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连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非常难忘，宝贵的经历珍贵的记忆，可当时，是真苦也是真累。下午大课的课间，在外面活动，有时候会遇见同学或者学院的同事，大家就会聚在一起聊聊，谈谈感受。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见到了同学和同事，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有一种归属感。有一个同事，遇见过他几次，每次他说的第一句话都是：“你们累吗？”我每次的回答也是一样：“很累。你们呢？”
我们是累，可是，为我们提供后勤保障的人员也累，比如厨房的工作人员。一千多人，何况是一千多每天高强度训练的新兵，一日三餐，对食物的消耗量，是惊人的。人均两个馒头，这个量有些人不一定够，这个是保守估计，一顿就要两千多个馒头，一个馒头一两面，就要两百斤面，五十斤的袋子，要四袋子。得买回来、和面、发面、揉面、蒸熟。这只是主食，还需要肉，比如鸡，一桌一只鸡，四人一桌，就需要两百五六十只鸡，同样需要买回来、收拾好、洗干净、做熟。还需要鱼类、肉类、青菜、粥汤等。这只是一顿，一天有三顿。
因此，有时候我们需要去帮厨，尤其吃的比较复杂的时候，比如包子。没记得吃过饺子，那个工作量厨师班负担不起。我记得在一个周末的下午，轮到我们区队去帮厨，那天吃包子。很遗憾，做饭的细节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厨房好大，就像一个工厂一样，好几个车间。我们区队人被分散在各个车间。对于一些细枝末节，我倒是有一点印象，厨房前面有一个大院子，那天好像到了一汽车大白菜，我们应该是帮着过秤了，院子里有一个称。称完白菜，我称了称自己，每天艰苦的训练，我以为能瘦十斤八斤，结果一称，一两没少！呜呼！想想自己在食堂的表现，取餐时身手之矫健、就餐时吃相之勇猛，体重没长就算谢天谢地了。
党国对我们军人真的是好，就拿伙食来讲，我们每餐吃得都很好，周末更是有大餐。每周六日中午，当我们进入餐厅坐下来，餐桌上早已摆了一桌好菜，不过菜谱也基本都是固定的：一只鸡、一条鱼、一盆排骨汤、一个时令蔬菜、一两盘凉菜、一大瓶可乐和一大瓶雪碧。要知道，这是四个人的哦。菜量很大，我们吃得再勇猛，也还是剩不少。而每次我们也被允许把剩下的可乐和雪碧带回宿舍。不知男兵有没有啤酒，应该没有吧，喝得晕晕乎乎，还怎么叠豆腐块。
鸡鸭鱼肉，天天吃，也会腻。这个道理，地球人都明白，基地外面的农民朋友也明白，于是，他们开始专门针对我们做起了外卖生意。我比较后知后觉，直到集训快结束，才知道原来有些战友在食堂不吃，回宿舍吃外卖。
九月只过了一半，基地的天气就已经很凉了，我们换上了夏常服。夏常服，其实是春秋装，长裤、长袖衬衣、领带、外套。
随着季节的更替、天气的变化，我们的训练内容也有了变化，不再仅仅是基本的队列训练，加上了摸爬滚打、持枪训练，也打了两次靶，用步枪。当然，我们摸爬滚打时，不穿夏常服，而是着迷彩服，天更冷时，则是作训服。
那断时间，随着区队长一声声“卧倒、匍匐前进”的命令，我们一次次按照学习到的标准动作咬着牙训练，那几日，我的胳膊肘、膝盖，青一块紫一块，我想别的战友也一样。
持枪训练这个内容，不是区队长带领，而是一名专门的军官，他也来自首都，是仪仗队的，身高、身材、相貌，确实都很标准。我泱泱大中华，人才济济，国家的仪仗队挑选一些内外兼修的帅哥，并不困难。
那几日，每天训练前，仪仗队帅哥都带领我们去军械库取枪。对于强迫症患者来说，部队可真是个好地方，在这里，可以让他们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前面讲了我们的内务，眼前的军械库也一样，一杆杆擦得锃亮的步枪，整齐有序地排列在同样擦得锃亮的墨绿色铁皮柜子里，我们排着队，按照顺序，每人取一把。训练完毕，将自己的枪擦拭干净，再整齐地放回柜子里。
训练的时候，仪仗队帅哥一边讲解一边示范，他动作标准、到位、有力、优美，就像一名舞者，一杆枪在他手上，或背上肩，或贴在胸前，或平举，或贴着耳朵做射击状，都与他的动作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后来我们有过两次打靶，靶场就在训练场旁边。枪早已架好，一声令下，卧倒，按照既定动作，瞄准；再一声令下，便枪声四起。每人五发子弹。快到我的时候，我们几个站在了准备席上，当前排的战友趴在地上全神贯注打靶的时候，我们站在他们后边，伴着炸裂般的枪响，心砰砰地跳。
当最后一枪打完，不再有枪声，四周安静下来之后，随着“起立”的命令，前排战友站了起来。然后靶场另一端有人查看打靶情况，报告每人的战况，然后换上新靶。接下来该我们了。说实话，我的枪法不准，不对，是非常不准。我还在慢吞吞地瞄准靶心，耳边已想起隆隆的枪声，吓得我更瞄不准了。关键，我不确定这一枪打出去究竟会是怎样，于是，我不再瞄准了，索性闭上眼，试着扣下扳机，想看看究竟会发生什么。训练的时候，教官一再强调，扣下扳机时枪会有后坐力，让我们务必按照标准动作操作，否则容易受伤。在我扣下扳机的那一瞬间，随着一声巨响，同时也真切体会到了那强大的力量。万事开头难，闭着眼打出第一枪，恐惧心理消除了不少，我睁开了眼。后面还有四发子弹，不能瞎打了。结束后，我的成绩可想而知，在这里就不好意思说了吧。
苦也好，乐也罢，地球照样日复一日自传、公转。眼见着我笔记本上的自制日历，大多数日子都被划掉了，我们的归期越来越近。集训结束前，要有一次阅兵，进入十月份，我们就开始为阅兵做准备。很快，我们换下夏常服，换上了冬常服。
下午的课仍然在礼堂，上午在操场就是为了阅兵而训练，正步、方阵、分列式。日子似乎也过得快了，日历上被划掉的日子越来越多，当剩下的日子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的时候，我们居然有了舍不得离开的情绪。人往往都是这样，拥有时麻木甚至厌烦，失去时才知道珍惜。
山里的冬天来得分外早，天气一日比一日寒冷。在那个祖国北方某个深山里的基地，我们度过了三个月的新兵连生活，从酷暑，到金秋，到寒冬。我记得有个日子是11月7日，这个日子，我忘记了是阅兵那天，还是我们离开那天，反正都差不多，阅兵过后，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们就离开了。阅兵那天，来了好多领导，我们扛着枪，排成一个个方阵，精神抖擞，行进在训练场。经过主席台前，正步、军礼、口号，向首长们展示着三个月来我们的战绩。
那时手机都没有照相功能，相机用的也是胶卷，数码相机应该问世了，但绝不是我们刚毕业的学生能用得起的，就连胶卷相机，我们宿舍人都没有带去。隔壁宿舍云南姑娘带了个相机，阅兵结束，川妹子借来了，她买了个胶卷装上，然后拉着我去了训练场。趁着枪还没有还，她让我给她照张相。我到现在都记得她当时的样子，她戴着军帽，穿着冬常服、制式皮鞋，扎着腰带，将枪倾斜45度角抱在胸前，两个脚尖微微打开，呈立正姿势，面带笑容，下午的阳光洒在她身上，多么英武的美女军人。这确实是一张颇具纪念意义的完美照片，我半蹲着，按下了快门。可是，后来，我却做了一件对不起她的事，后来的后来，我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难受。
一个胶卷好像能照三十多张照片，也许是时间紧，或者是别的原因，或者她只是不想再照了，她只照了两三张，就把相机还给了云南姑娘。后来，离开基地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我和云南姑娘坐一趟火车，而川妹子是另一趟火车。川妹子就将胶卷的事托付给了我，她让我在车上找到云南姑娘，随便把胶卷照完，然后我取出胶卷带到北京洗出来，给她把那张扛枪的照片寄给她。她很信任我，我也满口答应了，似乎更加表明我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可是，我辜负了她的信任，在火车上我没有去找云南姑娘。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于我当时的行为百思不得其解，多简单的事，多走几节车厢，找着云南姑娘，按上几十下快门，就可以把胶卷取出，就可以完成战友的心愿。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去做呢？
后来，我与川妹子也没再联系，与其他同城战友也慢慢都失去了联系。也很难再联系到她们。只希望，云南姑娘最终将照片寄给了川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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