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长地久心仍跟爱一起走
——一个中国劳工和日本姑娘的爱情故事
康振帅 开出一片蓝蓝的天
哈尔滨出版社 2002年6月一版
51年前,一个明眸皓齿的东京姑娘，婚姻自主，与一个当时身无分文的中国劳工结为伉俪。婚后不久，这位中国劳工返回故土务农为生，他的日本妻子便辞别父母亲人，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在人生的长路上，这对异国夫妻尽管屡经坎坷，备尝艰辛，但是始终真心相受，真爱依旧。他们的爱情故事，堪称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犹如一杯陈年佳酿，历久弥醇，香飘神州。
身处异国。举目无亲，九死一生的花冈暴动幸存者张肇国做梦也想不到，他也会得到爱神的惠顾，那爱情之花不开便罢，一开便开得美若樱花，馨香醉人。
1942年，日本侵略者大举侵占中国领土,连天的战火眼看烧到豫鄂交界的南阳盆地。时年21岁的农家子弟张肇国，怀着抗日救国的一腔热血毅然弃农从军。张肇国入伍后，被分到国民党第15军65师直属工兵连当兵，随部驻守洛阳，由于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初中肄业），加上有一定的指挥才能，张肇国入伍不到两年即被提拔为工兵排长。
1944年5月，日寇兵分两路进攻洛阳，张肇国随部与敌人展开激战，经过几天殊死搏斗，洛阳失守，张肇国随残部突围被日军俘虏。不久即被日军强行押送日本东北部的秋田县花冈町中山寮，为鹿岛建设公司当苦役。在花冈町，中国劳工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大山上为日本炸山抬石建设铜矿。劳动中，伤亡事件接二连三。尽管如此，他们却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加上经常遭受日本监工的肆意虐待，先后被掳到日本花冈町的近千名中国劳工，不到半年就有200多人死于非命，没有送命的劳工也个个伤病缠身，骨瘦如柴，随时都将抛尸异国。
1945年夏季，在花冈町服苦役的中国劳工，抱着绝处求生，誓死也要冲出魔窟，返回祖国的决心，由被日寇掳往日本的原国民党15军65师上尉连长，时任中国劳工大队长耿谆率领，于6月39日晚举行暴动，日本方面得知暴动的消息后，出动了2万多军警对中国劳工进行捕杀，参加暴动的418名中国人惨遭杀害，由此酿成举世震惊的花冈惨案。
在花冈暴动中，时任中国劳工小队长的张肇国也是积极的策划、组织者之一，暴动失败后，张肇国作为主犯之一，被当时的日本政府逮捕入狱。所幸两个多月后，日军因内外交困，宣布无条件投降，张肇国随即获得自由。1945年11月，被掳往日本的中国劳工相继返回祖国，张肇国等23名中国劳工由联合国法庭指令，暂留日本作为日寇残害中国劳工的见证人，分别到设在东京的国际A级法庭和设在横滨的国际BC级法庭出庭作证。1947年3月，经联合国设立的国际法庭判决，残害中国劳工的战犯终于被判刑。
张肇国等人完成出庭作证的使命后，被送往中国驻日代表团暂住，在担任代表团安全警戒任务之余，已经享有人身自由的张肇国为排解思乡之情，爱到东京的华侨聚居区细听乡音。在这里，张肇国有幸结识了一名叫丁旭东的安徽籍华侨，丁旭东在东京开办了一家叙乐园饭店，主营中国饭菜。丁老板虽比张肇国大10多岁，但是异国遇同胞，况且安徽、河南两省紧邻，自是乡音一出口，倍觉亲切，两人互叙身世后谈得颇为投机，遂成莫逆之交。
丁旭东是个热心肠，这天，当年已经26岁的张肇国再次光顾他的饭店时，他竟眉开眼笑地向张肇国提出一桩婚事：姑娘名叫小岛登喜子，芳龄19岁，和丁旭东是要好的邻居。登喜子姑娘高中毕业，在日本国内阁统计局任统计员，生得文静端庄，性格聪慧温柔。
据丁旭东介绍，登喜子的父亲小岛兼藏是位石料技工，母亲为人也非常谦和善良。登喜子一家和众多日本人民一样，对日本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持厌恶态度，对被侵略国人民的苦难深表同情。用丁老板这位大媒人的话说，仪表堂堂的张肇国倘若能跟小岛登喜子结为夫妻，真可谓是莲开并蒂，天配一双。不过，丁老板也事先言明，张肇国若想成为小岛家的乘龙快婿，最好是结婚后能留在日本，至于工作，丁老板情愿让张肇国坐叙乐园饭店的第二把交椅，饭店盈利对半分成。
对于丁老板的这番美意，张肇国最初并未动心。在家时，张肇国虽没有跟任何姑娘定亲，但是自打参军以后，他就再没有进过家门，特别是被掳往日本后，他与家人便失去了联系，说实在的，身在东瀛，张肇国睡梦里也在巴望着回到故土和亲人团聚。再说他若真的娶了个日本姑娘为妻，又在日本定居，那么饱受日本侵略者残害的家乡父老又会如何看待他呢？
张肇国这么想着，便下意识地低头不语，默默地看着地板。当美丽大方的登喜子小姐面含笑靥用甜甜的日语向张肇国问好时，这位面孔白皙的中国青年瞬然间就窘成了一个大红脸，不知该如何接待这位东京姑娘了。小岛登喜子从这位举止慌乱的中国青年的表情中看到了她所钟爱的憨厚持重，她的少女之心就在这样的情形下欢快地跳动着，认定了能跟这个中国劳工共度此生。
爱情的力量如此巨大，当登喜子小姐带着她的爱执意要和张肇国交往之时，张兆国在丁旭东先生的开导下，也终于理解了什么叫爱恨分明。一方面他恨透了日本侵略者，另一方面他也不能不承认，日本人民仍是爱好和平的，友好善良的。即使在花冈町中山寮这座吃人的魔窟，中国劳工也得到过附近日本居民悄悄塞给的一点儿粮食，一些米团。就是那些日本监工中，也有两个极富同情心的好心人，为了感谢这两个好心的日本人，花冈暴动时，中国劳工有意避开了他们的值班日，冒着极大的风险毅然把暴动的时间推迟了两天，这种大义之举，也充分体现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
没有了思想包袱，就没有理由拒绝登喜子的一片爱心，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富有责任感的中国青年，他在接受登喜子的爱情之前，还是向她坦诚地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告诉登喜子，我特别思念我的祖国我的亲人，您既然愿意做我的妻子，就要跟我到中国去。登喜子小姐明确地告诉他，我愿意去中国。张肇国又说，我回国后打算在老家种田，我的老家很苦很穷，您能不能吃苦呢？登喜子小姐依偎在他的胸前坚定地回答，我能。
听了登喜子小姐干脆利落的回答，张肇国不由得伸开有力的臂膀，把这位冰清玉洁的东京姑娘搂的很紧很紧。从1947年的4月到1947年11月，在这段刻骨铭心的恋爱时光里，登喜子和张肇国相互学习着对方的语言。闲暇时，登喜子还专门陪伴着身无分文的张肇国游览了日本的横滨、热海、富士山登著名风景区。那时节，缤纷的樱花，金色的海滩，雪白的山峰及艳丽的阳光，在张肇国看来，仿佛都是为他和登喜子小姐特意铺排。
告别了樱花盛开的东京，小岛登喜子义无反顾地做了中国公民，饱受漂泊之苦后，她随丈夫定居贫困偏僻的中原乡村，硬是在黄土地上扎下了根。
张肇国和小岛登喜子的爱情日臻成熟。当登喜子小姐终于将张肇国领进家门，喜气洋洋地把他介绍给自己的父母及三个姐姐，两个弟妹时，小岛兼藏夫妇已经清楚地断定，在不久的日子里，他们必将成为这个中国青年的岳父、岳母。
凭心而论，作为父母，他们是希望登喜子能够说服张肇国留在日本的，但是崇尚婚姻自主的小岛兼藏夫妇在得知张肇国执意要返回中国的想法后，明知已经不能把自己的四女儿留在身边，也就理智地给这对恋人开了绿灯。
红线一抛，大媒成就。尽管丁旭东颇为青睐的张肇国在结识东京佳丽后仍坚持返回祖国，这位热心的中国老乡还是满心满意地为张肇国和登喜子小姐的婚礼细心地操劳着。1947年11月5日，叙乐园饭店大红喜字贴上了大门，鞭炮声连天炸响，欢声笑语里，由丁旭东出资，按中国风俗举办的张肇国小岛登喜子结婚典礼隆重开始，小岛登喜子和张肇国拜过了天地，拜过了从未谋面的高堂，尔后又行了彼此对拜的大礼，就做了真真切切的中国媳妇。
婚后的日子甜蜜而温馨，登喜子知道张肇国归国心切，自知要不了多久就将随着丈夫到中国定居，他便主动提出放弃日本国籍，让丈夫帮她申请加入中国籍的有关手续。为了尽快地掌握中国汉语，登喜子还专门买了一部汉语字典，让丈夫教她学汉语拼音，学习中国的日常用语。在夫妻二人相住的小屋里，聪慧的小岛登喜子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学汉语办法，她请丈夫在家里的桌、椅、碗、盘等物品上写出汉字并注上拼音，闲暇时，她见什么念什么，不长时间，已经能跟丈夫简单地对话，为使自己早一些胜任中国的家庭主妇角色，登喜子还到丁旭东的饭店里打工，虚心地学做中国饭菜。
1948年3月，张肇国由当时的南京政府安排，将和留在东京出庭作证的中国劳工代表一道返回祖国。而此时，登喜子的出入境手续尚未办妥。临分别的前一天，张肇国看着自幼生活在东京，一如出水芙蓉似的登喜子，又想到了故乡的贫穷落后，真是不忍心让她跟着自己过贫寒的日子，他对忙着为他准备回国物品的妻子说，登喜子，你还是留在日本吧，我不能带你回中国，真的，我的老家很苦很穷。登喜子用生硬的汉语回答丈夫，我和你结婚了，就不要离开，生活苦也不怕，很苦我也跟着你。
张肇国离开日本乘船归国之时，登喜子并没有到码头送行，这并非登喜子无情，是因为张肇国在临别的前夜请求她不要去送他，那种离愁别恨的情景，在张肇国想来，真是苦不堪言。他不愿泪眼望着妻子的泪眼离开东京，他在拥别妻子踏上归国旅途时，留给妻子的最后一个表情，是满含了笑意的。然而，他的心仍是流泪了，张肇国想过了，即使这一天夫妻一别，从此无缘重新相聚，只要拥有婚后这段美好的记忆，他也知足。
如游子返乡，候鸟归巢。张肇国一踏上回国的轮船，强烈的思乡之情仍使他渴盼着尽快赶回故土。但是船到上海后，驻日代表因办事处还是把他及劳工中的原国民党官兵视为军人，送往当时设在南京的过境部队招待所待命。此时，正值淮海战役前夕，国民党部队士气低落，张肇国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同胞刀兵相见的场面，很想借机退伍返乡，奈何长江已经被封锁，张肇国只好望江兴叹。
在孤独愁闷中，张肇国接到了登喜子从东京发给他的短信，她告诉丈夫，她已经得到父母亲人的美好祝福，将在近日来中国。1948年7月上旬的一天傍晚，只身一人，仅带了些衣物的登喜子如燕子般飞到了张肇国的面前。夫妻二人见面，登喜子就兴奋地对丈夫说道，我已经除去了日本国籍，加入了中国籍，我已经是中国人了。张肇国听妻子这样说，高兴地喊了一句，登喜子，你真好。登喜子却笑着晃动起她的入境证说道，从今天起，你应该喊我叫张惠玲，我是你张肇国先生的妻子张惠玲。
张惠玲······张惠玲，这名字真好听。张肇国反复念叨着妻子的中国名字，不住口地夸赞着，待到周围无熟识的面孔，禁不住就准备抱着妻子转几个圈儿时，妻子却神秘而羞涩地用手指了指腹部，悄声地告诉他，那里已经有了他们共同孕育的小生命了。张肇国一听，乐得笑个不停。
张惠玲的如约到来，使张肇国的归乡之心更为迫切。不久，张肇国被编入国民党154师，于1949年初由广州奉命调往惠州。此间，张惠玲在一间租住的民房里生下了女儿广生。张肇国哪愿一家都当蒋家王朝的殉葬品。一次，他瞧准了机会，带了妻子女儿逃离了国民党部队。当他们流落到湖南衡阳时，为了挣些盘缠钱，也为了让张惠玲的汉语学得更流利些，一家三口索性住了下来。尽管做的是小生意，住的是小草棚，吃的也不好。但是张惠玲仍是整天喜气洋洋，他愉快地告诉张肇国，我只要能跟你一起过生活，心情就畅快。
经过一路颠簸劳顿，1949年底张肇国终于带着妻女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河南省南阳唐河县源潭镇曹埠口村。为了使家人免生误会，他和张惠玲商议，暂且告诉他们张惠玲是广东人，家人虽穷，还是快快乐乐地接纳了张肇国一家三口。自此，在张家特意腾出的两间破草房里，来自东京的张惠玲坚韧地扎下根来，开始了她含辛茹苦的中国农妇生活。
张惠玲尝尽了人生的艰辛困顿。然而，面对清贫劳苦，她坦然处之，在中国，她是个少见的好妻子，也是个难得的好母亲
从繁华富足的日本东京，来到贫穷落后的中国乡村，张惠玲几乎还没有来得及细看这个新的定居地的古老风景，生活的重担便悄然无声地压到了她的肩头。她和丈夫回到村里时，公公、婆母均已经年过花甲患有疾病，从事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张肇国虽有四个弟兄，但是两个哥哥被抓壮丁后均死在外地，一个弟弟又流落到湖北钟祥。因此，张肇国和妻子一回家，就从姐妹们手里接过了照料老人的任务。平日里张惠玲确实成了家庭主妇，擀面条，蒸馒头，烙玉米面饼子的中国饭她得做。喂猪喂鸡、抹桌扫院的家务活她也是干个没有完。尽管家务活已经忙得张惠玲团团转，但是稍有空闲，穿着大襟衣服的她还要到田里帮丈夫干些农活儿。
张肇国幼时读书、放羊，长大后外出当兵，被掳到日本当劳工，种地也不是一把好手。每当他在农田里干得汗流浃背，垂头丧气之时，见妻子迈着解放脚笑嘻嘻地赶到他身边助阵，心中就立时荡起了春风，有句民谚，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张肇国和张惠玲回乡一年多时间，夫妻二人竟同时学成了种庄稼的好把式。张惠玲性格活泼，办事利落，每到割麦，锄草的时候，总是把同村的大姑娘、小媳妇远远地抛在身后，乡亲们见此，九一个劲地向张肇国夸赞，到底是出去见过世面的人，你找的这个广东媳妇真是一把好手。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中国农民的生活普遍贫困，张肇国夫妇尽管不停地劳作，仍然难以摆脱困境。张肇国知道妻子在日本吃惯了大米饭，可他的家乡水源不足，只能吃少量小麦面和大量的玉米、红薯面，尤其是红薯这种食物，少吃点挺新鲜，长时间的食用红薯面、红薯馍，张惠玲就常常难受得吐酸水，时间一长，竟因此落下了胃病。张肇国心疼妻子，就背上小麦到产大米的桐柏山区为她换点大米，但是上有老，下有小，张惠玲哪能独享这点口福，隔上几时，她还是一顿把这些大米熬成稀饭全家分享了。
吃的很差，一年四季收入不了多少钱。为了让全家人穿得整洁、暖和，张惠玲就拜婆母及村上的巧媳妇们为师学会了纺线、织布、纳鞋、做衣服等全套针线活。在中原寒冷的冬季，她手摇着纺车，重复枯燥而单一的纺线动作。夜已经很深了，那纺车的嗡嗡声仍在不停地响着。张肇国心疼妻子，让她做碗鸡蛋面糊当夜宵，张惠玲冲丈夫莞尔一笑，还是饿着肚子上床睡去了。由于长时间对胃部保养不够，张惠玲的胃病就成了老毛病，一旦犯病，常常疼得揪心冒汗，连腰都伸不直，但是她总是找些偏方治一下给应付过去。
张肇国与张惠玲夫妇相濡以沫，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穷困的日子。1953年夏季，他们的生活终于有了转机，国家当时师资力量匮乏，需要招收大批社会知识青年充实教师队伍。得知信息，张肇国和张惠玲夫妇一齐参加了考试。结果，夫妻二人一同考取了国家教师。临近分配工作时，村干部却找上门来，希望张肇国能留在村里小学当民办教师，张肇国答应了，张惠玲被分配到离家20多里的唐河县郭滩区做了小学教师。
张惠玲成了吃商品粮的公办教师，每月26元工资，为了贴补家用，除了必要的伙食费，一年到头从不乱花一分钱。1954年春，儿子兆湘出生了，为了不影响教学，张惠玲只好掏钱给孩子找了个奶妈，并把兆湘寄养在奶妈家里。兆湘刚满周岁，就被父亲接回老家养育。而一双儿女穿的戴的，都是张惠玲在教学之余千针万线做出来的。
1957年4月，主管部门考虑到张惠玲的实际困难，调她到李店乡中学任教。在夫妇二人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的日子渐渐也有了起色。然而，厄运就在此时降临到他们的身上。
1958年，大鸣大放时张惠玲的真实身份被外界得知，尽管她的教学质量有口皆碑，但是一听说她是日本女人，有关部门不但开除了她的公职，还把她遣返到曹埠口村进行劳动改造。她在不给工分的劳动改造中，心里十分的委屈，但是却没有向任何人申诉解释过，因为此时，丈夫张肇国同样被人当作了坏分子，跟黑五类的待遇没有什么两样。政治上没有地位，生活上连正常的工分也拿不到，张肇国夫妇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苦。但是即使全家人都喝着照见人影的稀饭。张惠玲也从没有绝望过，她对丈夫说，吃的不好穿的不好都没有什么，只要我们全家能在一起就可以。
然而，张惠玲的身体毕竟没有她的意志坚强，由于经常从事强体力劳动改造，又经过吃公共食堂的折磨。1963年夏末秋初时节，她的老胃病又复发了。眼看着妻子痛的死去活来，用了好多偏方不见疗效，张肇国坚决地拉上了架子车，怀揣着借了大半个村子才凑来的50元钱，步履匆匆地赶了50多公里路，终于把奄奄一息的妻子拉到了当时的南阳专区医院。有道是否极泰来，这次南阳之行，张惠玲有幸遇到一老中医救治，保住了性命。更令她喜悦的是，她在经过邮电局时，意外的发现这里还开办有国际信函业务，当时8角钱对她来说也是笔不小的开支，她还是换成邮票，给阔别了已经整整15年的父母写了封信，在向父母简要的讲述来中国以后的情况时，张惠玲流泪了，那泪水里，有幸福更有酸楚。
用毕生的真情守候着一个中国劳工，中国老农，在常人想来，自然是想不通，但是自身条件优越的张惠玲却深爱着她的中国丈夫，永不言悔
儿女是父母的心头肉，更何况是离开日本整整15年杳无音讯的女儿，当小岛兼藏夫妇接到张惠玲从中国发给他们的信件时，高兴得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尽管知道女儿在中国的一些生活情况，小岛兼藏夫妇还是想亲眼看一看女儿一家，但是当时的中日关系好似一条无形的鸿沟，使他们的愿望难以实现。于是他们便马上给女儿写回信，又汇了1·5万元日元贴补家用。
如愿收到了父母的回信，张惠玲激动得连字句也念不连贯，得知父母及全家平平安安，她的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父母汇来的1·5万日元虽然只兑换了105元人民币，但是这100多元钱也确实解了张肇国一家的燃眉之急。为看病欠下的债还清了，还多少有些节余，想想那种如梦如幻的变化，张肇国夫妇相对欢笑，喜极而泣。
1965年张惠玲得以平反。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首次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随着中日友好关系的日渐发展，张惠玲的思乡之情也愈来愈浓。1974年下半年，得知父亲已经病故的噩耗，张惠玲更是急切地想赶到母亲的身边给老人家一些安慰。有了回国探亲的打算，张惠玲就征求丈夫的意见，张肇国当即对妻子说，你想回国我支持，回去了，就多住些日子吧。
1975年夏季，张惠玲终于办好了赴日探亲手续，带上两个小女儿去东京探望已经离别近30年的亲人。临行时，张肇国特意备上家乡的小磨油、绿豆、花生等土特产，让妻子带到东京孝敬岳母。张惠玲探亲后，村上一些好心老太太埋怨张肇国，你那脑子真是个榆木疙瘩，听说日本眼下可富足，她带上俩闺女这一回去，还会再回你这个穷家?张肇国笑着说，我了解惠玲，日本再富裕，她也会回来。
得知张惠玲回国探亲的喜讯，年迈的老母亲及姐妹，弟弟都赶到海边的码头守望着她归来，当张惠玲带着兆梅、兆莲两个女儿出现在亲人们的视野时，老母亲激动万分地张开怀抱向她们迎了上去。老母亲唤了一声登喜子，张惠玲唤了一声妈妈，母女二人便紧紧地拥抱着哭成了泪人。阔别故土27年，当闻讯赶往码头的新闻媒体采访张惠玲，问她中国政府对外籍侨民，尤其是对日本侨民是什么态度时，张惠玲对她在中国所遭遇的坎坷只字没提，明确地告诉记者，中国政府对我很关怀，中国是我可爱的第二故乡。
张惠玲母女三日在日本亲人的一再挽留下，住了半年时间，于1975年农历年底，回到了曹埠口村。张肇国在妻女平安返家时笑呵呵地问，你们娘三在日本咋不多住些日子？张惠玲不由得就笑着怪了他一句，俺们要不赶回来，咱们家咋过团圆年？听着这对跨国夫妻的一唱一和，村里赶来看热闹的乡亲们也个个发出了由衷的欢笑。
与日本的亲人们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加上子女们又孝顺听话爱学习，张惠玲从事起教育工作，精神状态更佳。三中全会后，根据对外开放的需要，社旗县一高中开设了日语课程，张惠玲随之调往该校任日语教师。张肇国呢，随着岁月的磨蚀贺日积月累的操劳，成了十足的老农民，但是无论夫妻二人的外形、地位如何变化，张惠玲对丈夫的感情丝毫没有变。
其实七十年代中后期，她帮助丈夫侍候多年有病的公公、婆母，又依照中国的乡俗，披麻戴孝地安葬了先后谢世的二老。闲暇时，想想她和丈夫的身体还不错，家里的日子一天过得比一天强，不由得就有轻松感了。但是好日子刚刚过到1984年，张肇国却患了偏瘫。此时，孩子们都参加了工作，张惠玲得信以后，立即赶回家把丈夫送到了医院，待张肇国的病情稳定后，又把他接到了学校。张惠玲一边教课，一边抽空为偏瘫在床的丈夫求医问药，经过半年的悉心呵护，张肇国奇迹般恢复了健康。
八十年代末，在日本友人和旅日华侨组成的强掳中国人思考会共同努力下，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花冈惨案再次引起了爱好和平的中日人民的关注。年已八十高龄，身体依然健朗的耿谆老人派儿子从河南襄城县几经周折找到张肇国夫妇，告诉他们，耿谆要查访健在的参加过花冈暴动的劳工，组成花冈事件受难者联谊会，准备向日本军国主义提出民事赔偿，以期在有生之年为花冈暴动的幸存者及死难者讨回公道。张肇国和张惠玲听到了耿谆老人的计划，深表赞同。张惠玲对丈夫说，你们能组成原告团到东京打官司这件事我看得赶快办，这不单是索讨几个赔偿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可以让更多的人，反思那段悲惨的历史，厌恶侵略战争，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张肇国听妻子说出这么深明大义的话语，很佩服她的政治立场，第二天就和妻子一道赶往襄城县拜会了耿谆。
不久后，张肇国便加入了以耿谆老人为首的，共有11名花冈惨案幸存者和死难者遗属组成的原告团，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索赔之旅。从1988年到1900年，张肇国随耿谆三次赴日，通过法律渠道向日本军国主义提出民事赔偿，东京地方法庭受理了这一案件，但是迟迟不予判决。折腾来折腾去，直搞得年过古稀的张肇国身心极度疲惫。张惠玲尽管担忧丈夫的身体经不得长久的旅途劳累，但是为了替花冈惨案在的中国劳工讨回公道，张肇国每次去日本，她都给他备些营养品和药物，鼓励他要对打官司充满信心。然而。令张肇国万没料到的是，总为他的身体健康担忧的妻子，却在1994年夏天再次复发了胃病，经诊断已经到胃癌晚期，这无情的诊断结果，犹如晴天霹雳，令张肇国及子女们万分震惊，张肇国和子女们商议，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留住张惠玲的生命。一家人护送着张惠玲到郑州、南阳等大医院找了一个又一个专家救治，年迈的张肇国亲自守在妻子的病床前，细心地护理，但是病魔还是无情地吞噬了张惠玲的肌体，她在弥留之际，用微弱的声音嘱托丈夫，我过世以后请你和孩子们按中国农村的风俗，把我土葬在张家的坟地里。稍停，她又对丈夫说道，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你要跟耿谆大哥一道，把官司打下去。
张惠玲在嘱托了后事以后，安然地在丈夫的怀抱里停止了呼吸。为褒扬这位几十年来始终深爱着自己的丈夫、亲人，深爱着她的第二故乡的日本女性，社旗县政府、县教委、县一高中领导，以及曹埠口村的父老乡亲，都不约而同地赶来，参加了她的隆重葬礼。
安葬了大贤大义的妻子，张肇国在1995年和1997年，又先后两次赴日本，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97年12月10日，东京地方法院仅用不足10秒的时间，冒天下之大不韪，向世人宣布了对花冈事件的判决结果，中国原告团败诉。这一荒唐的判决，引起了中日两国友人的极大不满。在两国公众的支持下，中国原告团现在已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诉讼。
今年清明节，我们专程拜会了由河南油田赶回老家祭奠先祖和妻子的张肇国老人，老人告诉我们，尽管他今年已经78岁高龄，但是只要身体还能动弹，在有生之年，他还要再赴日本。他沉痛地说，就花冈惨案向日本军国主义，向鹿岛建设公司讨还公道，我们一定会坚持到最后胜诉。不这样，我无法告慰死难的同胞，无法向孩子她妈交待。
张肇国老人说这话时，我们看到，张惠玲的墓地前有一棵松树，枝叶显得分外葱翠，另有一棵樱树，也开得格外的缤纷热闹，张肇国告诉我们，这是他和子女们为寄托对张惠玲的哀思特意栽植的象征中日人民世代友谊的花木。他坚信，爱妻如在天有灵，一定在祈祷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像青松一样常绿，像樱花一样绚丽悦人。（杨连山2020年10月29日上午于十四中政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