己及两个儿子身先士卒，朝臣都劝他要备好良马准备逃生，他回答说如果国家亡了要“良马何用”，最后自己及儿子全部战死沙场。孔坦和卞壸用自己的生命演绎了“贵族精神”：生命将终之时，国难当头之际，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共存亡。其次，贵族必须具有深厚的悲悯情怀，无私地爱自己的同胞，甚至爱身边的动物，如庾亮不卖凶马、支遁放鹤。再次，贵族必须具有宽容的精神和博大的胸怀，如下面《两得其中》中的裴楷不强人同己。最后，作为贵族当然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具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具有高雅的气质风度，如最后一篇《主客不交一言》中，子野与子猷的高贵，主要不是由于出身于官宦世家，出身于书香门第，而是由于他们的精神修养，由于他们的文化品位。
1、两得其中
原文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喭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世说新语·任诞》
赏析
阮籍丧母后裴楷连忙前去吊唁，碰上阮籍刚喝醉酒，正披头散发在坐榻上伸足而坐，也没有哭，“箕踞”就是他坐的样子像簸箕，是一种随意傲慢的坐姿。见裴楷来，他从坐榻上下到地上来。裴楷倒是一进门就哭，吊唁礼毕就转身离去。有人不解地问裴楷说：“吊丧通行的礼节是，凡去吊丧要等主人哭后，客人才回礼而哭。阮籍既然没有哭，您干吗要先哭呢？”裴楷十分通达地说：“阮籍是世俗之外的人，所以不必尊崇礼制；我们是世俗中人，所以应该依礼节行事。”当时的人非常赞赏裴楷这种态度，认为裴楷和阮籍“两得其中”。所谓“两得其中”是指两个人都不过激，两个人都表现得很得体。
翻翻嵇康和阮籍等人的诗文，你就不难知道，魏晋之际名教与自然的冲突异常激烈，其中既有思想观念的差异，更有政治立场的分歧。何曾请求晋文王将阮籍流放海外，其实是企图借礼法之名来进行政治清洗。而崇尚自然任性放纵者，对礼法之士的虚伪卑劣也极其鄙夷，如《大人先生传》中，阮籍对礼法之士“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的嘲笑；《酒德颂》中，刘伶对缙绅先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的戏弄，无一不辛辣而又尖刻。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命题，更公开声称“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简直就是嬉笑怒骂，间接声明与司马氏集团势不两立。
2、客主不交一言
原文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世说新语·任诞》
赏析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一肚皮温柔心肠，满脑子感伤情调，然而却是一位军事天才，在“淝水之战”等历次大战中，以辉煌的战绩拜将封侯。王子猷则是才气、傲气、豪气、雅气、痞气兼而有之，他的行藏出处和接人待物都异于常人，如做桓冲的骑兵参军，竟然不知自己任职“何署”；如吊胞弟子敬之丧，琴不成调而喊“人琴俱亡”；如雪夜访戴，“造门不前而返”；又如本文中他请桓子野为自己演奏完毕，最后“客主不交一言”。
王子猷奉命赴京都，泊舟于建康东南的青溪渚码头。他先前就听说桓子野吹笛妙绝一世，可惜他们两人从未相识，自然无缘品味子野美妙的笛声。这天碰巧桓子野驾车从江岸边经过，客人中又刚好有认识子野的人，对子猷说此人就是子野。子猷马上派人到岸上向子野传话：“久闻您善于吹奏笛子，可否为我吹奏一曲？”桓子野此时已经身居要津地位显贵，他同样也久闻王子猷的大名，听说是王子猷邀请，随即转身下车，坐在江边的交椅上，为子猷一连吹奏了三支曲子。一演奏完毕便上车离去。自始至终，他们二人不曾说一句话。
这是一篇古今描写音乐演奏的奇文，看起来似乎是写音乐演奏，但只交代邀者与奏者，没有半句写演奏效果，也没有一字谈听者感受，因而读来没有“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感，没有“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的想象，也没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回味。更奇的还在于此文未入该书《巧艺》篇，编者却将它放在书中《任诞》篇。吹笛子算什么“任诞”呢？原来作者并不关注吹奏技巧和水平，而聚焦于邀者和奏者的态度，文章以“客主不交一言”点题，更以“客主不交一言”出彩。
王子猷和桓子野都为一时显贵，也都为一时名士。子猷既“旧闻子野”，子野也“素闻王名”，可在桓应邀为王吹完笛子之后，王没有一言感谢客套，桓没有一言敷衍寒暄。奏者完事后立马走人，邀者听完后也毫无留意。从世俗礼节上看，因他们二人都有点任性不羁，以致吹笛这种雅事也变得“荒诞不经”。
王子猷“旧闻桓子野善吹笛”，偶遇桓子野很想听他吹奏，王自己又不愿亲自出面，而只是“令人与相闻”，这一做法的潜台词是：只在乎子野吹出的笛声，但不在意子野这个吹笛人。邀请别人还要讲贵公子的派头，对于另一个同样已致身通显的要人来说，的确显得十分简傲和轻慢。想听“笛圣”吹笛是人之常情，如此傲慢的邀请则属“不情之请”。桓子野“素闻王名”，王子猷托人邀请吹笛，一个喜欢吹笛，一个愿意听笛，所以子野当即为他吹奏三支曲子。天才如子野当然十分识趣，人家只想听笛就只是吹笛，人家不想结交我便走人。我们有幸见识了这两个东晋显贵，一个如何摆架子，一个如何讲身份。
不过，从世俗的人情礼节上讲，他们似乎都有点无礼和寡情，但从更高的精神层面来看，他们未尝不是真正的知音。前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子猷妙在赏音，子野长于吹笛，所以当子猷邀其吹奏，子野便为他连吹三曲。这样，子野可谓尽心，子猷肯定尽兴，他们相互的默契和欣赏全在悠扬的笛声中。当子野三曲“弄毕”之际，子猷还陶醉在婉转的笛声之中，他不及一言而子野已经远去，待子猷回过神来的时候，唯有笛声还在耳边回响，还在江面回荡……此时此刻，子猷来不及说声赞美，子野也用不着听到赞美。对于像他们这样感情丰富且感受细腻的名士来说，语言纯属多余，而且“一说便俗”。
为了进行比较，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子猷另一次赏竹的遭遇——
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世说新语·简傲》）
大家知道子猷向有竹癖，自称生活中“不可一日无此君”，经行吴中见士大夫园子里竹子极好，子猷岂能不一睹为快？主人也料其必定“当往”，所以特地洒扫庭除置备酒宴，在大厅中恭候贵客的光临。可子猷并不先上门拜望主人，而是乘轿子径直来到竹林下“讽啸良久”，主人对此已经有点失望，但仍希望他稍后会来通问，哪知他赏竹后又径直出门，这时主人觉得大为不堪，觉得自尊心受到了羞辱，于是让手下紧闭大门不让子猷出去。吴中这位士大夫的门第和境界，与子猷都不在同一层面，子猷到家赏竹让他脸上有光，到家赏竹却不通问主人又让他颜面尽失，所以最后才会愤而挡驾。子猷意在竹下讽咏，主人则只在意脸面，前者极富高情雅韵，后者则有点附庸风雅，他们即使把臂言欢也难心心相印。
再看看子猷与子野，子猷希望赏音而子野倾情吹笛；子猷无须一言而子野不以为侮，他们在理智和精神的层面上算是棋逢对手，对他们而言真可谓“礼岂为我辈设哉也”？难怪他们的关系不着痕迹，难怪他们的交往不沾不滞，难怪千百年后杜牧还在念叨“月明更想桓伊在”，苏轼还在寻问“谁作桓伊三弄”……
3、高僧养马
原文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世说新语·言语》
赏析
世上人与物各种各样的联系中，最本质的联系不外乎两种——或实用，或审美。所以，人对事物的态度也相应一分为二——或从实用的角度进行衡量盘算，或从审美角度来鉴赏批评。
即使对同一对象，这两种人也可能各有侧重，将军和战士爱马，是爱马能在战时驰骋疆场，使部队发挥更大的战斗力，看重它“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的效用，而本文中的和尚支道林喜欢养马，则完全是“重其神骏”——喜欢它那骏逸超凡的神采。
一个和尚养马很容易招致别人的不解甚至误解，觉得僧人养马终不是一件雅事，这是由于我们通常都将马当作实用的动物，不是用它来拉车就是用它来作战，很少对它进行审美观赏。到唐代才出现许多画马名家和咏马诗人，如画家曹霸笔下的马“一洗万古凡马空”（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其弟子韩幹画的马或“骧首奋鬣，顿足长鸣”，或“隅目耸耳，丰臆细尾”（苏轼《韩幹画马赞》），又如诗圣杜甫有几十首咏马诗，从早年歌颂马“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的雄健，到晚年《病马》中同情马“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的驯良，这表明此时人们不只是使用马也懂得欣赏马。
魏晋士人由于鄙弃世俗的功利目的，他们的为人处世往往显得超尘脱俗，常以审美的态度来应世观物，不仅美化了平凡的事物，也诗化了琐屑的人生。比起支道林来，我们势利得可怕，俗气得可恶。试想，谁愿意为了欣赏马的“神骏”而养马数匹呢，又有谁能欣赏并品味出马的“神骏”呢？
4、真爱
原文
支公好鹤，住剡东峁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世说新语·言语》
赏析
支道林起先好鹤，正好“有人遗其双鹤”——刚好有人赠了一对鹤给他。哪知没有养多久，双鹤翅长就想飞走。眼看自己喜爱的宝贝即将离己而去，他出于留恋和喜爱把它们的翅膀剪断了。铩羽后的双鹤振举双翅却不能奋飞，反顾自己剪断的翅膀垂头懊丧。鹤这种可怜哀戚的神态引起了支公的同情，他深深地自责和反问道：双鹤既然有展翅云霄的本领，怎么会甘于给人当观赏的玩物呢？如此认识导致如下结局：“养令翮成，置使飞去。”细心调养让双鹤翅膀长好后，就放开让它们飞走了。
小品写了支道林好鹤、养鹤、剪鹤、放鹤的全过程，表现了他体贴仁厚的爱心，同时也告诉人们什么才是真爱。支公开始由于爱鹤而养鹤，由于养鹤而剪鹤，这样就形成爱的悖论：因为喜爱它，所以残害它，喜爱最终滑向了残忍。后来又由于爱鹤而放鹤，鹤得以展翅云霄，支公的爱也跃入了新境界。支公自己向往精神的自由，推己及物以让鹤实现“凌霄”之志。他原先对鹤的爱与占有纠缠在一起，使这种爱显得狭隘自私；后来爱鹤却不企图占有鹤，他的爱才变得博大深厚。
5、活法
原文
庾公乘马有的卢，或语令卖去。庾云：“卖之必有买者，即当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
——《世说新语·德行》
赏析
《相马经》说，白额入口至牙齿的马叫的卢，的卢是一种性子很烈的凶马，主人乘它会丧身疆场，仆人乘它会客死他乡，是谁骑它谁就遭殃的“丧门星”。不巧庾亮就有一匹的卢，这位重臣的命自然比小民的命值钱，于是，他身边那些“好心”的亲故、“聪明”的谋士和“机智”的小人，都纷纷向他献计献策：赶快把这匹凶马卖给别人，赶走自己可能遭遇的厄运。既然这种凶马谁骑谁丧命，那谁要是花钱买它不就等于花钱买死？明明知道买这种马会是一种什么结局，还要尽快把它卖给别人，岂不是明目张胆地谋财害命？为什么没有人叫他把凶马杀掉呢？“聪明”人当然不会犯这种“可怕”的错误，杀了凶马会使自己蒙受经济损失，只要自己钱袋能够装满，哪管别人会命丧黄泉？
庾公没有听从他人的劝告，他的想法十分朴实简单：“卖掉它必定会有买主，它将会害死新的主人，怎么能因为有害于己，便转而嫁祸于人呢？”他接着还给身边的人举例说：“春秋时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在古代被传为美谈，我今天仿效他的做法，不也算是通情达理吗？”
6、华王优劣
原文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世说新语·德行》
赏析
华歆和王朗都是汉末魏初的名士，二人在改朝换代时都是“识时务”的“俊杰”，在疾风骤雨中都是随风转舵的高手，都从汉朝的“忠臣”摇身一变就成了魏国的“元老”，华歆入魏官至太尉，王朗仕魏官至司徒。他们无耻地卖身投靠并无二样，但在矫情伪饰方面华歆比王朗技高一筹。
本文记述华、王乘船避难途中，有一人请求他们搭救，几次要求都被华歆拒绝，王朗则一开始就同意他上船一块逃走：“正好船舱中还有空位置，叫他上船有什么不行呢？”华歆在他人有难时不肯援手相救，落难人几次恳求都被他挡回，看起来王朗比他似乎要宽厚仗义得多。“歆辄难之”四字给人的印象简直糟透了。
遇难者上船不久，后面贼兵很快就追了上来，见此情景，王朗想尽快甩掉自己刚才同意上船的搭乘者，此时华歆却不同意甩他：“起先我不同意他搭乘，正是考虑到后面可能有追兵，现在既已让他上了船，我们就不能急而相弃。”于是，还像开始一样携带他，搭救他，做好事算是做到了头。
当不需要自己付出代价时，一般人都会显得慷慨仁慈，但一旦有损自己的利益时，许多人就可能表现得冷漠甚至冷酷。把自己餐后的残茶剩饭施舍给乞丐，算不上什么仁爱之举，将自己仅有的面包让给饥肠辘辘的孤寡残疾，那才算是真正富有同情心。至此，人们又推翻了早先形成的印象：其实华歆比王朗不仅更有先见之明，也更为无私仗义。
7、大丈夫将终
原文
孔君平疾笃，庾司空为会稽，省之。相问讯甚至，为之流涕。庾既下床，孔慨然曰：“大丈夫将终，不问安国宁家之术，乃作儿女子相问！”庾闻，回谢之，请其话言。——《世说新语·方正》
赏析
一个男人是不是伟男子或大丈夫，主要不是看他是否魁梧高大，也不是看他是否孔武有力，而是看他是否有博大的胸怀，是否有远大的志向，是否有出类拔萃的才能，更要看他是否以民族国家为己任，是否具有某种全人类的关怀。法国拿破仑长不满五尺而心雄万夫，我国抗日战争中许多将军身材瘦小却气吞山河。
孔坦病危的时候，政坛上众望所归的庾冰前往探视，对他的病情十分关切，对他的问候更殷勤备至，以至于因他病重而“为之流涕”。没想到，孔坦的重病虽使庾冰伤心落泪，庾冰的眼泪却没有使孔坦感到安慰温暖，相反，孔坦还觉得自己被轻视和冷落。等庾冰刚一下坐榻转身离去，他就慨然叹道：“大丈夫将终，不问安国宁家之术，乃作儿女子相问。”原来他是责怪庾冰没有把他当作国士，没有把他当作大丈夫，否则，当国士离开人世之际，首先被问及的应当是治国安邦之策，经纶济世之方，不该像乡间野老死前那样，只是哭哭啼啼。庾冰听到这番话后，连忙回来道歉，并谦恭地倾听他的治国金言。
孔坦以统一国家和再造中华为己任，以“方直雅望”为时辈所称，不以个人生死进退为怀，临终时还致书庾冰之兄庾亮说：“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统，封京观于中原，反紫极于华壤，是宿昔之所味咏，慷慨之本诚矣。今中道而毙，岂不惜哉！若死而有灵，潜听风烈。”这封临终遗书使人想起陆游的临终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孔坦的一生，活得磊落坦荡，死得崇高悲壮。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屹立于世界，正是因为有孔坦这些以国为怀的民族脊梁。
第二章 自信
魏晋士人喜欢和别人比才情，玩个性，斗机智，拼漂亮，好像个个都自我感觉良好，甚至外貌“绝丑”的左思，也想在容貌上与“妙有姿容”的潘岳一赌高低。“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估计是平时镜子照得太少，左思这才在京城洛阳大出洋相。
过分的自信必定变为狂妄的自负，狂妄的自负必定变为病态的自恋。不过，魏晋名士虽然三者兼而有之，但他们大多数人留给我们的是美丽的身影——“宁作我”的自信让人肃然起敬，“天之自高”的狂妄也确有资本，即使王濛的自恋也并不过分。
1、宁作我
原文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世说新语·品藻》
赏析
灭掉西蜀成汉政权之后，桓温的威望和势力震慑朝野，晋朝廷时时感到虎狼在侧。就社会声望来看，只有殷浩可以制衡桓温。东晋君臣都意识到，手中压制桓温唯一的好牌，就是拼命来抬举殷浩。这无形中加深了他们二人的敌意，致使他们从互相轻视变成彼此敌视，从棋逢对手变成冤家对头。
于是，就有了这篇小品中二人的对话——桓温与殷浩年轻时齐名，他们一直就互不买账，一直暗中互竞短长。有一次桓温问殷浩说：“你觉得自己比我怎么样？”殷浩巧妙地回答说：“我与我相处得很久了，我还是宁肯做我自己。”“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话说得真是太绝了！殷浩一生没有桓温驰骋疆场的豪气，但桓温一辈子也说不出这样的名言。桓问“卿何如我”，殷答“宁作我”，问者的嚣张写在脸上，答者则骨子里充满自信。
“宁作我！”三字是一种低调的豪言，也是一种内敛的自信，更表现了一种成熟的人性。殷浩没有回避桓温挑衅性的问话，但又没有正面反击说“我比你强”，而是说：“我与我相处的时间最久，我还是觉得我非常棒，我还是宁肯做我自己。”“宁作我”说得非常谦和礼貌，他当面充分肯定了自我，又没有贬损对手桓温。他没有半点自我吹嘘的得意忘形，没有丝毫浮夸的狂妄气焰，以一种低调内敛的语气表达一种内在的豪情和底气。
之所以说“宁作我”表现了一种成熟的人性，是因为它不是幼稚的情绪化自恋，也不是匹夫匹妇争吵时的赌气，这三个字是建立在“知人”与“自知”之上的。《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宁作我”表明殷浩既“智”且“明”。作为桓温政坛上的对手，殷浩对桓温无疑有充分的认知。桓温是能把江左弄得天翻地覆的枭雄，哪怕谢安在他面前也是战战兢兢。殷浩敢与他分庭抗礼，桓温自然也把殷浩视为劲敌，应该说他们二人都“知己知彼”。一旦放弃政治偏见的时候，桓温对殷浩同样十分欣赏。
今天由于媒体的发达，各种各样的“偶像”便层出不穷，年轻人追逐自己偶像精疲力竭。他们不仅衣着要偶像那种款式，说话要偶像那种腔调，办事要偶像那种做派，甚至整容也要整成偶像那种嘴巴、鼻子、眼皮……他们与殷浩“宁作我”相反，在偶像崇拜中完全失去了自我，宁可做别人也不愿做自我，他们成了自己偶像的复制品。
有些年轻人是不懂得“宁作我”，有些成年人则是不敢“宁作我”。为了得到上级的表扬，为了得到朋友的肯定，为了得到他人的喜爱，我们去扮演一个好职工，一个好同事，一个好丈夫，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我们一直在“演”社会指定的角色，但从来没有真正做一回自己。我们只是社会舞台上的“戏子”，从来就不是生活中的真人，所以我们只在意自己的“社会形象”，害怕让自己露出“原形”。我们不想认识自我，也不敢袒露自我，当然也不会接受自我，更不敢像殷浩那样“宁作我”。
“宁作我”需要对自己充分的自信，需要对别人高度的坦诚，还需要自己内在的坚定性。想当年，嵇康“师心遣论”，阮籍“使气命诗”，陶潜“守拙”归隐，谢安从容破敌，桓温志在问鼎，殷浩“以长胜人”……他们活出了真情真气真我真人，他们看上去有款有型有情有韵。
2、咄咄怪事
原文
殷中军被废，在信安，终日恒书空作字。扬州吏民寻义逐之，窃视，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世说新语·黜免》
赏析
桓温灭掉西蜀成汉政权后名声大振，加之他当时正镇守荆州，扼住了东晋的咽喉，因而这位枭雄让朝廷如芒在背。另一位正在丹阳祖先墓所隐居的殷浩，那时的声誉同样如日中天。《世说新语·赏誉》载，“殷渊源在墓所几十年，于时朝野以拟管、葛，起不起，以卜江左兴亡”。朝野都把他比为管仲和诸葛亮，以他的出处来“卜江左兴亡”。于是，他便被正在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当作抗衡桓温的棋子，数次恳请殷浩出来主持朝政。
殷浩受命率军攻打洛阳、许昌，永和九年殷浩兵败许昌。桓温见北伐连年吃败仗，趁机上表弹劾殷浩。朝廷不得已将他废为庶人，并流放东阳郡信安县安置。
几年之间，殷浩从王朝“救星”变成了朝廷“废人”，从人生的顶峰跌入人生的谷底。于是，就有了这则小品描述的故事。
话说中军将军殷浩被废为庶民后，被朝廷流放到东阳郡信安，他在这里整天都对空写字。当年做扬州刺史时他有不少崇拜者，这些仰慕他的官吏和平民追随他来到信安。见他天天对空写字，他们好奇地偷偷观察，发现原来殷浩只写“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晋书》本传称他“识度清远”，弱冠之年便名满天下，尚未出仕就已经众望所归。由于多年来一直是众星捧月，他自己当然更觉得“我辈岂是蓬蒿人”。哪曾想出师北伐屡战屡败，几年之间他从人生“无限风光”的顶峰，坠入暗无天日的深谷！命运的转折实在太急、太陡、太大，在如此沉重的打击面前，很多人都会精神崩溃，我们能想象殷浩承受着多大的心灵煎熬：朝野都指望他来扭转危局，他同样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结果在战场上却是百无一能，在仕途上更是一蹶不振。作为当事人，殷浩无疑会百思不得其解，把悲剧归结为命运的捉弄，所以只是困惑惊诧地感叹：“咄咄怪事！”“咄咄”是表示诧异惊叹的感叹词。“咄咄怪事”现在成了常用成语，表达对不合常理或不可理解怪事的诧异之情。
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连连失败，他不是同样哀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吗？诸葛亮出师无功而返，回朝后仍是受人尊敬的丞相，殷浩败后则从宰辅废为庶人，所以他只能痛苦地书空“咄咄怪事”。在那种环境和心境中，他怎么能冷静反思悲剧产生的深层原因呢？
他唯一能想明白的就是自己被司马昱卖了，自己一生成了他的工具和玩偶，一旦玩腻了就被给他甩了。《世说新语·黜免》篇载：“殷中军废后，恨简文曰：‘上人著百尺楼上，儋梯将去。'”他废黜后怨恨简文帝司马昱说：“把我送到百尺高楼上面之后，立马又把梯子给撤走。”文中的“儋”字通“担”字。司马昱即后来的简文帝，当时辅佐年幼的穆帝司马聃，事实上是他在独揽朝政。他开始时要利用殷浩制衡桓温，把殷浩推上了权力的顶峰，当殷浩北伐失利后被桓温弹劾时，他又不愿意站出来为殷浩承担责任。殷浩要是胜了他占头功，殷浩败了他毫发无损。
“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他被废为庶人后体认到了世态的炎凉，在自己喜爱的外甥面前泣下沾襟。《晋书》本传说他“夷旷有余，经纶不足。舍长任短，功亏名辱”，史家对他优缺点的评价冷静客观。殷浩误以为在清谈席上善于唇枪舌剑，在战场上必定也勇于冲锋陷阵。《三国志》称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这句话移来评殷浩更为贴切。
3、天之自高
原文
王长史与刘真长别后相见，王谓刘曰：“卿更长进。”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
——《世说新语·言语》
赏析
也许真的佩服王濛，也许只想拉拢王恭，谢安是在转弯抹角地称赞王濛的才气。如果对王恭面谀他的祖父，则有失自己宰相的身份，不说几句对王濛的恭维话，又不能拉近与王恭的感情，所以，表面上他对刘惔、王濛优劣完全不掺杂半点个人意见，只是“非常客观”地叙述一件历史事实：刘惔这样狂傲的天下名士，虽然对自己的才华十分自负，但他从未说自己胜过王濛，可见王濛的才情“牛”到什么程度！这句话说得委婉巧妙极了，既不直接就刘、王的短长进行品评，又能让王恭感觉到自己对他祖父的赞美；既能让王恭为祖父骄傲，又不让王恭觉得难为情。谢安的“雅量”固然不俗，他的说话技巧更为高明。
不管高明还是笨拙，委婉还是直率，比较的目的就是要分出个高下优劣，一分出高下优劣就容易伤害双方感情，所以两人并称弄不好就成了两人敌对。与其他并称者彼此拆台不同，他们二人倒是一直相互推许。《世说新语·赏誉》篇载，刘惔不仅觉得王濛姿容优雅，还常常赞叹他性情通达而又自然有节。有一次王濛酒酣起舞，刘惔说王濛那天的风度一点也不亚于向秀。王濛认为“刘尹知我，胜我自知”。
刘惔所谓“天之自高”语出《庄子·田子方》:“夫水之于汋也，无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离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庄子原话的意思是说，水流之有波澜，是自然无为而形成的；同样，至人之有道德，正如天自然就高，地自然就厚，日月自然就明一样，哪还用得着人为修养呢？庄子所谓“天之自高”，是形容至人无为而德高；刘惔以“天之自高”答王濛“卿更长进”，是强调才华来自天生。“长进”须有人为努力，“天高”则是自然而成。
王濛是想夸奖朋友的刻苦勤奋，刘惔则是吹嘘自己天生聪明。
在“人的觉醒”这一精神氛围中，魏晋士人特别看重个人才智，他们常以高才夸人，也常以高才自炫。刘惔一向对自己的才华“感觉良好”，同辈们对他既以清谈之宗相许，他自己也以清谈之宗自居，怎么甘心做“第二流人物”呢？《世说新语·品藻》篇中另一小品文能加深我们对刘惔的理解。“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
4、旁若无人
原文
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旁若无人。顾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之伧耳。”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在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著门外，怡然不屑。
——《世说新语·简傲》
赏析
王献之（字子敬）与其父王羲之书法齐名，后世常将他们并称“二王”，其书法是人们公认的“无上神品”，一直为历代书家所仰慕仿效，其出身是东晋最显赫的豪门，他的门第和他的书法一样高不可及。既生于高门又富有高才，这很容易让别人觉得他高不可攀，也容易让他觉得自己高人一等。通过这篇小品，我们来见识见识王献之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王子敬从自己会稽庄园里外出途经吴郡，听说顾辟疆有一座很有名的园林。他原先与主人并不相识，就径直到他家去了。恰好碰上顾辟疆正在宴请宾客，朋友们在一起开怀畅饮。而王子敬参观游览完毕之后，便毫无顾忌地对园林的优劣指指点点，旁若无人。顾辟疆气愤得忍无可忍，他十分恼怒地对王子敬说：“在主人面前倨傲轻慢，是极其无礼；以身份高贵而盛气凌人，是非常无道。无礼而又无道的人，就是为人不齿的粗野伧父。”说完，便叫人把他身边随从全都赶出门去。王献之独自一个人坐在轿子上四面顾盼，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随从们来侍候。顾辟疆看到这种傲慢自负的样子，马上命人把他送到了门外，可王照样还是一脸怡然自得不屑一顾的神态。
这篇文章置于《世说新语·简傲》中，全文的中心就是表现王献之待人接物如何“简傲”。所谓“简傲”就是于人轻蔑无礼，于己倨傲自矜。文中有几个关键点值得注意：王献之听说吴郡“顾辟疆有名园”，他根本不与主人打招呼，就径直到别人家里赏园林，已经无礼之甚；主人正在宴请宾客，他对别人的园林放肆地说短论长，好像旁边没有人一样，完全没有把主人放在眼里；被园子主人大声指责后，王献之还在轿子里“顾望”园林，对“不足齿之伧父”这样的唾骂也充耳不闻。赞美既不会让他高兴，咒骂也不会让人扫兴，因为在王献之眼里顾辟疆这样的“下人”，无论说什么都不值得他上心；直到主人把他的随从赶出了门外，又把他本人遣送出门，他还是一副“怡然不屑”的神情。这就不仅仅是“旁若无人”，简直就视主人为无物，这种“怡然不屑”比鲁迅所谓“连眼珠也不转过去”更要轻蔑百倍，“高人一等”远远不足以形容他门第和才气的优越感。
随着贵族后代日益腐朽无能，寒门庶族子弟的处事能力，逐渐远远超过世家纨绔子弟，东晋士庶的鸿沟也越来越深。表面上看似乎贵族地位越来越高，实际上是这些纨绔子弟越来越强烈地发现，要想保住自己的社会特权，只得以深沟高垒的方法来凸显其血统高贵，因此，他们通过以贵骄人来掩饰自己的焦虑心怯。我们来看看《世说新语·方正》中另一则小品：王脩龄尝在东山甚贫乏。陶胡奴为乌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语“王脩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
一个落魄贵族还如此傲慢，拒绝接受寒门官吏送来的一船米，在今人看来真是匪夷所思！人们可能有所不知，正因为他已经落魄，所以他才更加傲慢；越是身价受到威胁，他才更要显示自己的身价。上升期的贵族对下人反而相对“随和”，没落时期的贵族在寒门面前更要拿架子耍派头。
王子敬这位世家子弟和大书法家，其地位当然是无可争辩的贵族，但精神深处某个角落又是庸人；他的艺术成就证明了他的才气，他对待寒门的态度又暴露了他的俗气。
第三章 刚正
《世说新语》中的《德行》和《方正》两门，记述了许多刚强正直的君子，他们对上绝无媚态，对下绝无骄容；处世从不知道媚俗讨巧，论人更没有半点阿谀奉承。
一旦发现朋友华歆艳羡富贵权势，管宁马上与之割席，还断然告诉对方“子非吾友也”，这就是古代所谓“君子不交非类”；和峤在晋武帝面前不愿违心地恭维太子，“圣质如初”表现了大臣的铮铮风骨；宰相王导对晋明帝历数当朝开国皇帝窃国的种种阴谋、血腥，揭露了统治者残忍卑劣的本性；郗超与谢玄私交“不善”，但在国难当头之际力荐谢玄，表现了为人的公正和胸襟的坦荡；卞壸论郗鉴“体中三反”，直率地品评身边的同僚，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
1、管宁割席
【我的书评】
字字珠玑呀，在极少的字数里却将一个人的性格完完整整地展现了出来，真的是太妙了，和欧洲的短篇小说巨匠马克吐温 欧亨利一样。
原文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书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世说新语·德行》
赏析
在公开场合那些冠冕堂皇的议论，在大会上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讲，甚至在情人耳边那些甜言蜜语，都可能是自欺和欺人。听贪官讲廉政，听嫖客讲爱情，听裸官讲爱国，都是今天最有喜感的艺术享受。语言可以把自己显露出来，也可以把自己隐藏起来，不然，怎么会出现“口蜜腹剑”“口是心非”这类成语呢？对“言为心声”千万不要太信以为真，金元好问早就识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的秘密。
这则小品通过无意识行为和下意识动作，来揭示人的品行个性和精神境界——不是通过“听”来论其优劣，而是经由“看”来定其高卑。
管宁和华歆二人是小时好友。管宁汉末避难辽东，历经魏武帝、文帝、明帝三朝，一直以聚徒讲学为生，终生不仕。华歆汉末为尚书令，入魏后依附曹氏父子官至太尉。管、华在菜园锄菜时，他们同时看见一块金子。面对同一块金子他们有完全不同的反应：“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则“捉而掷去之”。“捉而掷去之”这两个连续的动作，写出了华歆复杂的心理过程——“捉”是见到金子一刹那的下意识行为，表明他急于想占有金子的心情，不经意间暴露了他对金钱的贪婪，但当他一意识到自己露出丑态后，马上就装出一副对金钱的鄙夷之色，将“片金”轻蔑地“掷去之”。一“捉”一“掷”是从无意识的表露到有意识的掩饰，作者从其行为变化细腻地刻画了他的心理变化，并由此揭示了他人格的卑微和境界的低下。
第二件“小事”是管、华同在一张座席上读书，正好有一乘坐“豪车”的达官贵人从门前路过，这一次管宁又读书如故，目不斜视，而华歆却一脸艳羡，立即废书出观。
从这两件事就能“看”清华歆的为人。管宁当即割断座上的席子，与华歆分席而坐，并不留情面地对华歆说：“你不是我的朋友。”
作者通过两人对两事的不同反应，生动地表现了他们对金钱和权势的不同价值取向，并于各自的行为描写中表达了作者的褒贬态度。观察得细致入微，表达更曲折委婉，用语尤其隽永含蓄，看起来作者是在随意挥洒，而文章其实是在用心经营。
2、圣质如初
【我的书评】
像迅哥儿就喜欢用反语来营造一种幽默感，比如说去日本留学的清朝学生辫子盘在头上简直是油光可鉴。
原文
和峤为武帝所亲重，语峤曰：“东宫顷似更成进，卿试往看。”还，问“何如”？答云：“皇太子圣质如初。”——《世说新语·方正》
赏析
晋武帝司马炎所立的太子司马衷是个窝囊废，朝廷上下人人都心知肚明，大臣们无不忧虑晋朝的未来，武帝对这个宝贝儿子的能力也并不看好。有一次他把东宫官属全召集来，拿出一些国家大事让太子裁决，这位未来的皇帝一问三不知，贾妃让太子左右的人代他回答，这才没让太子大出洋相。
暗地里谁都知道太子是个笨蛋，可那些专以奉承拍马起家的大臣们，公开场合却一直恭维太子“聪明英断”，只有和峤对晋武帝说：“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和峤字长舆，历任尚书、太子少保等职，对钱财虽悭吝小气，对皇帝却刚直不阿，所以皇帝一直很信任他。所谓“淳古之风”只是“愚蠢”的一种委婉说法。司马炎听和峤回答后默然不语。
不久，晋武帝对和峤、荀勖说：“太子近来好像有些长进，你们到东宫试一试虚实。”武帝这句话是在暗示直得不能再直的和峤：别再对太子评头品足说三道四，我的儿子怎么会是个蠢货呢？一向善于揣摩人主旨意并喜欢逢迎的荀勖回报武帝说：“太子德更进茂，明识弘断，不同于初，有如明诏。”和峤还是那个不懂转弯的死脑筋，他向武帝回报的结果正好相反：“皇太子圣质如初。”用通俗直白的话来说就是：“皇太子还和从前一样蠢。”可以想见武帝听后的心情。
这位蠢太子即帝位后，西晋就开始由治变乱，由盛转衰，他最大的政绩就是加速了西晋的灭亡，连以给皇帝贴金为能事的正史也不得不给他“抹黑”：“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谗邪得志。”听说天下百姓成批饿死的时候，这位“有淳古之风”的晋惠帝说：“百姓真傻，没有米饭吃，干吗不去吃肉粥呢？”惠帝晚年还得意地责问和峤说：“卿昔谓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和峤的回答真让人哭笑不得：“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国之福也。”
3、不卑不亢
原文
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为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世说新语·言语》
赏析
历史上削尖脑袋往官场钻者并不少见，从被庄子讽刺舐痔吮脓之徒，到晋朝潘岳“望尘而拜”，再到唐代郭霸为魏元忠品尿献媚，大可写一部求官丑态史。竟然有人做官全因被迫！这则小品可能让无数读者困惑。
魏晋之际士族个体的自觉，使许多人遗弃世事而宅心玄远。由于频繁改朝换代导致血腥政治清洗，阮籍“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的诗句，表达了当时士林普遍的焦虑，这使他们更加珍视个人生命和人格的价值。逃避政治，高蹈远引，成为不少士人的人生取向，除非是出于无奈或被迫，通常不愿意涉足官场这个是非之地。晋初，朝廷屡下征聘的诏书，李密铁心辞不就职，以致到“郡县逼迫，急于星火”的程度，才逼出了他那封打动历代读者的《陈情表》。《晋书·刘毅传》载：“文帝辟毅为相国掾，辞疾，积年不就，时人谓毅忠于魏氏，而帝以其顾望，将加重辟，毅惧，应命。”李喜对景王问反映了部分魏晋士人的心曲。
不愿就其父之邀，却出任其子之命，这引发了景王司马师的好奇，他大惑不解地问李喜道：“过去先父辟你为官你不就，现在我取你为什么又来了呢？”干吗不吃敬酒吃罚酒呢？李喜的回答直截了当：你父亲以礼待我，我也以礼决定进退；而你以法来强制我，我当然只好畏法就职。李喜不想卑鄙地求官，也不想无谓地去送死，他对景王的答语真是漂亮极了：既不狂放无礼，也不阿谀奉承，正好在不卑不亢之间。
4、岂能长久
原文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世说新语·尤悔》
赏析
明帝向温峤问起自己祖辈如何打下晋朝江山。很可能就像现在学习历史一样，是想通过重温先辈“光辉的创业历程”，一方面让自己和臣下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一方面给自己的皇位找到合法性理由。
还没有等温峤开口，王导就抢着接过了话头：“温峤年轻不熟悉我朝的建国史，还是让我来为皇帝陈述这些陈年旧事。”于是，王导开始口述晋朝的“建国大业”，他从晋朝事实上的开国皇帝司马懿讲起，讲他如何趁曹家孤儿寡母，乘人之危突然发动“高平陵政变”，将曹爽、何晏等魏氏宗室和忠臣一网打尽。《晋书·宣帝纪》载，司马懿在这次政变中“大行杀戮，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高平陵之变使天下“名士减半”（《三国志·魏书·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司马师、司马昭兄弟进一步剿灭异己，拥护曹魏政权而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名士，如夏侯玄、毋丘俭、诸葛诞和嵇康等，几年后又先后掉了脑袋。司马昭后期更明目张胆地弑高贵乡公曹髦，“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从开始篡皇位到后来保皇位，晋王朝一直伴随着阴谋、残忍、血腥、虚伪……不忠、不义、不仁、不善，就是明帝“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
明帝听了祖辈的“光辉历程”和“英明决断”，掩面伏在坐榻上心虚地说：“若是像公所说的这样，我晋室皇位怎么能长久呢？”
5、憎不匿善
原文
郗超与谢玄不善。苻坚将问晋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视淮阴矣。于时朝议遣玄北讨，人间颇有异同之论。唯超曰：“是必济事。吾昔尝与共在桓宣武府，见使才皆尽，虽履屐之间，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勋。”元功既举，时人咸叹超之先觉，又重其不以爱憎匿善。——《世说新语·识鉴》
赏析
郗超与谢玄都出身于东晋显贵豪门，又都以其出群才华和迷人个性见称士林。郗超既卓荦不羁又妙善玄言，谢玄同样举止不凡且语惊四座。
他们两人的“不善”并没有发展成“交恶”，彼此都在交际场合不失君子风度，更难能可贵的是，郗超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抛弃私人恩怨，客观地肯定和举荐与自己有隙的对手。
只有雄才才能扭转战局。朝廷决议派谢玄北上讨敌，社会上对此议论纷纷，很多人不看好谢玄的军事才能，“唯超曰”三字写只有郗超独排众议，公开赞成朝廷的决定：“是必济事。吾昔尝与共在桓宣武府，见使才皆尽，虽履屐之间，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勋。”“是必济事”以斩绝的语气断定谢玄必然成功，接着再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谢玄有识人之明，大小事情都能用人得当，能把合适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能让自己的部下都人尽其才，以此推论谢玄“必能立勋”。在短短几句话中，郗超连续用了两个“必”字打消人们对谢玄才能的疑虑。《晋书·谢玄传》载，苻坚强敌压境之际，谢安举侄子谢玄应敌，“中书郎郗超虽素与玄不善，闻而叹曰：‘安违众举亲，明也；玄必不负举，才也’”。
人与人之间在感情上或有好恶，在关系上或有亲疏，郗超与谢玄二人气味不投是人之常情，关键是不要为个人好恶所惑，要能“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对所亲者要能知其短，对所疏者要能识其长，并能对各自的优缺点作出公正的评价。
郗超能做到“不以爱憎匿善”，是由于他能去好恶之私，存是非之公。这需要识人的能力，更需要容人的胸怀。
6、郗公三反
原文
卞望之云：“郗公体中有三反：方于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贞，大脩计校，二反；自好读书，憎人学问，三反。”——《世说新语·品藻》
赏析
卞壸与郗鉴同为名臣，同为名书法家，他们既属同僚更兼有同好。这种关系要么结为死党，因而相互吹捧；要么成为死敌，于是相互拆台。可卞壸与郗鉴既非死党亦非死敌，他们之间是相互欣赏也相互批评的诤友。卞壸对郗鉴知之甚深，对他的评价也客观理性。
卞壸说郗鉴身上存在着“三反”的现象，也就是有三种矛盾对立的品性：一方面对上侍奉君主方正原则，另一方面对下却喜欢听他们阿谀奉承，一反；一方面修身廉洁正派，另一方面又大肆计较利害得失，二反；一方面自己爱好读书学习，另一方面却忌恨别人有学问，三反。
郗鉴身上存在着的这“三反”，倒不是说他为人虚伪卑劣，也许他还没有意识到身上的“三反”，这说明人性本身就非常纠结矛盾。以“一反”为例吧，“方于事上”反映他为人刚正，不喜欢对上司吹牛拍马，却“好下佞己”，喜欢听下级对自己吹牛拍马。这是什么原因呢？人们可能要说郗鉴“方于事上”是“装”，按理说自己既然不喜欢奉承别人的人，自然也应不喜欢别人奉承自己。其实，郗鉴身上的这种矛盾很容易理解，但凡有一点骨气的人谁愿意去奉承别人？可一个正常人谁不喜欢听别人的表扬恭维？想想看，谁乐意在别人面前低三下四？谁不乐意别人在自己面前赞美讴歌？《大学》要求“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可有几个能够做到这样呢？“好下佞己”不过是人性的软弱。第“二反”是理性与感性的冲突，从个人修养上他要求自己廉洁正派，但个人情感上又摆不脱利害得失，道德上厌恶的东西，情感上又很喜欢，这大概也属于“人之常情”。第“三反”则属于个人兴趣和个人胸襟的矛盾，自己的兴趣喜欢读书，但郗公胸襟有点狭窄，所以他害怕别人读书，心胸狭隘者能包容比自己差的人，但不能接纳比自己强的人。
第四章 率真
罗友跑到别人家里赖吃白羊肉，是不是有点让人丢脸？阮咸用竹竿挂出“大布犊鼻裈”的恶作剧，是不是有点搞笑？王蓝田吃鸡蛋时“性急”的神态，是不是让你喷饭？王右军东床袒腹的模样，能不能让你称叹？在礼教之士眼中，这些举止全都背礼伤教；可在魏晋名士们看来，这样做才能“渐近自然”。
阮籍曾对名教之士极尽挖苦讽刺，说他们“容饰整颜色”的造作让人反感，“外厉贞素谈”（《咏怀》）的伪善更让人恶心，所以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的口号。礼教的规范使人日渐远离动物性，同时，礼教的束缚又使人越来越异化为非人。“循性而动”无须矫饰，率性而为坦露本真，魏晋名士们的率真就是有意要与礼教“对着干”。
1、吃货
原文
罗友作荆州从事，桓宣武为王车骑集别。友进，坐良久，辞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无事可咨。今已饱，不复须驻。”了无惭色。——《世说新语·任诞》
赏析
虽然孔老夫子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中也说“食色，性也”，可“食”与“色”既是“人之大欲”，同样也是人之“大忌”——大家总以“好学”“好礼”来恭维人，谁愿意被别人说成“好吃”“好色”呢？
“学”与“礼”都非人的本性，所以必须“劝学”和“崇礼”，没有劝勉和推崇的助力，没有利益或名誉的激励，大概没有多少人喜欢艰苦的学习和刻板的礼义。古人早就知道“困然后学，学以致荣；计而后习，好而习成”。“学”与“礼”都违反人的本性，违反了自己的本性还能爱好它，所以值得大加表彰。“食”与“色”是人的本能，越是压抑就越是“好吃”“好色”，“偷吃”“偷窥”乃至强奸，通常都是人们过分“饥渴”所致。“性饥渴”与“口饥渴”同样让人难以忍受，食与性两方面长期过度的饥渴，不是伤身就是丧命。“食”“色”既是“人之大欲”，人们对它们就有极强的占有欲，屯集食品和包养二奶都是多占或强占。这方面不仅不需要任何鼓励，就是不断劝说、警告和惩治，还是有人难免贪食和贪色。人们把贪食者蔑称为“饕餮”，把贪色者贬斥为“色鬼”。饕餮是传说中一种凶恶贪婪的怪兽，鬼更是大家又害怕又讨厌的阴魂。
人之所恶偏大肆颂扬，人之所欲却压抑贬斥，这种与人性“对着干”的文化，很容易造成全社会的道德虚伪，色鬼装得像是坐怀不乱的圣人，吃货在人前也得假装斯文君子。
做了荆州从事还到别人家里乞食的确失格，可当时士人却认为“罗友有大韵”，所谓“大韵”就是极有格调风度。罗友的“大韵”来自何处呢？他嘴馋则去乞食，遇上美食便快意大嚼，酒足饭饱便马上告退，从不找任何借口，更不装什么清高。苏轼在《书李简夫诗集后》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这则评语移来评罗友也大体合适，他的“大韵”就在于其适性任情，在于其坦然率真。
2、未能免俗
原文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世说新语·任诞》
赏析
道北阮家陈列着五颜六色的“纱罗锦绮”，像在搞名贵衣服展览似的一字排开，让观者目迷五色啧啧称奇，而道南阮咸家在旧竹竿上，挂出一条破犊鼻短裤，贫富反差是如此强烈，这场面看上去要多滑稽有多滑稽。
说实话，他那条破犊鼻短裤没有晒的必要，这种粗麻布织品不晒也不至于生虫，他故意用竹竿挂出破旧的犊鼻短裤，是以一种恶作剧的方式，嘲讽道北诸阮家摆阔炫富的丑陋观念。
3、性急
原文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邪？”——《世说新语·忿狷》
赏析
魏晋士人以从容不迫为雅量，以恬淡豁达为超旷，以不露喜怒为修养。
这篇小品就是描写他易于发火的急性子，堪称一篇通过细节刻画人物性格的杰作。作者只用五十多个字，就把王蓝田的“性急”写得活灵活现。
一起笔就交代全文的主旨：“王蓝田性急。”一个人性急会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一个人性急也可以从很多方面着手，作者只选择吃鸡蛋这一日常琐事展开。王蓝田“刺”一回鸡蛋“不得”，“便大怒”，因这一点小事马上就大发脾气，说明他性子非常暴躁，暴躁的人没有一点耐心，稍不如意就会火冒三丈。“举以掷地”四个字写了两个细节：先把鸡蛋高高“举”起来，然后再死劲扔下去，是想把鸡蛋砸得粉碎，可见他对“不听话”的鸡蛋多么“痛恨”。哪想到鸡蛋煮得有点“老”，摔到地上后不仅没有碎，还在地面旋转不止，好像在向王蓝田示威，于是他下地用木屐齿去“碾”鸡蛋。“仍”是“乃”的通假字，“碾”字表示“踩”“踏”后还要搓揉几下，看来他与鸡蛋已经“不共戴天”。
“瞋”是发火时怒目圆睁的样子。看着这枚鸡蛋他不禁怒火中烧，为了发泄胸中的怒气，只好从地上拿起鸡蛋放入口中，使劲把鸡蛋嚼碎，嚼碎后立即吐出来。
作者通过细节描写主人公的心理，并进而刻画他急躁火暴的性格，展现了极其高明的艺术技巧：每前一细节是后一细节的“因”，后一细节则是前一细节的“果”，就文章结构而言层层递进，就性格刻画来说又入情入理。如，“刺”没有刺着，于是便“举以掷地”；可“掷”又没有掷破，于是便“以屐齿碾之”；可“碾”又没有碾成，于是便放进口中“啮破”，主人公的情绪也从“大怒”变成“瞋甚”。盘中煮熟的这枚鸡蛋，已经不再是他用餐的食物，而成了他眼中“狡猾”的“敌人”。此时他对鸡蛋已恨得咬牙切齿，最后从地上拣起鸡蛋放进口中嚼碎，不是要咽下鸡蛋填饱肚子，而是“啮破即吐之”，一解心头之恨。另外，作者巧妙地运用动词来生动描写一系列的动作，如“刺”“举”“掷”“蹍”“啮”“吐”，用“大怒”“瞋甚”表现神态的变化，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右军的书法极尽其潇洒高雅，但与蓝田相处却显得狭隘庸俗；蓝田虽然脾气急躁火暴，但对人对事却十分大度。
4、待客之道
原文
过江初，拜官，舆饰供馔。羊曼拜丹阳尹，客来早者，并得佳设。日晏渐罄，不复及精，随客早晚，不问贵贱。羊固拜临海，竟日皆美供，虽晚至，亦获盛馔。时论以固之丰华，不如曼之真率。——《世说新语·雅量》
赏析
谁都免不了要到别人家做客，做客的人谁都有这样的经验：最怕主人虚情假意，饭菜极尽其精美，态度极尽其殷勤，招待极尽其周到，但客人自己却感到极不自在，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留下来自己觉得勉强，一走了之又怕得罪主人。上自己挚友家做客的感受就大不一样：朋友家有什么大家就吃什么，不需要格外忙乎张罗；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用不着绞尽脑汁敷衍应付；兴起而往，兴尽而归，不必察看主人的脸色和心情。在朋友家与在自己家没有任何两样，彼此都脱略形迹，大家都用不着客气。节假日上这样的朋友家做客，能真正体验到友情的珍贵，感受到人际的温暖，品味出生活的醇香。
羊固比羊曼更细心周到，也更舍得掏腰包，想不到“时论以固之丰华，不如曼之真率”。羊固为什么吃力不讨好呢？关键是他的大方和精心是“做”出来的，从早到晚，从先到后，他的宴席都同样丰盛精美，人们在大快朵颐时多少有点不自在，因为客人感到主人在“存心”待客，说白了，就是没有把客人当作“自己人”。羊曼则恰好相反，他一方面对道贺者由衷感激，家里有什么就让客人吃什么，另一方面对客人是那样随便、自然和真率，让客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与温暖。
5、良箴
原文
陆玩拜司空，有人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泻著梁柱间地，祝曰：“当今乏才，以尔为柱石之用，莫倾人栋梁。”玩笑曰：“戢卿良箴。”——《世说新语·规箴》
赏析
话说东晋一代名臣王导、郗鉴、庾亮相继谢世，朝野都有一种天崩地陷的忧惧，陆玩很快凭自己的德操和声望官拜侍中、司空。
对于陆玩本人来说是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对于普通士人和百姓来说更是高山仰止。当他和家人正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不承想来了一位道贺的客人，一进门便向他索要美酒，拿到酒后自己并不开怀畅饮，而是把酒倾洒在房子梁柱旁的地上，一边对着梁柱祷告说：“当今之世缺乏良才，把你当作柱石来用，可不要倾覆了人家的栋梁。”这哪里是来给陆玩贺喜，简直就是存心来给他难堪。这番表面对屋梁的祷告中，隐含了一种“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狂傲和轻视。没料到陆玩不仅不以为侮，反而感激地笑着对客人说：“我一定会记着你的金玉良言。”陆玩说完后对在座的众宾客一声长叹：“朝廷以我为三公，实在是由于天下无人。”东晋“三公”是指太尉、司徒、司空。
魏晋士人喜欢称心而言，任性而为，他们讨厌周旋客套，反感世故矫情，客人“狂诞”中流露出的“真率”，比虚情假意的恭维捧场不是可爱得多吗？客人的狂诞让人惊奇，主人的态度更让人意外。客人祷告无异于使酒骂座，主人却把他的“撒野”视为“良箴”。陆玩并不觉得客人是在羞辱自己，反而把他的话当作善意的规劝。权倾一时但不以势压人，名高一代而不以名骄人，文中率真的客人很可爱，大度的主人更可敬。
文章平平道来但波澜迭起，刚拜司空便有客道贺，谁曾料到客人却以酒浇地，而且还要警告主人不要倾人家栋梁；人们以为主人可能大为光火，没想到他却把客人的狂傲视为好意，还把他的祷告视为“良箴”——这在艺术上是典型的“平中见奇”。
6、东床袒腹
原文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袒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世说新语·雅量》
赏析
听说郗家叫门生来“求女婿”，这下可忙坏了“王家诸郎”，个个都精心地修饰自己，不仅抖出自己平时最喜欢的衣冠，而且在仪态上也作了大幅度“调整”：尽可能地庄重而不呆板，随便又不轻浮，言行举止都优雅得体，尽可能显出大家豪门“范儿”。想不到郗太傅那位门生也眼明心细，王家子弟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回家后向郗太傅一一禀报：“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矜持”一词道尽了诸儿郎为了成为郗家快婿故作庄重、拘谨种种不自然状。门生接下来又向郗太傅说：“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与诸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兄弟们精心打扮自己的时候，此郎竟然袒露着肚子仰卧东床，完全像没听说过郗家选婿这回事似的。如此不雅，如此放肆，如此任性，此郎在这场选婿中必定落选无疑。想不到郗公听说后不仅没有皱眉，反而高兴地一拍手说：“正此好！”郗太傅在世俗眼中也未免太草率了，还不知道此郎的姓名、个性、学业，甚至还没有见到此郎模样，只因为在选婿时袒腹仰卧就选为女婿，谁没有自己的肚子呢，袒露肚子算什么本事呀？太傅一言九鼎，女儿的终身大事就这么定了。定了女婿人选再去访女婿的姓名，原来袒腹者“乃是逸少”，即那位后来冠绝古今的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在郗家“觅婿”时袒腹东床，袒露出了他身心的本然形态，展露了他个体的性情之真，生理上的自然坦露和精神上的真率洒脱，正表明他的内在生命没有被世俗所掩埋、阉割和窒息。他草书“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劲健笔力不正是来自他生命的勃发旺盛么？他行书“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气韵不正是来自他精神的洒脱飘逸么？
以“诸郎”的“咸自矜持”，衬托逸少的袒腹真率，反衬手法的运用也恰到好处。郗公“正此好”三字让人忍俊不禁，文字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冷幽默。文中郗公写信求婿，王丞相表态同意，门生东厢挑选，然后回去禀报，接着郗公拍板，每一个人都忙得不亦乐乎，而真正的主角逸少始终没有露面。逸少人无须露面，其形象却活灵活现，这种“背面傅粉”技巧之高明令人叫绝。只用一百来个文字，居然写了那么多人物，那么曲折的情节，那么多转折顿宕，如此高明的艺术手腕你能不服吗？
第五章 旷达
“旷达”就是洞明世事透悟人生之后，所崭露出来的一种豁达的生活态度，一种洒脱的人生境界。旷达的人不以俗务萦心，不以功名累己，任兴而行毫无功利，率性而言绝无机心，他们将晦暗的人生引入澄明，使俗气沉闷的生活充满诗性。
因为明白“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阮遥集才“神色闲畅”；因为强调“人生贵得适意尔”、留恋家乡菰菜羹、鲈鱼脍，张翰“遂命驾便归”；因为摆脱了世俗的羁绊，王子猷才会“乘兴而行，兴尽而返”……无欲、无念、不沾、不滞，他们活得那样潇洒、轻松、超然。
连杜牧也不无羡慕地说：“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旷达风流”的人生，谁不神往？谁不企慕？
1、何必见戴
原文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世说新语·任诞》
赏析
对顶头上司关于府事的询问，仍是一副傲然不屑的神态，全然不在乎个人仕途的升降沉浮，这种迈往之气，这种简傲之仪，看上去酷似飘然远举的神仙。
夜里忽然大雪飞扬，他半夜一觉醒来，连忙开门赏雪，并命家童酌酒。只见夜空中雪花飘飘洒洒，四望一片晶莹皎然。皎洁的大地，清亮的美酒，澄明的心境，真个是“表里俱澄澈”。他情不自禁地起身，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吟起左思《招隐诗》:“杖策招隐士，荒途横古今。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因眼前白雪联想到有“白雪停阴冈”的《隐士诗》，又因《隐士诗》想到了正隐居剡溪的画家戴安道。子猷忽地一时兴起，当即乘上小船前往访戴。
到戴安道隐居地有百来里行程。小船抵达戴安道门前时，已是第二天凌晨。叫人大感意外的是，冒着鹅毛大雪，顶着刺骨寒风，乘一夜小舟，好不容易才到戴的门前，他竟然没有叩门造访，马上又调转船头打道回府。有人大为不解地问他是何缘故，他只简简单单地回答说：“我原本是乘兴而行，现在则是兴尽而返，为什么非要见戴安道呢？”
“兴”是这篇小品之骨：王子猷见夜雪而起“兴”，因“兴”而开门赏雪，因“兴”而命童酌酒，因“兴”而雪夜吟诗，因“兴”而连夜访戴，又因“兴尽”“不前而返”。“兴”是这一系列行为的动因，没有“兴”就没有王子猷这一连串活动。
“兴”是因特定情景而产生的一种飘忽的思绪，一种飘逸的兴致，它来无踪去无影，恰似“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用司空图的话来说，“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兴”近似于纯感性的意识流，即王勃所谓“逸兴遄飞”，或李白所谓“俱怀逸兴壮思飞”。它可能忽然而起，也可能戛然而止，它全不着痕迹，因而不可事前逆料，也不可人为控制。
今天我们不管干什么事情，都要经过周密的成本计算，和某人亲热不是因为情趣相投，而是此人对我有用；与某人关系疏远不是因为此人讨厌，而是由于特殊原因必须保持距离。哪怕是恋爱结婚也要斤斤计较，有的婚前还要搞财产公证，以免日后离婚产生财产纠纷——准备结婚的同时，又在准备离婚。如今，“兴之所致”是任性的代名词，是一种非理性的冲动，是必须克服的“幼稚病”。
王子猷雪夜乘舟访戴，事前并无任何安排，来时是“乘兴而行”；到了戴的门前却不造访，回去是“兴尽而返”。无论是来还是返，他都无所利念无何目的。无利念而愉悦，无目的而合目的，这不正是一种审美的人生吗？“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王子猷摆脱了所有世俗的羁绊，“乘兴而行”不是求官，“兴尽而返”也不是逐利。他适性任情循兴而动，雪夜开室“四望皎然”，“兴”起便连夜乘舟前往，他使枯燥的日常生活充满美感，他给晦暗的人生带来诗情。在他“兴尽而返”的一刹那，王子猷的人生晶莹剔透，一尘不染。
2、人生贵得适意
原文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世说新语·识鉴》
赏析
离家千里做官于异地，求的全是一些蜗角虚名和蝇头小利，到头来连自己喜欢的家乡菜也吃不到。人生最可贵的就是适意，而吃不到自己喜欢的风味菜就不适意，既然如此，还要那些名爵有什么用呢？这促成了张翰做出重大的人生抉择——“遂命驾便归”。
小品后面这几句的文意和笔调都有点滑稽，“命……便……”句式写出了过程的迅速，以此表现张翰辞官态度的决绝。可在外人看来张翰的选择过于轻率，菰菜羹和鲈鱼脍再好吃，不也就是两道地方小菜嘛，与洛阳的京官相比孰轻孰重傻子也分得清。一个大丈夫为了吃到故乡这两种小菜，竟然辞掉京官卷起铺盖回老家，这简直比小孩还要任性可笑。
然而，在张翰看来这一点也不滑稽可笑，他丢了乌纱帽却又重新找回了自我。张翰生当魏晋“人的自觉”的时代，人自身成了最高目的，为了功名利禄而委屈自己，而扭曲自己，而丧失自己，是地地道道舍本逐末的荒唐行为，这种人生选择才最为可笑。陶渊明后来也曾说“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适意称情，按照自己的本性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张翰喜欢吃故乡的菰菜羹、鲈鱼脍，“遂命驾便归”，正是为了让自己能“适意”地生活，而“适意”不正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吗？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为了虚无缥缈的身后美名，牺牲眼前实实在在的幸福，这种人生愚蠢而又虚伪。张翰的选择没有任何外在目的，就是能让自己过得称心适意，率性而行，称情而动，便是他渴求的存在方式。
3、祖财阮屐
原文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世说新语·雅量》
赏析
庄子认为不依赖于外物才有自由，逍遥游的前提就是无待——不依赖于外，有待就不可能实现逍遥游。然而人的生存离不开外物，生活中哪少得了柴米油盐？获取和积累钱财是生存的必要手段。可是，久而久之生存手段却成了生存目的，人们获取和攒聚钱财原本为了生存，逐渐蜕变为生存就是为了获取和攒聚钱财，人由物的主人沦为物的奴隶，古人把这叫作“累于物”或“役于物”。
【我的书评】
让我想起了《死魂灵》中的农奴主普柳十金，他明明是个拥有千亩土地百个农奴的大地主，却活得像个乞丐一样，在地上捡到一个钉子都要偷偷摸摸地藏进口袋里生怕被别人看见，只要拿回了家放到了他的仓库里那就是他的东西了，任凭来人百般控诉他都不闻不问，全当耳边风，他宁愿让收割的粮食在仓库里发霉也不愿意把这些粮食低价出售给别人，他招待客人的时候要仆人把放了几个月的腊肉拿出来，切去发霉变质的部分再端上来，总而言之，对物欲的贪婪，已经使他丧失了对物品价值的评判标准，已经使他丧失了感到人情冷暖的爱心，他虽然活着却已经如同行尸走肉。
【原文】
祖士少对钱财之爱表现为一种贪婪的占有欲，偷偷摸摸地查点财物的模样活像一个守财奴，看见客人还侧身挡住来不及收拾的财物，自己的东西不愿与人分享，甚至看也不让别人看见，显得那般猥琐、狭隘、自私。除了占有外别无人生乐趣，他生命的存在已经降到了物的层次。
4、智且达
原文
苏峻乱，诸庾逃散。庾冰时为吴郡，单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籧篨覆之。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检甚急。卒舍船市渚，因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何处觅庾吴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动。监司见船小装狭，谓卒狂醉，都不复疑。自送过淛江，寄山阴魏家，得免。后事平，冰欲报卒，适其所愿。卒曰：“自出厮下，不愿名器。少苦执鞭，恒患不得快饮酒，使其酒足余年，毕矣。无所复须。”冰为起大舍，市奴婢，使门内有百斛酒，终其身。时谓此卒非唯有智，且亦达生。
赏析
鲁迅先生将《世说新语》称为志人小说，这篇小品的确像一篇微型小说。首先，它的情节曲折完整。“苏峻乱，诸庾逃散”为故事缘起，庾冰“单身奔亡，民吏皆去”为故事高潮做铺垫，“唯郡卒”三字突出郡卒在救庾冰脱险中的重要作用。“小船载冰”和“籧篨覆之”，写尽了庾冰出逃的仓皇之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检甚急”，可见当时形势的险恶。小卒醉后胡言“何处觅庾吴郡，此中便是”，一下子把故事推向了高潮，读者的心也快提到喉咙了，当事人庾冰更是魂飞魄散，正在这命悬一线的当口，大家都以为凶多吉少，却不料峰回路转，检查关卡的叛卒“都不复疑”。故事的情节险象环生，文章的章法跌宕起伏。像中国古代大多数小说一样，故事最后有一个大团圆的美满结局。小品结尾以“非唯有智，且亦达生”点题，起到了片言居要而又警策醒目的作用。其次，文章善于制造紧张氛围。如写庾冰“单身奔亡”，写他在小船上“籧篨覆之”，又如写郡卒醉后胡言，读这篇小品好像看恐怖电影一样大气也不敢出。最后，这篇小品对主人公“郡卒”形象的刻画也十分生动。如写郡卒嗜酒如命的癖好，即使在那样紧张的情况下，他在中途仍然要“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以动作写醉态十分传神，这也为下文“使其酒足余年毕矣”留下了伏笔。
魏晋之际儒家名教成了人们唾弃和嘲讽的对象，名士们酗酒、裸体、放纵，不过是“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行为艺术”。他们的人生理想不再是立德立功立言，适性任情才是他们渴望的生活方式，于是，《世说新语》出现了许多对酒鬼的礼赞：“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不仅张季鹰和毕茂世的人生理想与郡卒极其相近，连伟大诗人陶渊明临死前也说：“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郡卒不也说“恒患不得快饮酒”吗？郡卒和陶渊明的人生遗憾何其相似！不过，这种相近或相似都是表面的，郡卒希望“酒足余年”只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名士们则是通过转换一种生活方式，来实现自己更本真更“自然”的精神追求。这恰如山村中的农舍与大观园中的“稻香村”，形相近而实相远。从前很多乡下农民天天吃红苕和野菜，当下不少大款也开着“奔驰”跑到郊外去吃农家野菜，前者是不得不以野菜填饱肚子，后者是吃点野菜换换口味，要是因此认为中国农民全是美食家，那可真要让人笑掉大牙。
续文见下篇：读书笔记：《世说新语》刘义庆（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