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庭审过程中，东莞检察极尽嘲讽之能事说“张远锋及其公司员工的研发产品就是套路贷”，而东莞中院在判决中也多次使用“张远锋使用套路贷的手法”之类的表述，认定我父亲通过套路贷实施诈骗，并据此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不论“套路贷”这个词是否晦涩难懂，不论司法机关的工作多么艰辛，有些问题必须做出回答，并且是清晰、完整、不存在任何怀疑的回答，否则就不得作出刑法上的否定评判。而通过以下粗浅问题的分析就会发现，我父亲就是被东莞检察、东莞中院的文字游戏给冤枉、错判的！
第一，张远锋是否有实施套路贷？是否有诈骗？
在我父亲的所有款项出借中，有明确的借款协议，还款有出具相应的收据，在借款人没法按期还款时经常予以延期，多次延期后实在无法实现债权才向法院起诉。双方关于借贷的商谈真实、明确，我父亲也从不故意制造违约或者肆意认定违约，也没有恶意垒高借款金额，在实现债权的过程中也从没有使用暴力、威胁的方法，仅仅采用了民事诉讼一途。债权债务是真实存在的，实现债权遵守法律规定，只为收回本息，不是为图别人财物，我父亲的做法就是明确的民间借贷，根本不是检察口中、法院认定的套路贷！
对于我父亲的民间借贷行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天津大学的张明楷、周光权、陈兴良、曲新久、戴长林五位刑法学教授，都进行了认真地研究与探讨，认为东莞检察院对我父亲指控的诈骗事实均不能成立诈骗罪。难道我国刑法学界顶尖专家们的分析判断还不够权威吗？专家的论证意见早在庭审前就上交法庭，为什么法官们还固执错误之见？
第二，所谓“被害人”是否有被骗？是否能被骗？
在我父亲被认定为诈骗的借贷中，借款人基本都是房地产公司及其老板，光耀集团、天恒公司、昊地置业公司、金河湾公司、置信公司等等，仅有一个借款人是惠州设计院公司的老板，但其同样开发房地产。这些人都是大老板，往往公司规模都不小，他们需要借款，并不是单个人的决定，有公司专业的财务、法律人员做最后的把关和保障。再说了，他们是第一次借款吗？他们与我父亲的借款仅此一次吗？都不是！
光耀集团在2013年就欠了三四十个亿的高利贷，2017年光耀申请破产重整，到2018年5月，有超过1100家的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欠债总额超212亿。
河源恒益公司老板周泽华，设置骗局一房多卖，据法院目前统计，其负债金额累计两亿以上。我父亲也曾是此案件的受害人，如今倒成了诈骗周泽华的罪犯，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极端。
天恒公司的老板杨永久因欠债太多，早在2014年携房款潜逃，涉案金额约6000万约，后来被公安抓获。
广信物业老板邓星明的楼盘—世贸大厦，以商铺返租协议出售给七百名业主，早在2015年以前就欠业主租金34个月，业主损失近7000万。
广信物业老板邓星明的楼盘—世贸大厦，以商铺返租协议出售给七百名业主，早在2015年以前就欠业主租金34个月，业主损失近7000万。
昊地置业公司先后向他人借了总额8600万、7200万的民间借贷，更还有一些小数额的民间借贷。
金河湾公司以地皮、商铺做抵押或担保，向个人和银行借款多达12个亿。
置信公司的老板李蓬灿同样有许多的债权人，在借贷纠纷中法院同样判令债权人胜诉，并且后来被债权人申请破产。
这些公司的老板，他们有丰富的借贷经历、经验，有充分的智囊保障，他们能被我父亲所欺骗吗？这些老板的借款金额都以百万、千万计，基数大、利息多，难道不是前前后后、里里外外都讲清楚、算清楚、弄明白吗？既然都清楚、明白，还有什么错误的认识、还有什么被骗呢？此外，这些老板与我父亲的借贷并不是仅此一次，而是多次，一次又一次地借款，难道一次被骗，还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地被骗？我父亲的借贷与别的债权人的借贷并无差别，如有差别或者陷阱，以这些老板的精明程度肯定一下就被识破，为什么别人的就是合法债权，而我父亲的就是诈骗？
第三，所谓“被害人”的陈述有多少的可信度？到底是被骗还是要逃废债务？
这些所谓的被害人无一不是我父亲的债务人，更为甚者，这些人名为老板，实则多为老赖。河源恒益公司的周泽华，早在2008年就被法院列为老赖进行曝光；光耀集团的郭赞楼早就因无法履行还款义务而逃遁到香港，连所谓的报案都是委托别人做的，其弟弟郭耀名，就在早前也被东莞市第三法院列为老赖；置信公司的李蓬灿早在2015年因不履行还款义务就被法院限制出境；纯棉时代开发商杨永久在2014年因私自截留业主房款6000万元并潜逃，后被抓获......
东莞三院发出悬赏令寻找老赖郭耀名
天恒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杨永久被限制消费
置信公司的李蓬灿被限制出境
广信公司的邓星明被限制消费
展丰公司的邓华彪被限制消费
源东集团的陈东京被限制消费
昊地公司的李国伟被限制消费
大隆集团的李坤被限制消费
这些老赖，正确的法律称谓是“失信执行人”，连信用都没有了，其所做的陈述到底有多少的可信度？此外，一旦法院的判决生效，这些人的债务全都不用清偿，甚至还能得到金钱的返还，他们举报的真实目的还不清楚明了吗，明显就是为了逃废债务啊！就像大隆集团，之前的借贷纠纷已经在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有了一审判决，二审在广东省高院因为林春生的干预却被退回起诉了，所有我父亲查封的大隆集团资产被全部解封，早就被李坤、林文赞转移、处理掉了。
第四，既然不是套路贷诈骗，为何检察、法院还认定张远锋是套路贷诈骗？
在庭审过程中，东莞检察指控我父亲使用套路贷手法诈骗，全程的指控重点都在于我父亲在借贷过程中有没有收砍头息、有没有息转本、有没有借新还旧，但问题是：
砍头息就是虚增借贷金额吗？“套路贷”中的“虚增借贷金额”往往是采用各种理由诱骗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协议，而民间借贷中从借款本金中收“砍头息”的做法是源于借贷双方的约定，借款人对此是清清楚楚的，不同于“套路贷”中的诱骗、诱使的欺骗性手法。因此，砍头息并不是虚增借贷金额！
息转本就是恶意垒高借款金额吗？息转本的做法在民间借贷中由来已久，在法律上并不禁止，其基本原则是“利息的总和不能超过年利率的24%，超过的部分无效”，通常情况下，借贷双方对于“息转本”都是清楚地知晓的，或许借款人对于息转本并不情愿，但是，在这里并不存在欺骗或者重大误解，这跟“套路贷”中的恶意垒高借款金额是有根本区别的！
借新还旧就是转单平账、以贷还贷吗？以新还旧常常出现在一般的民事借贷中，甚至在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中也常常出现，这种做法本身并不违法。而在“套路贷”中，“转单平账”、“以贷还贷”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借新还旧的过程中，诱骗、迫使借款人签订了金额虚高的借款协议。因此，借新还旧与转单平账、以贷还贷在双方的认知、手法上也是根本不同的！
东莞检察、东莞中院明显就是将民间借贷的做法混同于“套路贷”诈骗的种种手法，无视我父亲民间借贷与“套路贷”诈骗之间在非法占有的目的、欺骗手法上的本质不同，在文字上进行拼凑，强硬将我父亲所做的民间借贷扭曲为“套路贷”诈骗，并强行定罪判决！
再说了，东莞检察的指控、东莞中院的判决中，所谓砍头息、息转本、借新还旧基本都是依靠所有借款人的陈述、借款人亲戚或朋友的转述、借款人公司一方的内部资料，难道我父亲与借款人之间签订的协议、双方之间对借款的实际履行就一点证明作用都没有吗？我父亲作为一个亲自出借款项的人，他所做的陈述难道不比那些道听途说的人更真实可信吗？
第五，正义到底在何方？我们的法治到底是为了保护什么？
古往今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父亲真金白银拿钱出来借钱给那些人，为的就是收回本金、赚取利息。而现在，这些老赖利用扫黑除恶这场运动恶意举报、恶意诬告，不仅欠债不用还钱，还将我亲人送去看守所、送进监狱，甚至禁锢其一生。诚信的要求在哪里？社会的正义在哪里？
我父母亲的全部财产从一开始就被冻结，而在一审判决中，认定我父亲等人构成诈骗的数额，远不到我父母亲财产的十分之一。在庭审过程中，检察也从未论证我父亲的财产来源和犯罪所得，甚至连所谓的诈骗数额都不能给出明确的算法。你知道我父亲这几十年来都做过什么生意吗？爷爷带着他做过客运站，卖过米面粮食，运卖过木材和其他农林产品，后来经营蛇餐馆和协和木器厂，还曾卖过惠州知名品牌麦科特摩托车，后来买地皮、开发房地产，筚路蓝缕、兢兢业业。你知道我父亲在运送木材时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为了不影响合约第二天仍带伤送货吗？你知道我父亲克俭克勤、从不花天酒地、从无纸醉金迷吗？如今，检察、法院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没收我父母亲的全部财产。老赖逍遥法外，我父亲落得身陷囹圄、一无所有，对民营企业家的保护体现在哪里？对公民合法财产的法律保护体现在哪里？公平、正义又到底在哪里？
我是一个法律专业的本科生，并不是什么硕士、博士，连我都能搞明白民间借贷与套路贷的区别，连我都能辩得清楚我父亲借贷的性质，连我都能看得明白这些债务人的险恶用心，检察官、法官多年从事司法工作，这点小知识他们当然了然于心。既然都明白、都了解，那为什么还要指控、认定我父亲实施“套路贷”？为什么还要指控、认定我父亲诈骗？
难道是为了广东“扫黑除恶”的成绩单？“扫黑除恶”的成绩单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人民的检阅，广东“扫黑除恶”的成绩单容不得如此玷污！
难道是这些检察官、法官为了成就自己的仕途？为人民服务是所有公职人员的使命和初心，任何人对于仕途、前途的追求都不能以侵害公民合法权益作为牺牲和铺垫！用刑事案件来陷害我父亲的原惠州公安局长林春生就是前车之鉴！
张远锋没有实施套路贷，更不是诈骗犯罪！请宣判他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