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字与儒学之于《东亚的诞生》

      东亚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主要指濒临太平洋的亚洲部分。作为一个兼顾地理、历史和文化的概念，东亚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两个部分在内。其包含三层含义：地理上指受崇岭和大漠阻隔的东部亚洲地区，人种概念指蒙古人种居住区，文化概念主要指源于古代中国的文明圈，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同时，东亚地区也是人类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这里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一直以来受到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的深远影响。

      已出版《在汉帝国的阴影下》、《东亚史》等多部专著的密歇根大学博士，美国北爱荷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何肯，在其近作《东亚的诞生：从秦汉到隋唐》一书中，引用大量史料和现代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将多年潜心研究的魏晋南北朝史，秦汉史、隋唐史与东亚文化圈形成史等熔于一炉，围绕着“东亚的诞生”这个原点，深入浅出阐释了中华文化对东亚各国的影响。

      书中指出，就事实而言，诞生最初的几个世纪，中华帝国周边找不出能与之匹敌的政权，无论就行政架构、文明程度，还是经济水平而言，都是如此。因此，“东亚文化圈”的原点毫无疑问在中国。

      被称为“汉字文化圈”的东亚文化圈其主要文化特点是：汉字、儒学文化和后来的中国化佛教文化。中国是东亚文化圈的文化扩散中心，所以中国成为东亚文化圈的核心。通常意义上，东亚文化圈的成员包括：中国、日本、琉球群岛、朝鲜、韩国、越南、新加坡。

      除了中国，书中通过越南、朝鲜、日本三个国家的外部环境、史前（早期）文化、政权统一以及儒家文化对其的影响，将整个东亚世界的知识阶层最终形成了一个高度统一的文化共识。

      在何肯看来，虽然东亚世界各个地区的口头表达互不相通，但这并不能掩盖一个重要的事实，古代的东亚世界通行相同的文字与文化，那就是汉字与儒家文化。语言上的共通，文化标准自然也彼此相通，其带来的影响十分之深远。关于这一观点，在作为整本书重中之重的第三章《“文明使命”：东亚的诞生》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汉字作为所有现存通用语言中唯一的表意文字，是中华文化最显著与最独特的标识，亦是中国文化得以延续至今的重要因素。同时，它也是承载与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媒介。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正是借助汉字独一无二的传播功能，才得以在东亚范围内广为流播且绵延不绝。对此，费正清曾言：“倘若没有汉字的影响，东亚必然不会成为世界文明中如此独特的一个整体。” 据史料记载，汉字与中华文化一道很早就传入了东亚各地。

　　朝鲜半岛于公元前2世纪开始大范围接受汉字，并逐渐将汉字作为规范的官方文字，虽在4世纪创造出“乡札”“吏读”的书写形式，但仍是以汉字转写的方式来记录朝鲜语。15世纪，朝鲜虽创造出本民族文字——谚文，但是直到19世纪末，汉字一直作为官方文字被使用。在古代朝鲜半岛，无论是其国号及官爵称谓，还是其基本制度，乃至其文学创作，主要都是以汉字记录下来的。这说明汉字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使用已达到极高的程度。

　　日本对汉字的接受虽晚于朝鲜半岛，但在日本出土的东汉时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及新莽时期的货币，可以证明两汉时期汉字就已传入日本。日本奈良时代的《万叶集》完全以汉字为媒介记录而成。同时，日语借用汉字“音读”与“训读”发音，并仿效汉字构造创造“片假名”与“平假名”以形成日本文字，体现了汉字在日本的传播与普遍使用。

　　越南对汉字的接受与使用更甚于朝鲜半岛与日本。在越南文字产生前，汉字一直作为其唯一的官方文字被使用，越南古代的历史文献都是由汉字记录流传的。直到11世纪，越南才在借鉴汉字结构的基础上创造出其民族文字——喃字。古代越南的国策、律法、历史典籍、文学创作，甚至于家谱等，都用汉字书写，足见汉字在越南流播及使用的盛况。

　　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言：“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汉字在东亚的传播与使用，使其成为连接中国与东亚之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汉字对中华文化在东亚的传播可谓居功至伟。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提到，儒学这一表面上看“略显荒谬而且不合实际”的治国方略，却被东亚社会广泛接受，并延续使用两千余年。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家思想是近代科学诞生以前的科学理论，它讲求同类相通，“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

　　儒家观念中的自然伦理秩序也传播到了整个东亚世界。儒学对社会施加影响的核心机制在于“榜样效仿”，即树立正确的榜样以供效仿。万民都注视着人君，而人君治理万民，最佳的策略无疑是“正身”以作为万民的榜样。有学者认为：“如果说汉字是中华文化在东亚传播的感性形式，那么，儒学无疑是中华文化在东亚广泛流播之最主要的驱动力。”

      自先秦时代起，中华文化就是一个开放的集合体，其中较为核心的儒道释之价值理念在东亚各国都有一定程度的传播与影响，但其中最为显著的无疑是儒学思想及其价值体系。儒学的伦理本位、礼乐教化、家国同构等价值观以及仁义礼智信、忠孝、恕己恕人、德政、秩序、中庸、和谐等个人层面与家国层面的价值诉求，对古代朝鲜半岛、日本及越南的精神文化与制度文明都有明显的构筑功用。

　　综上所述，汉字与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在东亚的最初传播仅限于各地的精英阶层，还属于小范围内的存在。汉字与儒学在东亚的广泛传播，即由上层社会向普罗大众的衍展，必须借助有力的叙述方式才可能成为现实。东亚汉文学是这种叙述方式的最佳承载者，对汉字与中华文化在东亚的传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与儒学的理性存在方式不同，汉文学则借助汉字媒介以感性的方式，在整个东亚历史进程中扮演着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角色，进而为东亚的诞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