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一个含蓄的民族，我们克制隐忍，善而不发。我们有舍小家为大家的情怀，也有闷头干大事的毅力。我们不事张扬，却心怀天下；我们安静内敛，却屡创伟绩。追根溯源，我们找到华夏文明的源头——那个礼崩乐坏却百家争鸣的时代，那个推陈出新、惊艳四座的时代。
“克己复礼”一声长叹，我们听到了孔子不安于现状的雄心抱负，听到了周礼在历史深处的呼唤。
何为克己复礼？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孔子一生都在追求“仁”，他认为“克己复礼”就是“仁”。“仁”是发自内心地爱人，对世界心怀善意。“礼”是因为心中有善自然而然表现出的待人接物的方式，是自发的，不是被动的。“礼”以“仁”为基础，“仁”以“礼”来维护。“仁”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时刻督促自己，向善，向礼，向仁。
孔子说的“礼”，源头就是周礼。西周文明是先秦时期的一个小高峰。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文明渐趋完善，而西周之后列国纷争，文明陷入了停滞甚至倒退期。因此西周文明是孔子看得见的文明里最完美的。
然而他对“周礼”，对现实，亦非完全满意。如“周礼”规定“学在官府”，“国之贵游子弟与焉”。可是孔子打破了这种局面，自己创办私学，实行“有教无类”的方针，这对于向民间传播文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因为他对“周礼”亦有不满之处，故采取“损益”（既有不满又继承发展）态度。孔子对“周礼”的“损益”正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二重性、矛盾性的表现。孔子对“周礼”的“损益”，正表现了他积极向前的社会改革思想。
礼崩乐坏的春秋和孔子对周礼的崇拜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了对夏商周的礼仪制度等有深入研究，他认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后一个王朝对前一个王朝必然有承继，有沿袭。遵从周礼，这是孔子的基本态度，但这不是绝对的。在前面的篇章里，孔子就提出对夏、商、周的礼仪制度都应有所损益。周的礼仪礼乐制度，以夏后、殷商两代文化为镜子，有传承、有损益、有超越，使周代数百年文化粲然大备，繁荣昌盛。
孔子生活的鲁国，在西周初年本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也是殷遗民的主要聚居地。当伯禽就国之际，便将大批的典章文物带往鲁国，从而使鲁国从一开始就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尤其是鉴于周公的勋劳，当其去世之后，周王室允准鲁国破格使用天子之礼乐，遂使鲁国在周王室衰微之后得以保存较为完整的西周典章制度和文物。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孔子目睹列国交争，于是愈加感到西周以道德为本位、以天子为核心的典章制度礼乐文物，不仅给人从肃穆庄重的感染力，而且因此而对周初制度发出由衷的赞叹。本章内容，正是孔子面对现实而生发的思周情怀，才使他有条件据鲁而创立儒家学派。
在孔子看来，周礼是最完善的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因为周公受封于东方的鲁国，文化中心东移，于是春秋时代“周礼尽在鲁矣”（《春秋左传》）。所以“吾从周”，也指“鲁所存周礼而言”，“从周”也就是“从鲁”。由此可见，孔子是个持文化发展论者。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周公是中国古代的“圣人”之一，孔子自称他继承了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的道统，肩负着光大古代文化的重任。这句话，表明了孔子对周公的崇敬和思念，也反映了他对周礼的崇拜和拥护。
孔子的“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源于周公的“明德、慎罚”的治国原则。孔子在学术思想上继承了周公治世治国重在人类精神道德建设，尤其重在修民之德的思想传统。孔子盛赞周公的文治武功，而且向往能够践履躬行周公之道。
所谓梦见周公，未必是真的说梦，而是未能推行大道的隐语。从唯物历史观来看，行周道以救世，是历史进步还是历史反动，这要与孔子所处社会性质联系起来认定孔子是哪个阶级的代表。不过，孔子爱周礼、行周道是为了救世救民，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春秋末期，奴隶制社会处于土崩瓦解、礼崩乐坏的过程中，违犯周礼、犯上作乱的事情不断发生，这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过程中的必然表现。季孙氏用八佾舞于庭院，是典型的破坏周礼的事件。对此，孔子表现出极大的愤慨，“是可忍孰不可忍”一句，反映了孔子对此事的基本态度。
春秋时代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下层政治势力对上层支配集团迫切要求超越和取代的心理，业已成为一种氛围、气候。诸侯独立、大夫专政、陪臣（诸侯的大夫的家臣自称）执国命等现象出现，君臣父子兄弟之义、行、慈、孝、爱等伦理规范毁坏。周礼作为社会秩序主要表现形式虽未在政治舞台上完全消失，但“礼崩乐坏”的局面已是不争的事实，以精神价值为本，崇仁贵义的时代将结束，由此而导致追求物质价值、以“利”为上的牟取物质利益时代的到来。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孔子的思想中，周礼是根本不可更动的，从井田到刑罚；从音乐到酒具，周礼规定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里，孔子慨叹当今事物名不符实，主张“正名”。尤其是孔子所讲，现今社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这种状况，是不能让人容忍的。
杨伯峻的《论语译注》说：有人猜想，“觚有棱角，才能叫做觚。可是做出棱角比做圆的难，孔子所见的觚可能只是一个圆形的器，而不是上圆下方（有四条棱角）的了。但也名叫觚，因之孔子慨叹当日事物名实不符，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之类。”本章孔子借物抒情，感叹周道衰微，感叹当时世风日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会现实。
如何才能政治清明？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天下无道”指什么？孔子这里讲，一是周天子的大权落入诸侯手中，二是诸侯国家的大权落入大夫和家臣手中，三是老百姓议论政事。对于这种情况，孔子极感不满，认为这种政权很快就会垮台。他希望回到“天下有道”的那种时代去，政权就会稳定，百姓也相安无事。
孔子这段话，是他从考察历史，尤其是春秋时期的各国历史所得出的结论。孔子认为，政权传代的长短，与这个政权的执政方式是否合“理”有关。“逆理愈甚，则其失之愈速”（朱熹《集注》）。例如鲁国三桓当政，季氏自季友专政，经过文子、武子、平子、桓子而被家臣阳虎所执，是孔子所亲见，所以说“五世希不失”。至于“陪臣执国命”，如阳虎、公山弗扰等都是当身而败，不曾到三世。
由此，孔子认为当时的天下的无道是不正常的，不会长久，天下最终必然归于有道。历史的事实告诉人们：诸侯、大夫、家臣执掌国政的传代数之所以递减，其原因就是执政方式不合“理”。由此，执政者就不能有效地教化民众、调节内部关系，因而政权的基础自然薄弱了。孔子向人们预示春秋时期历史演变的趋势。
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 则事不成，事不成, 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 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名分不仅仅是一个”名”的问题．而是有实在的内容。名不正所导致的，往往是实不正。尤其是在政治舞台上，名分更是举足轻重：官位不仅仅是一个名称．而是实权。 名正言顺，事情才办得成。
孔子的“正名”就是端正名分，以礼规范人的行为，使处在不同地位的人，各就其位，各司其职，不得僭越。“正名”的基本精神，是使人们的行为制度化、规范化，其前提和基础是各行为主体要有道德自觉，一旦出现道德不自觉就应克服，以使处在不同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人，在行为上符合职位职守身份的应有要求。孔子所说的正名，主要指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守自己的名分。如果社会上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乱名分行为，不予纠正，就会引起社会动乱，所以治理政事，先得从正名开始。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一句话概括，就是君臣父子，各就各位。也就是《大学》里面所说的“知其所止”，《中庸》里面所说的“君子素其位而行”。只要人人安分守己，本色当行，做自己应做的事，尽自己应尽的一份职责、义务，社会也就相安无事，正常发展了。
曾几何时，我们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套非常陈腐，尤其是在70年代的“批孔”运动中，简直觉得是一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动理论，应该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现在看来其实不然，它里面所包含的社会学、政治学内容实在是很深刻、很有道理的。所谓“甘做革命螺丝钉”的精神，不也就是做什么就要像什么的精神吗？
孔子回答齐景公的，是古代政治中最重要的几个问题。这个问题后来被发展为三纲。三纲不仅是最重要的政治原则，也是最重要的道德律条。孔子讲君臣父子，不仅讲臣、子的义务，也讲君、父的义务。但到形成三纲以后，则君、父、夫的义务几乎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权利。与此相伴，臣、子、妇的权利几乎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义务。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现实。儒家提倡三纲与那时现实的需要相适应了，所以能被采纳，进而得到推广。可见，后世儒家形成的“忠君”观念，非源于孔子。把专制主义思想道德根源归于孔子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仁”的根本——孝悌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在春秋时代，周天子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其余庶子则分封为诸侯，诸侯以下也是如此。整个社会从天子、诸侯到大夫这样一种政治结构，其基础是封建的宗法血缘关系，而孝、悌说正反映了当时宗法制社会的道德要求。
孝悌与社会的安定有直接关系。孔子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全部思想主张都是由此出发的，他从为人孝悌就不会发生犯上作乱之事这点上，说明孝悌即为仁的根本这个道理。
自春秋战国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和文人，都继承了孔子的孝悌说，主张“以孝治天下”，汉代即是一个显例。他们把道德教化作为实行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把老百姓禁锢在纲常名教、伦理道德的桎梏之中，对民众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产生了极大影响，也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孝悌说是为封建统治和宗法家族制度服务的，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分析判别，抛弃封建毒素，继承其合理的内容，充分发挥道德在社会安定方面所应有的作用。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孝心和态度其实是一个问题的里外两面。
《礼记·祭义篇》说： “孝乎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 容。”
孔子回答子游和子夏的两段话实际上是同样的意思。无论你是否为老人做事，也无论你是否拿好吃的给老人吃，只要你内心不恭敬，态度不好，脸色难看，就是失去了孝道的根本。这 一点，尤其值得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注意。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色难”这一角度启发人们奉养要承父母之欢。对父母孝敬的话，表现在自己态度表情上，必然是心平气和，和颜悦色。心中一分孝，外表就有一分悦。所以真正的难不在“色”，而是心中的“敬”。正因为不在“色”，孔子才说“色难”。心中对父母“敬”，和颜悦色就自然流露。心中不“敬”，才出现强颜欢笑。可见，本章内容是前章的深化。
孔子为什么要用“色难”来回答子夏问孝呢？这也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论语集注》卷一）孔子根据其失而启发之。从这一点可看孔子的因材施教的方法。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 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其实在孔子之前，华夏族就已经有为父母守丧三年的习惯，经过儒家在这个问题上的道德制度化，一直沿袭到今天。这是以“孝”的道德为思想基础的。
三年之丧”并非出于孔子首创，不过孔子继承时对此作了新解释。他认为“三年之丧”，不是外在约束，而是出于子女之爱的情理，从而把宗教神秘化，转化为人之常情，与伦理规范，心理欲求融为一体，他也就是把原来强制性规定，提升为基于生活的自觉理念，这样，就使礼具有了更普遍的可接受性和实践的有效性。李泽厚认为，这一点“正是仁学思想和儒学文化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孔子再评价》。
礼乐关系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千里送鹅毛，礼轻仁义重。
礼并不只是指送送玉帛，送送乳猪之类，而是指它蕴含着的文化精神、道德精神。同样，乐也并不只是指弹弹琴瑟，敲敲钟鼓，唱唱卡拉ＯＫ之类，而是指这些活动对于人的精神境界和修养的升华。说穿了，圣人所重视的是礼乐的实质内容，反对的是徒具形式的外表门面。所以，孔子曾经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本章是孔子针对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发出的感喟。孔子认为，精神内涵是礼乐的主，是其本；物质形式只是其次，只是其末。如对于礼，礼之所重者在敬，敬为质，玉帛之类则为用。如果重形而忘其质，则将会流于追求奢侈之玉帛而忘其治国安民之本质。
再如对于乐，和为质，钟鼓乐器则为用。如果重形式而忘其质，则将会流于追求声色之美而忘其移风易俗之本质。礼乐的精神内涵重“敬”，在“敬”里面还有核心的东西，那就是“仁”。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见3.3）可见“仁”才是礼乐的灵魂。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乐是表达人们思想情感的一种形式，在古代，它也是礼的一部分。礼与乐都是外在的表现，而仁则是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和要求，所以乐必须反映人们的仁德。这里，孔子就把礼、乐与仁紧紧联系起来，认为没有仁德的人，根本谈不上什么礼、乐的问题。
仁是礼的精神支柱，仁礼一体。孔子认为，人如不具备仁的观念和品质，就不能正确对待礼义制度和音乐。在孔子看来，周礼是最完善的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而仁则是最完备的道德观念和品质。礼是道德的标准，仁是道德的属性，只有具备了仁的品质，才不会做违背礼的事情。
仁是道德的属性，而乐具有育德的作用，即乐可以养人之志，冶人之性，陶人之情。孔子对乐的态度，不只是欣赏其美，尤其重视乐所象征之德。因此，孔子认为仁是“礼”的本体、灵魂，也是“乐”的基础、灵魂。他把“礼”和“乐”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有时候“礼”、“乐”并称。孔子把当时礼崩乐坏的原由，归咎于社会伦理道德沦丧，即人们缺乏仁心仁德的教育和涵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