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书匠的错误

通行本《道德经》里第一章说：“有”和“无”是“同出而异名”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只要硬币铸好，两者会同时出现。但第十四章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圣人怎么可以有错，于是一大帮后世学者往往选择忽略这个矛盾，从西晋的王弼，他的注本可谓西晋玄学的巅峰，一大帮西晋贵族吃饱了没事干每天在一起讨论有和无的问题。宋明理学兴起以后，从周敦颐，二程，一直在讨论到底有没有一个“无极”，或者“无极”是否就是太极。这些争论的源头就在《道德经》这句话里。

后来楚简本《道德经》出土，大家发现，这句话的原始版本是“天下之万物生于有，生于无”通行本那句只不过是由于某个抄书匠的粗心而抄错了。但该抄书匠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一时粗心，竟导致后世一大群聪明人发明了一大堆深奥的学说。

所谓国学热大概也如此。真正关心两千多年前那些老头子说了什么的人不多，很多人只是觉得，既然这些古人被尊为圣人，那么他们的书一定充满了深刻有用的到底，有助于自己升官发财，或者升职加薪，最不济也可以让自己获得心灵鸡汤所说的“良好的心态”，从而过的快乐一点。而先秦经典呢，含义都比较模糊，多义，所以，国学是个筐，什么都可以装，你可以在里面读出怎么搞阴谋诡计（说的好听点叫权谋韬略）也可以读出心灵鸡汤。西方哲学家们（解释学派）说，一本书的意义是读者赋予的，这句话可以完美的用在当代流行的国学上，各取所需，当然会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