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建东著《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録》（以下简称《集录》，三晋出版社，2018年）出版了，这本书几乎汇集了目前所见中古陇西牛氏的全部碑刻资料。当我第一时间收到这本厚重的资料集时，喜不自胜。随意翻阅一下，以往的苦楚竟浮上心头，我深知其中的辛苦。同时，也就知道牛兄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心力。与他相见，两鬓泛白，更知其为此还付出了年华。
因为我曾经花费过一段时间和精力疏理过中古牛氏家族的资料，出版了《牛弘研究》专著。惜牛兄书所出甚晚，否则我也就不必东跑西跑，付出那么多的艰苦，但是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再辛苦也值当，苦中作乐亦常作夫子自道。
《集录》最大的特点是搜集资料丰实、全面，不仅时代跨度很长，而且涉及的地域广泛，南北兼收。包括北方陕甘诸省，当然主要的还是晋豫，无论古今，这都是牛氏活动的主要地方，另外还深入到长江流域江浙、江西等地，能跑的地方都跑了，能见到的资料都搜集到了，广博、深入之至！因而这些资料呈现的价值也是多方位的，为中古牛氏自身的分支、播迁、流动、仕宦、婚姻、谱牒以及与其他士族的关系等等方面提供重要资料。在此，非常感谢三晋牛氏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请，仅就自己遇到的一些研究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
资料需要归类，这样才有利于我们查阅，在研究者眼中产生价值。对资料的划分、归类是门学问，相对比较复杂。就以牛氏碑刻来说，女性的列入问题，不仅是个观念，而且会带来一些新的角度。但是，女性进入会带来新的问题。所以，需要很好梳理，否则，会看不出头绪。相比于传统文献资料汇编，如周绍良主编之《唐代墓志汇编、续编》（上海古籍，1992年）、赵超编著之《汉魏晋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1992年）等，一些与牛氏相关的人物纷纷进入，比如牛氏外甥列入，以及牛氏作为墓志撰写者、书丹者、刻工者的列入，身份复杂，索引起来就会很不方便。
试以《唐牛浦墓志》《唐牛衡墓志》两块碑中的两句话来分析。
后碑云“寝疾于邠州三水之私第”，就是说牛衡在邠州三水的家中病逝。但对照前碑中“因宦迁於闻喜县，数世为闻喜人矣”，可知：一是牛浦一支已是山西闻喜人了；二是其夫人为河东裴氏。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因为结姻河东裴氏而迁于闻喜呢，还是因为宦于闻喜而结姻河东裴氏呢？为什么又病逝于陕西旬邑的家中？当然，两碑相对照，才知前后两碑中人物关系及世系。后碑补前碑之父名——景倩。从碑文中推知，牛衡是因祖上关系，籍入闻喜。
其高祖牛秀，一般称作牛进达，陪葬于陕西礼泉昭陵唐太宗陵园。昭陵《牛进达墓志》中披露，牛秀“夫人河东裴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牛秀算唐之开国功臣，那么，就有可能结姻门阀大士族，并由此进入山西的。虽然，陇西牛氏也属于西州豪族，是大士族，但毕竟还没有完成“偃武入文”的转化，不能算一等的豪门。只有到牛秀这一代，追随唐太宗，立下赫赫战功，可以说最终完成了家族的转化，裴牛结合，融入最主要的政治力量关陇集团之中，其子孙籍入河东（闻喜）也顺理成章。
即使这样，为什么牛衡在邠州三水还有私宅呢？似乎现有的碑刻还没有解决这一问题（推测是否因邠州紧邻安定鹑觚？还需要对资料理解的深入）。
女性墓志的列入，主要从婚姻状况来寻觅这个家族的演进轨迹。通过女性与婚姻，考察牛弘一支，就会发现安定牛氏是旧贵族。比如主要跟他们联姻的有安定辛氏、天水赵氏、太原王氏等等，《集录》进一步证实这一点。
中古贵族联姻，多处于政治目的，讲究相互均等，相互要拿谱牒来对，这在史书中就有记载。唐初，唐太宗重修《氏族志》就是这个目的，把原属于二等的“陇西李氏”修改进一等的家族如博陵崔氏、范阳卢氏、京兆韦、杜那样的大姓中去，与之并列。结果，遭到大氏族的抵制，这个工作直到武周时期才陆续完成。事实上，唐中期出现的牛李党争，反映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历史学家严耕望才说“欲考唐代政局之演变，推究牛李党派之纷争，最彻底之方法莫过于探求朝廷达宦之出身于籍居。”（《唐仆尚丞郎表序》）可是，世移时易，出身、籍贯、郡望发生变化，唐代人自己都说：“士居乡土，百无一二，因缘官族，所在耕筑，地望系百年之外，而身皆东西南北之人焉。”（贾至《议杨绾条奏贡举疏》）中古之世，科举、仕宦、升迁、婚姻等都会使用到家族谱系，所以谱牒之学十分发达。也就是说，谱牒比较可靠。
相反，唐末五代以后，就不太使用这个，这个自然就沉落下去，因而谱牒荒废时常会有。再者，后人续谱时，就可能出现混乱的状况。宋人自己也讲谱系历经五代已散乱不可考，如赵明诚在《金石录》中说：“唐以前士人以族姓为重，故虽更千百年，历数十世，皆可考究。自唐末五代之乱，在朝者皆武夫悍卒，于是谱牒散失，士大夫茫然不知其族系之所自出，皆不可惜也哉！故余录于此，使后学论姓氏者有考焉。”
宋之族谱，作为学术的引用，是要慎重。一般已经不作为主要的方面，还因为这个时期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不再是贵族社会。国际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唐宋之际是一个大的变化时期，这就是著名的“唐宋变革论”。
例如“宋牛皋墓”问题。《集录》引的是《吉州牛氏宗谱》，牛皋为唐牛僧孺之后，指出其为牛僧孺之十四代孙。我们来辨析：此谱为明人所修，所载牛僧孺逝年为唐大中丁丑即十一年，公元857年，享年83岁。通过唐人撰写的《牛僧孺墓志》《牛僧孺神道碑》等来看，《吉州谱》显然值得怀疑，与碑刻记载不符。碑记牛僧孺卒年为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享年69岁。纪年相差了9年，《吉州谱》所云的83岁亦不知何据？
二
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如何处理？
这也就是近代学术上著名的二重证据法。由王国维提出，它不仅是一种历史考证法，而且是一种具广泛使用的治学新法。一方面，在实物和文献互证方面，学者要充分利用玺印封泥、兵符、简牍等资料来考证经史，另一方面，在文献和实物铭文互证方面，学者要根据新出的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历史，据碑文考证上古史、西域史等。在使用材料时，文字考释、实物分析与文献考证三者融为—体，所以，“二重证据法”对研究者迄今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牛僧孺墓志》《牛僧孺神道碑》这是传世文献。据清嘉庆《咸宁县志》载“丞相牛僧孺墓葬少陵南，杜牧撰墓志。”今西安市长安区樊川韦兆有牛僧孺墓，杜牧所撰墓志、李珏之神道碑，当具此墓。且撰写者都是时人，其文字因存于史书及《全唐文》而流传，属于传世文献部分。即使传世文献，也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唐人已不明牛氏之代际，如牛弘与牛僧孺七代、八代之说并存。
《资治通鉴》“元和三年”条下就认为是七世。杜、李碑记均为八代之说。丁鼎先生认为是否连自身计，就是说算自身，为八代，不算的话，就是七代（见拙著《牛弘研究》P19、155，三秦出版社2010年）。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我想牛李党争的事件，实在错综复杂，且都是文人，掌握话语权的，从而出现令后世意料不到的抵牾。这样的话，用旧文献其实就可以解决这个代差问题了。而现在的碑刻（出土资料）是否可以解决这个千古疑问呢？还没有！
有几块碑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以往我遇到的文献资料中承载的问题就在于，牛仙客、牛休克是否同辈？牛僧孺子牛凤倩的名字等，牛著碑刻对此问题就进一步了。如《唐牛衡墓志》有牛景倩之名，这两者是否存在联系？
我认为有一定联系，牛秀一支追溯至北魏汉州刺史、上柱国、平原县公牛定。《唐牛秀墓志》中有“是以上地为儒，缺流声于七雄之代；陈仓有守，邯发誉于三分之时”的话。这里，上地，指的就是上地郡，缺指的战国时牛缺，邯指东汉末三国之际的牛邯。那么，这一支即是《元和姓纂》中所记载的泾阳房，泾阳房的世系就连接起来。而泾阳房和安定房中都出现了一辈“奉倩”、“景倩”，从而可知，唐代牛氏谱牒是存在的。
还有，《唐牛方会墓志》的出现，是否让我们再联系到牛弘子方大、方裕、方智呢？应该是可以的，这几个人他们的时代接近。根据墓主人卒年（仪凤二年，春秋八十）推牛方会生于公元598年，是隋开皇十八年。墓志里记世代详细，有曾祖炽，祖父允等，记其父牛敭，当与牛弘为同父兄弟。只是当时《隋书》、《北史》、《周书》三大史书没有记载而已。这样，安定牛氏的材料又充实起来。
历来注牛弘家世的，其父多为“临泾公”，因为安定郡在泾水流域，不难理解。可是史书有时却记录为“临淮公”，历代注家言其错，而改“淮”为“泾”。今《集录》收录的《唐牛艺墓志》里面出现了“祖昙超，魏镇南将军，临淮太守”，虽然，不能确定牛弘一支与牛艺一支的关系，但“临淮公”应该是有来历的，可作为注的疏解。这条新出碑志史料就可以作为对史家注疏的补充，同时，也可以深入探讨这个家族的流动。
三
还有，新出资料的运用问题。比如壶关沙窟碑拓，一时间这些东西在网络上出现、流传。曾经就壶关沙窟牛氏的碑拓和牛建东先生交流过，我一直觉得要慎重运用，因为它不是经过考古发掘整理的资料，目前我也未见有相关研究人员发表过专门的文罩过，或者，我们自己也需要以专业的方法做一番辨析。
其中，《唐牛康墓志》没有附图版。从内容看，此墓是二次葬，碑为其孙辈所立，碑文记述了牛康长子牛志高及妻事迹，碑文述他们父子二代“合葬于沙窟村西南二里之原”，这怎么理解？显然，这里应该是二次葬，即此另一地迁入新地，而不是同一个墓穴，碑只立有一通，大概是出于经济原因，为了节省吧。
这通碑文世系里有“牛兴”，为“隋青州长史”。我们大概会想起，在泾阳房中也出现过“牛兴”的名字，记载的却是“西魏太常丞，始居泾阳”，当为泾阳房一世祖。拙著《牛弘研究》中引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材料，学者王力平点校时，曾疑“與”与“興”为繁体字形近之误，今考之碑刻，则“與”与“興”不是一人，并不是由于字形问题。因而，《牛弘研究》中关于这个问题需要说明、更正。
西安在2000年后，高校合并，大兴土木，在南郊郭杜，今长安区范围内规划新的高校区。这个时候基建中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汉唐墓葬，多有墓志出土，算是新的一批的地下材料。2003年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工地发掘出《唐牛相仁墓志》，碑文记有三世，志主担任过平州司马。从其生卒年来看，应属隋末唐初人。这个资料，可订正传统文献。
唐张九龄为牛仙客之父撰碑文，名为“牛意”，宋赵明诚《金石录》因碑残缺亦录名为“牛意”，而1943年刊《陇右金石录》则有《牛意仁墓碑》，名字为“牛意仁”。经考证，人是一个人，但却出现两个名字。宋人编《旧唐书》时亦颇为难，不能断定。现在，新出这块《牛相仁墓志》，可为此千古疑难作一了断，订正了传统文献，我们进而也可以推知牛相仁一支与牛仙客一支的密切关系。
四
这批资料，还传递出其他方面一些主要的信息和价值。分而列之：
（1）历史地理方面：古地名的方位，可以互相解释。如《牛方会墓志》中写“合窆於雍州高阳原”，而另一通《牛文宗墓志》则云“合殡于京兆杜城西高阳原山”。那么，高阳原的位置不但明确，而且新增了一个史料印证。
另计牛氏墓地在长安者除上引之高阳原外，还有细柳原（《唐牛浦墓志》、《唐牛浦夫人陈氏墓志》、《唐牛衡墓志》）、凤栖原（《唐源序墓志》）、三赵（又作兆）原（《唐源序夫人牛氏墓志》）、少陵原（《唐牛僧虔墓志》）、洪原（《唐张读墓志》），另杜牧撰《唐牛僧孺墓志》里亦有“以某年某月日葬少陵南某乡某里”，这应是提前约定写好的碑文，所以先将具体时间、地名空着，但葬地无疑是少陵原。隋唐时期，这里当是安定牛氏的田产与墓地所在（具体见拙著《牛弘研究》有关论述），因而也就好理解隋牛弘在樊川拥有别业，其七世孙牛僧孺在此依以为学。笔者曾走访长安区子午镇牛家，与当地乡贤牛兆乾先生交谈，他讲到王曲镇贾里村就有牛氏墓地，每年春节期间他们牛家有人祭奠。其地望大致属于樊川一带。
（2）有关姓氏的资料：《唐源序墓志》中云，“源实与元同族，其先鼻祖於后魏”，这就是北魏拓跋改姓元的事实，元或许又写作源。
（3）另外一些主要人物的信息：《唐张读墓志》中，张读世系里透露出《朝野佥载》作者张鷟家族的信息。《朝野佥载》，唐代笔记小说集，唐张鷟撰，六卷，记隋唐两代朝野遗闻，尤多武后朝事，其中还被《资治通鉴》选为史料。作者张鷟，字文成，号浮休子，史称“青钱学士”；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北）人，唐书有传，但生卒年不详，大致在武则天到玄宗前期，以词章知名，今存著述除《朝野佥载》外，尚有《龙筋凤髓判》、《游仙窟》等。通过碑刻，知其家族为常山张氏，与史书记载大致不差。
诸如此类。
五
另外，提一些小问题，供参考。
异体字与繁体字。如果碑文有图版，可使用通用字，无须使用异体字，这样就与文献所使用的文字统一了。而无图版的，则可以保留异体字，如《唐牛浦墓志》，尽管著者在附录里也有异体字表，但毕竟查阅不方便。
《唐牛秀墓志》现藏于昭陵博物馆，作者对此碑说明文字有几处订正。礼泉繁体字不是“禮泉”，而是“醴泉”，西安昭陵博物馆，应为陕西礼泉县昭陵博物馆。
牛建东先生牺牲自己的业余时间，不辞辛苦，全方位搜集，这令人十分感动。他把一份沉重而珍贵的资料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利用这份资料，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古姓氏尤其陇西牛氏的迁徙流动轨迹，整理其详细演进的历史脉络，并为中古社会生活史寻找新的佐证，订正、补充就由史料，探究这个家族在历史进程中发展进取的动因。
这也是这本书的魅力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