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将张家港市凤凰镇命名为“中国吴歌之乡”。在这前一年，国务院将以港城民歌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吴歌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吴歌是吴语地区民间歌谣的统称。吴语地区包括上海、浙江、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和福建西北角等地，拥有约1亿人口。我国近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胡适早在1914年9月20日在为顾颉刚辑的《吴歌甲集》所写的序言中就认为：“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要寻完全独立的吴语文学，我们须向苏州的歌谣里寻去。”苏州歌谣包括港城及其河阳歌谣源远流长，都是自古以来很有代表性的吴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将全国唯一的“中国吴歌之乡”授予张家港市凤凰镇，确立了河阳乃至港城歌谣在吴歌甚至全国民歌中的地位。河阳山歌中有一首被有关专家学者称为中国古歌谣活化石的《斫竹歌》。这是一首由港口镇新庄村人张元元等传唱、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虞永良记词、江苏省音乐家协会秘书长朱新华记谱的民间山野歌谣。我想在2020年10月24日与上海部分作家、诗人一起参观河阳山歌馆，并在学习和研究诗歌的基础上，把《斫竹歌》与我国公认的最早产生的诗歌《弹歌》作个比较，并根据其传唱、发掘、论证等情况特别是词曲的文本对《斫竹歌》产生的年代和正确的版本作个探析。
一、《斫竹歌》及其与《弹歌》文本的异同
《斫竹歌》是一首由民间歌谣特色结构“实词+衬词”构成的山歌。其实词是：“斫竹，削竹，弹石、飞土，逐肉。”其衬词有：“嗯唷”“嗬哟嗨”（四组）。河阳山歌馆展出的歌词+歌谱完整的《斫竹歌》是：
《斫竹歌》实词部分与《弹歌》看来颇有渊源关系，是同体（二言齐言体诗）又像同期（产生于原始社会）的民间歌谣。只是流传下来的《弹歌》既无“衬词”，也没歌谱。
《弹歌》出自东汉（25-220年）赵晔撰《吴越春秋》。《吴越春秋》是一部以记述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史事为主的史学著作，其卷九《勾践阴谋外传》写道：“越王欲谋伐吴。范蠡选善射者陈音。音。楚人也。越王请音而问曰：‘孤闻子善射。道何所生？’对曰：‘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于古之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详见《中国古代文学》上册第9页《弹歌》，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张紫晨教授认为《弹歌》“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一个狩猎的过程”，而“守孝之举始于春秋”，“去掉历代的附说，恰好可以再现出它原始歌谣的面貌。”（详见张紫晨著《歌谣小史》第8-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陈音说的“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被后人称为《弹歌》。据王娟编著的《中国古代歌谣整理与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记载，《弹歌》还有三个异文：
异文一：断竹，续竹。飞土，逐害。（详见汉赵晔《吴越春秋》﹤另一版本﹥卷九）
异文二：断竹，属木。飞土，逐肉。（详见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一百二十四）
异文三：
（详见明杨慎《升庵集》卷六十）
以《弹歌》正本为例，其中前两句表现制作弹弓的过程，“断竹”是将竹子砍断，“续竹”是将砍断的竹竿两头用弦连接起来制成弹弓；后两句表现用弹弓打猎的过程，“飞土”是用弹弓射出弹丸，“逐宍”是弹丸击中猎物。
而《斫竹歌》中的“斫竹，削竹”与“弹石、飞土，逐肉”互文见义来看，“斫竹，削竹”也是砍断竹、削好竹制作弹弓的意思，而“弹石、飞土，逐肉”也是用弹弓射出弹丸打猎的意思。
《斫竹歌》与《弹歌》文字大同小异，意思大体一致。只是早先称“肉”为“宍”，后来称“宍”为“肉”。因此，初看是先有《弹歌》，后有《斫竹歌》，《斫竹歌》看似《弹歌》的一种翻版。
二、《斫竹歌》的传唱与发掘
《斫竹歌》的发掘人虞永良，是张家港市凤凰镇河阳村人，生于1944年12月。他在父母及老乡亲歌手的影响下，从小就爱上了河阳山歌。20世纪60年代，虞永良念中学时，一次步行回乡，“走进村头，看到一群农民在河边拔河泥船，配合着劳动的节奏，他们唱起了：‘（杭唷）斫竹（嗬哟嗨）！（杭唷）削竹（嗬哟嗨）……’”为了捕捉《斫竹歌》完整的歌唱，追寻《斫竹歌》的传承脉络，虞永良走访了好几位老歌手：在敬老院里，刘红保只会唱四句，其中第三句有点含糊不清；曹尤保只会唱两句。1985年11月，虞永良通过港口镇新庄村女山歌手蔡湘保找到该村山歌大王张元元，用录音机将他唱的完整的《斫竹歌》录了下来，可惜这次录的效果不太好。1993年，虞永良又找到张元元录了一次，并把录音寄给江苏省音乐家协会，该协会秘书长朱新华把它翻成简谱，就是现在留存下来的《斫竹歌》的乐曲。据张元元说，这首《斫竹歌》是劳动号子，他祖父和父亲都会唱。（详见《中国·河阳山歌集》第745-747页《收集和挖掘河阳山歌的第一人——虞永良》）虞永良在《河阳山歌概述》中写道：“这首歌是完全用吴语演唱的。直至20世纪中期，它还存在于河阳山地区，传唱于搬移重物，挑抬农具的劳动人民中。”（详见《中国·河阳山歌集》第1页）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文联副主席陶思炎教授在《中国·河阳山歌集》序中写道：“1995年10月，虞永良在‘江苏省第四次民间文艺理论研讨会’上宣读了论文《吴歌一枝花——河阳山歌初探》，文中写到从当时的一位80多岁的文盲老人口中搜集到了一首《斫竹歌》，并称为号子山歌。”（详见《中国·河阳山歌集》序第1页、《艺术百家》1996年第1期虞永良《吴歌一枝花——河阳山歌初探》）
现在，《斫竹歌》已收入张家港市委宣传部、张家港市文联编的《中国·河阳山歌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包文灿绘的《河阳山歌绘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并已在河阳山歌馆的展览和介绍视频中隆重推出。
三、《斫竹歌》的产生年代和正确版本探析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河阳山歌“源远流长”（陶思炎语），给确定《斫竹歌》的产生年代提供了基本思路。如东南大学陶思炎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张家港河阳山歌的发掘，开启了吴歌研究的新天地，使学界惊喜地发现了一个古老而丰厚的山歌宝藏……堪称弥足珍贵。”（详见《中国·河阳山歌集》序第1页）华东师范大学陈勤建教授说：“河阳山歌正是千万年以来，生于斯、长于斯的劳动人民心声的呼唤。”华东师范大学罗永麟教授说：“张家港……发现有数千年历史的河阳山歌的民间文学宝藏”。（以上详见《中国·河阳山歌集》第737页《专家、学者谈河阳山歌言论摘录》）
还有一些专家、学者更是直接对《斫竹歌》的产生年代作了推断。如文化部音乐研究所王曾婉研究员断言：“在江苏张家港市河阳山麓，至今还流传着中国最早的民歌《弹歌》”。（详见《中国·河阳山歌集》第738页《专家、学者谈河阳山歌言论摘录》）她把《斫竹歌》也称作《弹歌》，并直言不讳地将其定性为“中国最早的民歌”。“民歌是诗歌的母亲”（详见《中国·河阳山歌集》彩页第4页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段宝林题词），其他诗歌是从民歌发展而来的。《斫竹歌》如果是“中国最早的民歌”，那也就是“中国最早的诗歌”了。南京艺术学院易人教授对《斫竹歌》的产生年代作了论证：“吴越时期以前的《弹歌》早就流传于楚，所以陈音将《弹歌》由楚带到越，再由越传到吴，演化成一首用吴语唱的《斫竹歌》……这首《斫竹歌》是春秋时期流传下来的古老山歌，应该有其可信性……《斫竹歌》的演唱场合如打猎、搬重物、扛东西、挑担等劳作时都可以唱，这种演唱形式恰好与原始劳动的群体性相吻合。《斫竹歌》是在劳动过程中集体创作并不断丰富完善的……就是在国际上也是一首代表华夏古老音乐文化的活化石。”（详见《中韩文化研究》第三辑和《中国·河阳山歌集》第738页《专家、学者谈河阳山歌言论摘录》）他从《弹歌》的流传、演变和《斫竹歌》的演唱形式两个方面论证《斫竹歌》“是春秋时期流传下来的古老山歌”。这样《斫竹歌》虽也“古老”，却不是“中国最早的民歌”，而是产生于《弹歌》之后，并且是由《弹歌》“演化”形成的。
《斫竹歌》的发掘人虞永良在《河阳山歌概述》中认为河阳山歌中“最早的一首歌，是伴随在劳动中与劳动号子相结合在一起的《斫竹歌》。”他还因“这首《斫竹歌》与传世的古歌谣《弹歌》极其相似”，从而认定这首《斫竹歌》“是先民们原始狩猎及群体劳动中的歌唱。”（详见《中国·河阳山歌集》第1页）按照虞永良的说法，《斫竹歌》产生于原始社会，而不是产生于“春秋时期”，只是他在《河阳山歌概述》中没写《斫竹歌》与《弹歌》谁先产生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有专家、学者们的意见，河阳山歌馆对《斫竹歌》的产生年代及其对文学发展的重大作用作了定性表述。河阳山歌馆展览的第一部分是“悠久的历史 伟大的遗产”，序言写道：“公元前四千余年，披着兽皮树叶，擎着竹刺石斧的古河阳人，在田野里，在渔猎场，在奔跑的脚步中，迸发出‘嗯唷——’的心声。这被后人称为山歌的韵律，成了吴地歌谣的首创！她哺育了楚辞汉赋，影响了唐诗宋词，丰润了元剧词曲，滋渗了明清小说……她以贯穿六千余年的天籁之音，改写了华夏的歌谣史，被誉为中国诗歌的活化石。”这里“中国诗歌的活化石”，称的就是河阳山歌中的《斫竹歌》。从上述文字来看，《斫竹歌》已产生六千余年，即产生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是最早的吴歌。
只是《弹歌》有先秦史书《吴越春秋》和古代典籍《北堂书钞》《升庵集》等记载，虽几个版本略有不同，但根据其记载、形式和内容，确定其产生于先秦是不容置疑的。而《斫竹歌》经查阅典籍和上网搜索，历代史书和先秦《诗经》、北宋《乐府诗集》等古籍上都没有记载，民国时期的《吴歌甲集》（北京大学1926年版）、《吴歌乙集》（中山大学1928年版）及至1979年苏州市文联汇编的《吴歌新集》等经典诗歌、民歌选本中都没有收录，所收入的《中国·河阳山歌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河阳山歌绘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与展出的河阳山歌馆（2010年对外开放）都是当代的书籍和展览。对当代传唱和发掘的《斫竹歌》更没有考古、考证的铁证能证明其产生的年代。我想根据已知的情况和知识对《斫竹歌》的产生年代作个探析：
第一，从《斫竹歌》的产生地域来看。张家港市已有河阳山遗址等11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据考证，港城南部地区早在8000年前就有人类活动。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先祖们在劳动中自然会产生劳动号子，进而产生民间歌谣。《斫竹歌》作为具有原始社会民间歌谣特征的山歌，完全可能是河阳山（今凤凰山）一带最早产生的山歌。
第二，从《斫竹歌》的形式来看。这首山歌（实词部分）是二言齐言、五句奇句的体式，都是早期诗歌的特征。先祖最早产生的劳动号子是二言的。据西汉刘安在《淮南子·道应训》中记载：“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从劳动号子演变成民间歌谣，开始的时候也是二言的。如《弹歌》。《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我国奴隶社会的一部诗歌总集，当时的诗歌已经发展到以四言为主体。从我国诗歌体式的发展来看，二言齐言体诗主要产生于原始社会，三言、四言齐言体诗主要产生于奴隶社会，五言、七言齐言体诗主要产生于封建社会。《斫竹歌》作为一首二言齐言诗，其体式和节奏与早期劳动号子是一致的，有从劳动号子转为民间歌谣的迹象，具有原始社会民间歌谣的特征。《诗经》中的诗歌已主要是偶句之诗，及至唐宋更流行写绝句、律诗等偶句之诗。《斫竹歌》五句奇句的形式，也可视为诗歌诞生之初的一个迹象。而《弹歌》是偶句的体式，更像是从奇句的体式发展而来的。
第三，从《斫竹歌》的内容来看。这首山歌反映的是制作弹弓打猎的劳动。这是原始社会渔猎时代的生活写照，是先祖们在原始的劳动中自然的呼号和歌唱，是“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详见南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的“劳者歌其事”（详见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斫竹歌》作为民间山野歌谣，有着劳动号子的节奏，为了便于歌唱加了衬词，劳动人民一代代传唱了下来。北京师范大学张紫晨教授指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批歌谣就是劳动歌。这种初期的原始劳动歌密切配合着劳动动作，常常是劳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纯是描写劳动过程。这些都是它的原始特点。”（详见张紫晨著《歌谣小史》第4、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而《斫竹歌》正是这样的劳动歌。
第四，从《斫竹歌》的艺术来看。“斫竹，削竹，弹石、飞土，逐肉”五句都是实词构成的动宾结构，完全没有诗歌创作趋于成熟后作者通过虚实相生、动静相宜等必要的技巧来创造意境的迹象； “斫竹，削竹”并不能像“断竹，续竹”那样较为完整地反映制作弹弓的过程，而“弹石、飞土”又大体是同义重复的；山歌前两句尾字是押韵的，末句尾字与前两句尾字用吴语来唱是近韵的。也正因为如此，《斫竹歌》完全是原生态的。
第五，从《斫竹歌》的歌唱来看。民歌的全称是民间歌谣，民歌中山歌的全称是民间山野歌谣。民间歌谣分为民歌和民谣，民歌是唱的，民谣是诵的。其中唱的民歌更接近于劳动号子，诵的民谣往往是失传唱的民歌或从唱的民歌演化而来的。《斫竹歌》和《弹歌》虽然都是民间歌谣，但《斫竹歌》是唱的民歌，《弹歌》是诵的民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斫竹歌》比《弹歌》更接近于原始先祖的劳动号子。
虽然春秋时期说《弹歌》的陈音是楚国人，听《弹歌》的勾践在越国，但这并不能证明《弹歌》就产生于从前的楚地或越地，而类似《弹歌》的《斫竹歌》出现在早先的吴地，说明《弹歌》与《斫竹歌》一样也是吴语地区的民间歌谣，它们之间因产生的地域相近、人们的交往接触发生了一定的联系和影响。
同时，根据《斫竹歌》的传唱和发掘情况，基本可以排除后人伪造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斫竹歌》确是一代代传唱下来的古歌谣。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戏曲家冯梦龙在《叙山歌》中指出：“有假诗文，无假山歌”。（详见明冯梦龙辑《山歌》序）扬州大学车锡伦教授贺《中国·河阳山歌集》出版的题词是“田夫矢口寄兴之为 民间性情存真之响”（详见《中国·河阳山歌集》彩页第9页）
根据以上分析，我的推论是：《斫竹歌》与《弹歌》同为吴歌，《斫竹歌》是《弹歌》的原型，《弹歌》是从《斫竹歌》演化而来的。即《弹歌》将“斫竹”改为了“断竹”（改过程为结果），将“削竹”改为了“续竹”（表达更明确），将“弹石、飞土”精简为“飞土”，而保留了“逐宍”（“逐肉”本为“逐宍”），并去掉了“衬词”，将唱的民歌《斫竹歌》变为了诵的民谣《弹歌》。正如中共张家港市委副书记梁一波在《河阳山歌绘本》序中所写的：“河阳山歌中的《斫竹歌》与远古时期的《弹歌》同体同期，被誉为中国古歌谣的活化石。”（详见《河阳山歌绘本》序第1页）
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顾颉刚教授早就认为：吴歌的起源“不会比《诗经》更迟。”（详见顾颉刚辑、王煦华整理《吴歌·吴歌小史》第60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斫竹歌》证明了这个判断的正确性。
只是《斫竹歌》的文本在不断改动之中。我们从下列三个版本中可见其变化情况：
1.《艺术百家》1996年第1期发表虞永良撰写的《吴歌一枝花——河阳山歌初探》中《斫竹歌》的文本是：
杭唷砟竹，嗨哟！
杭唷削竹，唷、嗨！
弹石呀：飞土哟嗨呀！
逐肉呀：嗨唷！杭唷！
（虞永良注“砟”吴语即“砍”）
2.2006年10月出版的《中国•河阳山歌集》收入的《斫竹歌》文本是：
嗯唷斫竹，嗬哟嗨！
嗯唷削竹，嗬哟嗨！
嗯唷弹石、飞土，嗬哟嗨！
嗯唷逐肉，嗬哟嗨！
3.2010年10月对外开放的河阳山歌馆展出的《斫竹歌》文本是：
（嗯唷）斫竹，（嗬哟嗨，嗯唷）削竹，（嗬哟嗨！嗯唷）弹石、飞土（嗬哟嗨，嗯唷）逐肉！（嗬哟嗨！）
传唱这首山歌的张元元（解放前当长工，识字不多）应不会皆知这首山歌中的每一个字是怎么写的，也难以像专业歌唱家那样唱得字正腔圆的，民间文艺家对这首山歌收集后加以整理是应当的，因此《斫竹歌》有个完善的过程也是符合实际和情理的。从《斫竹歌》上述三个版本来看，总体上是在逐步改进的。第一个版本的衬词部分不太符合劳动歌节奏简单、重复的特点，标点符号的标注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如“唷、嗨”之间的顿号；“弹石呀：”“逐肉呀：”后面的冒号）。而2006年书中的版本和2010年展出的版本也还可做进一步的完善。更好的版本应当是：
（嗯唷）斫竹（嗬哟嗨）！
（嗯唷）削竹（嗬哟嗨）！
（嗯唷）弹石、飞土（嗬哟嗨）！
（嗯唷）逐宍（嗬哟嗨）！
这个版本与2006年书中的文本和2010年展出的文本有三个区别。我想把区别之处和修改的原因简述一下：
1.将《斫竹歌》中的“肉”改为“宍”。原因是：“肉古作宍”。（详见宋代《集韵》）《弹歌》原始版本是“逐宍”，到了唐代、明代才各有一个异文将“逐宍”改为“逐肉”。著名汉碑《史晨后碑》写“肉”还用“宍”。既然“肉古作宍”，《斫竹歌》将“肉”改为“宍”（都读“ròu”，辅音、元音和声调都相同）更加符合这首原始歌谣产生年代的用语。当然，原始的劳动号子和歌谣都是用口语产生的，现在转为文字，还是要用古老的文字来复原更显其古。
2.将《斫竹歌》作为二言齐言体诗的古歌谣特征凸显出来。《斫竹歌》是由“歌词+歌谱”构成的，其中歌词又是由“实词+衬词”构成的。《斫竹歌》作为原始歌谣，其特征主要在实词部分，即：“斫竹，削竹，弹石、飞土，逐宍。”在此基础上，再加上衬词“嗯唷”“嗬哟嗨”（四组），《斫竹歌》作为一首从原始劳动号子发展成的号子山歌的特征就显示出来了。
3.将《斫竹歌》的标点符号用好。一是《斫竹歌》中的四组“嗯唷”“嗬哟嗨”都应分别单独放在括号内，即：（嗯唷）（嗬哟嗨）。以与不用括号的实词区分开来。二是“斫竹”“削竹”“逐宍”放在前后两个加括号的衬词中间可不加逗号；“弹石、飞土”中间可加顿号。三是每句最后用感叹号，都放在（嗬哟嗨）的括号外。也就是说，四句中除了“弹石、飞土”中加一个顿号，都只有一个感叹号。如果每句的感叹号是放在衬词（嗬哟嗨）括号内的，那衬词（嗯唷）括号内也应有标点符号。不然，作为同一首山歌，标点符号使用就不统一了，因此（嗬哟嗨）的括号内也是不该放标点符号的。
《斫竹歌》除了实词+衬词的版本外，需要单独用实词部分时可有竖版和横版两种写法：
《斫竹歌》实词部分竖版的写法可以是：
斫竹
削竹
弹石
飞土
逐宍
这样写，可以把《斫竹歌》二言齐言、五句奇句的古老体式呈现出来，并可不用标点符号。我国古代本无标点符号。清初诗人、文学家王士祯（1634-1711年）写的《渔洋诗话》还没有任何标点符号（详见王士祯撰《渔洋诗话》）。现在的标点符号是在新文化运动中（1919年）开始出现并逐步完善的。竖版不写标点符号，正符合这首古歌谣的时代特征。
《斫竹歌》实词部分横版的写法可以是：
斫竹，削竹，弹石、飞土，逐宍。
“斫竹”“削竹”“飞土”后面用逗号，“逐宍”后面用句号，而“弹石”“飞土”之间用顿号。对这首山歌中用顿号是需要特别说明的。因现在用的清代康熙御定词谱中常用“韵”“句”“读”，“韵”是押韵并用句号，“句”是用逗号，“读”是用顿号。在计算句子时，“读”是不算单独一句的。但诗不同，诗的句号是一联结束用的，每联上句一般用逗号，特殊情况下用顿号也未尝不可。因此，横版《斫竹歌》虽写为“斫竹，削竹，弹石、飞土，逐宍。”仍不失为二言齐言、五句奇句的古歌谣。
我们对《斫竹歌》透过现象看本质，它本该是一首古歌谣。只是传唱了数千年，唱词特别是其中的衬词逐渐发生了走样。我们科学研究《斫竹歌》的文本，对它的文字和标点符号作适当的调整，不是要通过篡改来“冒古”，而是为着更好地“再现出它原始歌谣的面貌”（张紫晨语）。
建议河阳山歌馆能把这首山歌的“肉”改为“宍”并把歌词、标点展现得更统一、更完美，也希望港城今后再出山歌集、有关专家学者再写关于《斫竹歌》的文章都能用《斫竹歌》作为原始歌谣的正确版本。
《斫竹歌》是张家港市河阳山歌中的古歌谣，是我国民间文艺的瑰宝。《斫竹歌》虽无古籍记载，但它可以载入中国诗歌、音乐和民俗等发展史。希望将来能有考古、考证的根据，来进一步证实《斫竹歌》是吴歌之祖、民歌之宗、诗歌之最。
作者简介：胡永明，笔名启明，复旦硕士，公安警监。曾任上海市公安局研究室副主任，并被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聘任为特约研究员。中国诗词家协会理事，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联合国签约诗人；中国现代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员，中华精短文学学会签约作家。著有诗集《晚潮拍岸的声响》《阳光化作七彩虹》《给远方的至爱》《启明诗》《永明诗》和《诗歌创作手册》，创编《通用规范汉字诗声韵》，创了编制系列最多诗歌韵书和组织作者最多和诗活动两项中国诗歌史上记录，被评为以词论诗第一人。获新诗百年100位城市影响力诗人奖等奖项，入编《中华百科英才大典》等典籍。中国文联出版社和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了舒爱萍编著的《启明星在闪耀——胡永明诗书评论集》和《闪光的启明星——胡永明诗歌评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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