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来源于《不说就真的来不及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和错位的爱
佩吉·杨，42，中国台湾人
台湾著名钢琴家
这份遗言是根据我收到的几盒录音带誊写的，费时不少，是所有遗言中最长的一份，但完成后感到很值得。寄磁带的人是遗言中提到的那个被称为L 的人。
你好，亲爱的先生或女士：
首先我非常感激你给了我这个能让我说出自己生命中故事的机会。我不想走，也不能走——这是我此刻最最想说的话。此刻我对自己的生命已没有太多的留恋，除了父母和我在音乐界和非音乐界的朋友，当然还有莱昂，我再也无法见到的法国恋人。可是我的女儿尼娜才只有9 岁呀！我不敢想，她从此必须活在一个没有妈妈的世界里，这是何等残酷的一件事啊！我已经是肺癌晚期，本来就又瘦又小的身体经过多次放、化疗现在已经脱了形，加上掉光了头发，你可以想象我的样子有多难看。我那样注重外貌，爱漂亮，现在却对自己的一切都无能为力了！
前天小尼娜来过了，她从看到我的第一眼就大哭起来，哭得那么伤心。我从她的哭声里可以听出来，她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妈妈，有可怜我的成分，有不懂，还有妈妈变成了这个样子，她不知该对谁发火的愤怒。我住在加州。今天早上，一个纽约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你在《纽约时报》上登了一个征集临终遗言的广告，然后她小心地问我是否有这样的需要，如有，她可以代劳记录和邮寄。我不知道你是谁，可你这样做真是够残忍啊！因为你活生生地把一个人不愿意面对的死神提前拉到了面前。你知道吗？不论一个人病得多重，离死亡已有多近，他也不愿真的相信自己会走，因为我们只熟悉活着时的一切，能看见的生活，而死亡毕竟是件多么陌生的事！但我又必须承认，把最后的话留下来对我又是一种多么致命的需要！我现在已经不能写任何东西了，趁现在还能勉强发声，就把留下的话在电话里口述给了我在纽约的朋友L，请她誊写，然后代为转寄给你吧。
我一生在台湾教过很多学生，他们当中很多都来了美国，我得病后他们能来的都来看过我了，他们的确都让我感动，提醒我，在我不太长的生命里有过他们的身影和关爱。不过，所有这些人都属于一个正式的社会的和朋友关系的层面，由于面子和种种其他原因，我一生中最私密的事，是不可能告诉他们的。只有纽约的朋友L 我才可以放心地托付。我与她虽然只是在加州的那所女校里偶然相遇，并且她还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大陆人，按理我们之间该有很多政治和文化的偏见和隔阂才对，即使不是仇恨，可是她却在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就让我知道，她是一个能够让我把生活里最隐秘的事放心分享的人。
人真是太奇怪了！刚来美国时我只是泛泛地相信上帝，后来生活走入绝境时开始相信西藏密宗。而遇到这个大陆来的L，应该是上帝和佛祖的共同安排才对，让我能将自己一生里除了作为公众人物之外发生的最刻骨铭心的经历有一个寄托之处。除了她，我真想不出还有第二个更合适的人来做这件事。看来，一些貌似偶然的事，其实早已埋伏了日后的必然。
下面的口述，我的朋友L 无比耐心地用了三个晚上在电话里陪着我完成了这个最后的心愿。完成之后，我的病情加重，她飞来加州看我，并答应陪我走完最后一小段不长的路。
我出生在台湾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父亲在一家报馆做编辑，母亲结婚后就做了家庭主妇，五年内他们生了我和弟弟。我很小时就对音乐有一种反常的痴迷和感觉，似乎那里才是更值得进去探索的世界，充满了不可言说的秘密。父亲送我去学钢琴后，我才知道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就是钢琴。我不需要任何人督促我练琴，我与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与别的孩子不同，我坐上琴凳就不想再下来，直到我父母硬把我抱下来。我5 岁时得了全台湾幼儿钢琴大赛的冠军，后来在所有幼儿和青少年组的钢琴大赛中都名列前茅，不是冠军就是亚军。每次得奖后，我都看到父母的极度喜悦，似乎他们卑微的社会地位瞬间得到了提升。我看到他们在接待亲朋好友来祝贺的时候，脸上那种发自内心的骄傲。他们总是对小弟说，你要向姐姐学，为我们这个家争光。中学还没毕业，我就考上了法国国立高等音乐学院，拿到了部分奖学金。为了完成整个学业，我父母决定全家移居法国，靠打工帮我读完大学。他们卖掉了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似乎不考虑是否再回来了。看着父亲忙着这一切时脸上的决绝表情，我已经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夜里我独自暗想，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可是在父母和弟弟面前，我永远是一个懂事、听话和看似乐观的女儿和姐姐。
后来我的一生都习惯了扮演这个不能改变的角色。我们到了法国后租了一个便宜的地方住下，父母马上开始在附近的中餐馆和洗衣房找工做。我每天去上学，进出典雅的贵族式校园环境，坐在精致华美的教室里听课、练琴，而我的父母却在外面做辛苦低微的体力工，强烈的反差让我心理上感到难以承受的压力，我只有拼命地学习，忘我地练琴，不敢有半点松懈和欢乐。我的父亲一见到我总会严肃地告诫我要努力再努力。看着由于劳累使他们日渐苍老的容貌和过早冒出的白发，我总有想哭的冲动。如果是在台湾，他们并不需要这样辛苦。压力太大时，我开始了抽烟。在法国，十几岁的女孩子抽烟很寻常，但由于我父母对我的要求很严，这事我自然瞒了他们。我在法国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参加了当年举办的国际肖邦钢琴大赛，这是世界上钢琴界最重要的大赛，父亲眼睛里那种只能赢不能输的令人发抖的无声期盼，使我紧张得只能靠拼命抽烟来镇定自己。不过，我在真正比赛时，一切都是另一番情景了。我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父母的存在；我感到我就是那个漂离自己祖国的波兰人，他内心的悲苦和怅惘之情让我产生了极为真实和强烈的共鸣，那些熟悉的旋律好像就是为我量身而写的。参赛前的紧张一扫而空，是肖邦的灵魂拯救了我。我获奖后，最让我难忘的是我父亲脸上突然出现的奇怪而扭曲的表情，像哭又像笑，最后发出的声音竟然是一种近似哭嚎的声音，吓得我全身冒出了冷汗。过了一会儿爸爸才掉下了眼泪，正常地呜呜哭起来。妈妈则用她那双已经变得粗糙泛红的双手不停地擦眼泪，什么话也没说，或是说不出来吧。只有我在法国刚开始读中学的弟弟自然地表达了他的感情。他高兴而兴奋地和我紧紧拥抱，说：“姐姐，你太棒了，我爱你！”
在向我祝贺的所有人里，当然有莱昂。莱昂与我同校，是学大提琴的，高我两个年级，大我三岁。他温文尔雅、帅气、有礼，尤其是他的微笑极具感染力。我们是在校园里的一个共同喜爱的角落认识的，我们不约而同地经常在那里出现。刚来学校不久，由于压力太大，我特别喜欢去那个安静又美丽的角落寻找片刻的平静，而他去那里竟然也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莱昂的幽默和热情让我紧张的心情得到很大的放松。莱昂的父亲是巴黎郊区种植葡萄的农民，很支持儿子对学习音乐的选择，因此他很少有学习的压力，只有对爱好的甘愿付出，这让我非常羡慕。我们开始交往后，经常一起沿塞纳河骑自行车去郊游，有时也去他家。有一次我带小弟一起去他家玩，他的家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大家都很开心。莱昂的父母是很浪漫和热情的人，他们当着我们的面跳舞和亲吻，让人感到特别放松。他们还为我们做了拿手的烤鹅，味道好得我这辈子也忘不了。看得出，小弟很喜欢莱昂。他听从了我的叮嘱，没有把我和莱昂交往的事情告诉爸妈。我们都知道，爸妈为了让我在巴黎读书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他们一定不会同意我在读书期间因为交男朋友而浪费宝贵的学习时间。终于，我以优异的成绩从法国国立高等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了。
为了报答爸妈的辛苦付出，我自然开始拼命地找工作。可是，一个中国人在法国找工作是很不易的，我忙了半年却没有什么结果。最后我不得不决定回台湾的大学去任教，因为已经收到了好几所学校的邀请，这样我至少可以马上工作挣到钱，待遇也不错。而爸妈为了弟弟的学业，决定继续留在法国。在我离开法国之前的那个生日，莱昂忽然带着一大把玫瑰来到我家，当着我爸妈的面向我求婚。我也第一次告诉了爸妈，我和莱昂已经认识了很久，互相很了解了。莱昂当即表示，他会一生爱我，并为此愿意和我一起去台湾生活。他说他可以在那边教法文和大提琴，只要能和我在一起。他还说他的父母已经同意了他的选择，因为他父亲当初就是为了和他母亲相爱而从比利时的城市来到法国乡村的。我父母当时感到非常意外，半天没有说什么，然后就是尴尬的沉默。
莱昂难过地离去之后，爸妈才对我说，他们是不可能同意我和这个法国小伙子结婚的。爸爸很严肃地对我说，法国人虽然很浪漫，会送花和说甜言蜜语，但这些都太不实际，不是过日子必须有的。他们还说一看莱昂就不是会过日子的人。我从小一直是父母的孝顺女儿，又是老大，从未顶撞过父母一次，所以我能有的唯一表示就是沉默。爸爸接着又说，我现在是台湾的著名钢琴家了，这都是他和妈妈为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才成为可能的，所以我的婚姻必须由他们为我考虑和决定。那天晚上我几乎崩溃，僵直地躺在床上，感到自己就要窒息死去。莱昂是我一生里唯一真正欣赏我，让我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让我第一次体验到爱的甜美滋味的人。我从小在父母极为严格的管教下生活和学习，对生活里的其他事情知之甚少，而莱昂为我推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到了生命中的种种美好和爱情的美丽，还有自由和属于个人的追求，这些都是我过去不可能知道的。和莱昂在机场告别时，我泣不成声；虽然他一直不懂我的父母为什么要反对自己已经成年的女儿的婚姻选择，但还是说他可以理解他们是为了我好。这话不听还好，一听我几乎当场昏倒。为了我好？我情愿不要所有已经得到的学位、奖项，以及一切的一切，只要能和莱昂在一起过属于我自己的生活。可是我没有勇气反对我的父母，从来也没有过，那是莱昂永远也不可能理解的。那是中国父母与子女之间在几千年里形成的比法律还要严厉的无形的约定和永远也还不清的沉重心债。
回到台湾后我很快就开始了工作。多所一流大学的音乐系聘我去任教、当系主任，待遇也都相当优渥。此外，我在业余时间也招收学生，收费自然也不低。那时，我与另外几个留洋回来的音乐人被称为台湾音乐界的三大才子。来找我教钢琴的人很多，多是家长陪着自己的孩子来的。这些孩子有的具有一定的音乐天赋，更多的却是父母的一厢情愿和为了自己早年失落的自我实现。而这些孩子是我最不喜欢教的，因为他们学起来总是心不在焉。那时的我和莱昂分手后，心情原本就不好，所以教起这些对音乐没有感悟的孩子来，忍不住就会大发无名火。有时，下课的时间还没到，我心情不好就径自提前走了。家长们从不敢当着我的面有意见，下次还是会恭敬地把孩子送来。他们都是慕我的名而来，大概都在说服自己接受艺术家的情绪化表现吧。后来，我喜怒无常的表现大概传到了我在巴黎的父母那里，因为他们的来信里提到了让我要严格自律，因为我是中国人，不能把法国人的自由散漫之风带回祖国和工作中去。回到台湾后，莱昂经常给我打电话安慰我，关心我在台湾的生活，可是他声音里的失望我完全可以感觉到。
他也来台湾看过我一次，只一次。那一次，我几乎又想放弃一切与他回法国去，忘记生活里的一切。当莱昂了解到我是不可能违背父母的心意时，他眼里流露出的失望如同一把刀扎碎了我的心。我恨自己，可是结果还是必须向父母妥协。回台后我生日那天，莱昂从法国定制了一盒红玫瑰，用航空快递发送给我。其实，他完全可以在台湾订购，但他从来不那样做，似乎那是不一样的两件事。几年后，我们的联系随时间的流逝减少了，但是每年我过生日，无论我是在台湾的七年当中还是后来去了美国并结了婚，他都会无一例外地在我生日的当天或提前一天用航空速递给我一盒象征永恒爱情的红玫瑰。我们分手后的20 多年里，他竟从未遗忘过一次。我回到台湾的第二年，大概是怕我和莱昂藕断丝连吧，我父亲迫不及待地托在台湾的熟人为我介绍了一个台湾的知名商人黄先生。说是介绍，我又怎么可能拒绝呢？黄先生一开始对我很感兴趣，锲而不舍地追求我，每天在我教书的校门外面等我一起去喝咖啡或去吃饭。我知道父母一生为了我不容易，希望我能嫁给一个有钱人，后半生就可以生活无忧了。而且他们也认为，依我在台湾的声望，完全有资格与有钱有地位的人攀亲。他们前半生为了培养我，吃了太多的苦，穷怕了，因此我不嫁有钱人是说不过去的。我知道，感情于我已经是奢侈的事了。想到此，想到今后的生活，想到莱昂，我开始拼命抽烟。和这个黄先生在一起，感情自然谈不上，但他至少还不让人讨厌。和莱昂分手后，我就不再奢望能有与他相同的恋爱经历了。既然父母竭力促成，我又没有什么拿得出去的理由反对，心如死灰的我也就无所谓了。为了对得起父母，我在认识黄先生三年后和他结婚了。莱昂知道后祝福了我。我用蹩脚的法文写信给他：从今以后，我活着与没有活着已经没有什么区别，我也不在乎了。你赶快找个好姑娘结婚吧，我们今生有缘无分，我身不由己，但我下辈子一定会去找你的，无论如何也不会再离开你！婚后不到两个月，我的先生就第一次打了我。那次只是因为我说我有课，不能和他一起去他父母家吃饭。他下手很重，我半天都不敢相信到底发生了什幺。虽然他之后很低三下四地道了歉，但是不久就有了第二次，似乎是打顺了手。台湾男人打女人就像是打自己的一件物品。总之，婚后的他很快就变成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令人可怕的人。其实，在我们去巴黎度蜜月的时候，我因为忍不住和过去的朋友一起抽了一支烟，站在一边的他脸色已经阴沉下来了。我再也无法专心教书和上钢琴课；我变得易怒，无端地恐惧，甚至会为了小事而歇斯底里。
就在这时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没有太多犹豫就去医院做了堕胎手术，事先没有告诉我先生。但他很快就知道了。他和他的家人一直想要儿子，因为他是独子。那一次他把我打得最重，似乎要打死我，我高声喊叫，并威胁说要报警他才住手。随后我离开了那个位于台北的大宅，住到了朋友家里。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工作，因为身体和精神的原因，我不敢告诉在法国的父母，怕他们伤心。但还是有人告诉他们了，也许是我先生或他的家人吧。总之，我父亲为此专门回了一趟台湾，我们进行了一次不愉快的谈话。我告诉他我要离婚，他却说这事让我想都不要想，为人妻后要先学会忍耐，还说他也打过我母亲，但现在他们还不是很好地生活在一起吗？我听了他的话无比悲哀，一字一句地告诉他说，如果不让我离婚的话我很可能会自杀。爸爸的脸色立刻变了。他闭上了一会儿眼睛，睁开后终于勉强地点了一下头。我又告诉他，离婚后我很想去美国继续学习，修个钢琴硕士。父亲当时没说什么，是直到临回法国之前才同意的。他在台湾那些日子又忙了些什么我不太清楚。我的先生开始根本不同意离婚，认为丢了他家的脸。可是由于我的坚持，他最后还是不得已同意了。我一拿到离婚书就飞去了加州。
到了加州，我联系了一所著名的私立女校，该校的音乐系非常好。由于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我便和一个定居加州多年，我在台湾的一个中学同学一起到各地去旅游。由于我回台湾后开过多次钢琴巡回演奏会，加上几年教授钢琴课的积蓄，除去寄给父母的钱，我还存下了一些，可以供自己读完硕士。我终于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感到特别开心。从那时拍的照片看，那是我的心情和气色都是最好的时期，有一张照片是在纳帕谷（Napa Vally）的葡萄庄园品葡萄酒时照的，我做了个鬼脸，样子很是滑稽可笑。一天，父亲从法国打来电话说，他有一个定居旧金山多年的老朋友俞老伯要见我，并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很快我和俞老伯联系好在旧金山的渔人码头吃午饭。和俞老伯同去的还有一个叫威廉的体态微胖的中年男人。俞老伯介绍说，威廉在美国出生，他的父母是他的朋友，也是台湾人，还说威廉是个律师，在旧金山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我立刻猜到了这次饭局的目的，但是由于那个叫威廉的人普通话说得不好，甚至有点好笑，我对他既没有什么好感也没有太多反感，总之，对他没有任何感觉。不久，威廉开始给我打电话，约我出去吃饭。我很犹豫，因为我并不喜欢他，也因为第一次婚姻的阴影还在，因此本能地不想这么快就再次进入另一个关系。我多次找借口婉拒了威廉的邀请。没想到，我的拒绝似乎刺激了他男性追逐猎物的欲望，他一次次地送花给我，并在我生日那天（大概是从我父亲那里知道的）给我举办了一个很大的派对。
那次先是威廉自己打电话给我，紧接着是俞老伯，都让我一定要去，我实在不好推却，就和俞老伯一起去了。来宾都是威廉的同事和朋友，还有不少美国人。我刚一出现，他们所有人就向我欢呼、吹口哨，大喊生日快乐，似乎我和威廉已经是很熟的关系了。正当我有些不知所措的时候，威廉当着所有人向我走来，一只手很随意地放在我的肩上，另一只手递给了我一束黄色的玫瑰。大家再次欢呼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已经掉进了一个套子，无法出来了。吃完了巨大的蛋糕，威廉请来的乐队和歌手开始表演节目，大家开始喝酒，交谈。俞老伯刚一提出要先回去时，我立刻也跟着他出来了。威廉先送俞老伯回家，然后送我回家。那时，我已经在那所女校附近租了一处公寓住下。威廉一路上问了我开学的时间和要学的课程，然后告诉我说那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女校，在加州和全美的名声都不错。临告别时，他说我缺什么可以告诉他。我谢了他，说自己什么都不缺。我刚一到家，就看到莱昂从巴黎寄来的红玫瑰。“亲爱的Peggy，只要世界上还有玫瑰，你就永远活在我心里。”他在卡片上写道。看着屋里的黄、红两色玫瑰，我突然哭得很伤心，却说不清是为什么。
开学的前几天，我去学校报到，却被告知已经有人为我交了全年的学费并办好了所有的手续。我知道这一定是威廉干的。回家后，为了求证我第一次给他打了电话。果然他承认是他为我办的所有事，并告诉我说，他还有一个礼物要在开学前送给我。第二天一早，他打电话让我下楼来。我来到楼下的门口时，威廉轻按喇叭，我抬头看见一辆红色跑车停在不远处，威廉正坐在里面冲我笑。俞老伯几次来电话询问我和威廉的情况。不必说了，他背后必定是爸爸的多次催促。三个月后，爸爸终于忍不住，亲自打来了电话。“小妹，你要懂事，爸爸是经过了解才介绍威廉给你的。他父母人很好，我们中国人的归宿只能是和中国人在一起生活，我知道你是不会辜负我和你妈的一片苦心的，因为你从小就懂事，就孝顺，知道心疼我们……”怎么办？我茫然了。威廉的父母是早年从台湾移民来美的，威廉在旧金山出生，虽然在美国长大，受的是美国教育，但他依然传统，每星期必去看望一次住在旧金山唐人街的父母。他似乎比我前夫直率，也更懂礼貌，嘴里“请”和“谢谢”说个不停，家暴的可能应该不存在。但我对他实在没有什么感觉，除了感谢。我想，既然再遇到像莱昂那样的人今生已是不可能的事，干脆就彻底放弃幻想，再赌一次吧，万一比上一次好一些呢？如果我不接受威廉，爸妈能轻易同意吗？为此犹豫烦恼了几个月之后，我再次向父母屈服了。谁让我是老大，谁让我欠了已经年迈的父母那么多的情债，谁让我今生必须做一个孝顺听话的女儿，即使不愿意也只能服从呢？婚姻于我就是那么回事了，只要我有钢琴可弹，有音乐陪伴就行了。我心情一旦烦躁或紧张我就一定会去弹琴或抽烟，我喜欢在那种时候弹德彪西的曲子来放松自己；那个外国人的内心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每当我的手指与键盘把那种美释放出来以后，我就会感到舒畅无比。我经常感到看得见的生活只是虚幻的，唯有音乐里的世界才是最真实的。我和威廉的婚礼是在旧金山派拉蒙大饭店举行的。那天来的客人很多，有威廉的家人和他们在美国的几乎所有的中国亲友，还有威廉的美国同事和朋友。威廉当着所有宾客的面吻我。没人知道的是，那一刻，我只是把他幻想成是莱昂。在每一张来宾的请柬上是这样写的：请于某年某月某日前来参加威廉·陈，律师，和佩吉·林，台湾著名钢琴家，19xx 年__________国际肖邦钢琴大赛冠军得主的婚礼，地点是……莱昂再次诚挚、大度地祝福了我，同时坦承他非常嫉妒我。不过他说我的幸福就是他的幸福。我不记得听过任何中国男人说过这样的话，无论对谁。我的父亲没有过，我的前夫更没有。他们都把自己的需要说成是为了我好，主观地将其变成了我的需要。
婚后，我们住在湾区离我后来读硕士的那所女校不远的一处半山上的大宅子里。那里是富人居住的地区，风景很好，空气清新，树木葱郁，可以看到不远处的海湾。威廉每天早上去上班后，我就在家里练琴。不久我就发现，威廉虽然出生在美国，可是他和许多台湾男生一样，生活能力很差，几乎事事需要我为他准备。比如早上起床后我要给他把漱口水和牙膏准备好，然后给他把当天要穿的衣服和领带拿出来也准备好，最后他临出门时，我还要把他的公文包递到他的手里。作为家里的长女，我从小在家习惯了帮助父母做各种事情，包括照顾小弟的生活，所以一开始也并不太在乎为他做这些事。婚后大约三个月，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威廉似乎很高兴。怀孕期间，我基本上是一边学习，一边自己照顾自己。威廉在那段时间里总爱和同事晚上一起出去，回家很晚，回来就睡了。半年后，我开始感到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却又具体说不出什么来。我告诉自己忍忍吧，婚姻也许就是这样无趣，至少威廉没有家暴行为。临产那天，威廉在外出差，是我自己开车去的医院。女儿出生时他不在我们身边，我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因为我们之间从来也没有爱的感觉，所以也就不会有太多的抱怨和遗憾。有了尼娜之后，我便暂时休学在家里照顾她，虽然那时家里也雇了一个人帮忙。威廉喜欢逗尼娜玩，他给女儿的笑脸显然多于给我的。音乐世界的美和现实生活的平庸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开始让我感到崩溃。
有一次，我在琴房里一天都没有出来，弹琴弹得忘记了一切——我全忘记了我为人女儿，为人妻，为人母的事实。从琴房出来时我已经有些恍惚，是尼娜的哭喊声把我重新带入了现实。莱昂知道了尼娜的出生后，给她寄了几件法国的婴儿服，这似乎引起了威廉的不悦。他把包装盒拿起看了一下，并没有问寄东西的人是谁，然后放下就走了。不久我过生日，莱昂又照例从巴黎给我寄来了玫瑰。我从来都不想拒绝莱昂的生日礼物，因为他是我生命里唯一能提醒我有着另一种男女感情存在的可能性的人。我们分手已经7 年了，他后来和一个学提琴的女孩结婚了。他说他的妻子能够理解他给我寄花的事，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她也有，她甚至把她过去的男友请到家里三个人一起吃过饭。可是威廉不是法国人，他骨子里仍旧是个台湾男人，只不过嘴里说的是英文。他并没有能力理解或接受我曾认识莱昂这个事实。那天快递员来送花时我在琴房里，是他开的门。他把那盒花扔在了我门外的地上，打开后花瓣掉落了许多……我把花拿进琴房后，迅速点燃了一根烟。尼娜三岁的时候，我送她去上幼儿园，就在我上的那所女校里。而我也开始继续攻读钢琴硕士的学习。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和威廉一起开车送尼娜去她爷爷奶奶家。回家的路上，威廉很平静地告诉我说他爱上了别人，是他律师事务所的秘书，一个中美混血女孩。他说他们已经在一起很长时间了，现在想搬到一起去住，问我是否同意。我听后没说一句话，到家后也没有。我把自己关进了琴房，立刻又点上了一支烟。我还能说什么呢？他们已经在一起很久了——多久？一年还是两年？我同意与否难道还有任何意义吗？他那样平静地说给我听，其实只是通知我罢了。几天后，他开车把他的被褥和常用衣物都拿走了，之后就很少回家了。尼娜不停地问我爸爸去了哪里。我先是说他出差了，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就说你自己问他吧。威廉对自己的女儿还是有感情的，没过多久他就打电话来找尼娜说话了。尼娜告诉我，爸爸说他以后不回这个家住了，他住在另外一个家里，还说周末可以让妈妈送我过去住一天。我听了几乎昏倒——让我亲自把女儿送到他和那个混血女孩住的地方去，天下还有比这样的侮辱更令人窒息的吗？可是，我竟然这样做了。因为我没有选择！孩子要见她爸爸，我不能不让她见，她还小，不能没有父爱。第一次开车送尼娜去他们住的地方时，一路上我一想到自己在做什么就几乎要发疯。我的手几乎无法握紧方向盘，可是我又必须克制自己，因为车上还有孩子。在一个高档公寓的楼下，威廉和那个混血女孩看见了走下车子的尼娜就一起迎了上去。尼娜刚一看见她爸爸就呼喊着跑过去，威廉则立刻把她抱了起来。我没有下车，握着方向盘的手在不住地抖。威廉抱着尼娜走过来，说请我第二天下午3 点过后来接女儿。我没有看他，没有任何表示，也没有说什么。直到尼娜看到我的车子发动起来要走了，才忽然大声地喊了一句“妈咪，我也爱你！”我的眼泪立刻奔涌而出，一路上几次遮住了视线。那个混血女孩比我年轻和高大，更比我丰满和性感。我在这样的屈辱中生活了两年，没有告诉俞老伯，更不敢告诉远在法国的父母，虽然不是我的错。这次婚姻是一次更惨的失败，比第一次更糟。为什么我在外面是个被人羡慕的对象，风光无限的著名钢琴家，小巧玲珑的身体被一头滑顺飘逸的披肩发包裹着，却在两次婚姻里都被抛入无法启齿的耻辱境地？
我开始没有节制地疯狂抽烟，有时一天两三盒。我也尽情地酗酒，反正没有人看见。然后我开始借疯狂地弹琴发泄我无法压抑的愤怒和屈辱，自责和无助。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内心无比恐惧过，歇斯底里过，失态地吼叫过，疯狂地奔跑、狂跳过，也激烈地摔过不该摔的东西。那天我坐在琴房里忽然醒悟到，我其实一直都戴着双重面具在生活，很累很累，从小到大，从内到外，从单身到结婚。只有和莱昂在一起的短暂时间内我才做了回自己。那真是个陌生的自己，但却是个美丽和幸福，自由和快乐的自己。那个自己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
开学不久，我报了一门美国文学课，是该校英文系的招牌课，教课的女教授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颇有名气。那天我赶去上课，车开进校门后沿着长长的林荫道翻过一个个减速板缓慢地行驶着，然后看到一个年轻女子背着书包独自在旁边的小路上走。我第一次上课时见过她，一看就知道是大陆来的。那次上的是大课，人多，就没和她打招呼。这个学校的中国学生很少，从大陆来的更是少之又少。我将车开到她身边，摇下车窗，请她上车一起去上课。她略显犹豫后就同意了。我们互相简单地介绍了自己。我得知L 是从北京来留学的，在英语系的写作专业读硕士。我问她为什么来美国读写作，而不是其他专业。她一愣，然后说只是因为喜欢，没有别的原因。我忽然从她那里感觉到一种久违的、熟悉又陌生的东西。一种接近真实的东西。在几乎所有人面前，我一直要求自己表现出一个活泼、开朗、友好，值得别人羡慕的知名钢琴家的形象；我只穿剪裁合身的衣服，牛仔裤或灯芯绒裤，上身总穿小西服，再配一头滑顺的披肩发，使我看上去精致、活泼又可爱。可其实呢，我的身体很瘦小，遗传自我父亲，我知道威廉不喜欢我这样没有脂肪不性感的身体。还好，我的外表的确很吸引人，加上我开着红色跑车和自身的知名度，我总能从别人看我的眼光里读到羡慕甚至是嫉妒。可是在L 的眼睛里却没有这一切。她的眼睛纯净安祥，似乎只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如今什么样的人专门学写作呢？就是不为毕业后工作出路考虑，只为了内心的追求非学不可的人。我当然知道，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可以信任的，因为写作和音乐都是对内心世界的追求，都是追求真实的感觉。我了解那是什么，它不会欺骗你，就像音乐一样可靠。我开始给L 打电话，问她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助的。她刚来美国不久，人生地不熟，没有车，租住在一个广东人家里。她总是说她很好，什么也不需要。又是一个星期一，我开车去上美国文学课，那时的我必须用课业来平衡我业已失控的情绪化生活。前一天发生的令人羞愤的经历，仍在不断挑战着我忍耐的极限。
前一天是星期天，我照例从威廉那里接回了尼娜。回家的路上，那小姑娘竟然对我说，她想要和她爸爸及那个混血女孩住在一起。我的手开始握不住方向盘了，因为是下坡路，我只好强忍着把车停在了路边。我压下心中的大怒问她为什么。这个已经5 岁的胖女孩直言不讳地说，因为爸爸比妈妈高兴，能陪她去不同的地方玩，那个她叫做杰西卡的阿姨也不像妈妈，因为她不抽烟，也不爱发脾气。说完了，她才觉得好像有些不对，偷偷地看了我一眼，低下了眼睛。我什么也没说，麻木地楞了好半天才把车开回家。我给尼娜做完晚饭后就把自己关在了屋里，我不想让她看见我沮丧的样子。我不能相信我唯一的女儿竟然也开始嫌弃我了！我完全失去了生活的重心，感觉整个世界都已经抛弃了我，可我却不能对任何人说！我把车开进校园后，立刻看见L 正沿着布满尤克利树皮的小道上向教室方向走着。看见她安静的身影，我忽然产生了想要痛哭一场的冲动。她不是我的父母，不是我的学生，不是台湾人，不是名人，不是任何我必须顾及面子等因素而必须在其面前表现某种特定形象和展现特定表情的人；虽然她只是个陌生人，还是一个大陆来的陌生人，却是一个最可以信赖的人。我请她上车时，就感到自己必须做一件事了。我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湾区最好的心理医生也对我无能为力，因为这些美国人怎么可能懂得中国文化里的那些东西，尤其是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那些东西可以让人去死，但看上去却有着风平浪静般的无辜。西方人最不理解中国人的地方就是“忍”了。虽然他们可以很专业地不去问我为什么要忍，但是他们脸上一个一闪即过的眉头微蹙，已经正确无误地泄露了他们的好奇心。对一个西方人袒露自己的隐私和内心，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一直不喜欢那些貌似能专业地帮助你的人，尽管有人告诉我在美国找心理医生必须像买东西一样“shop around”，我却没有碰到过一个让我感到满意和对头的人。
我把车停在通往英语系的小径转弯处，不再往前走了。L 有些吃惊，因为马上就要上课了。我不说话，只是呆呆地坐着，看着窗外。L 毕竟是性情中人，她什么也没问，就陪着我一起静静地坐着。无声胜有声的理解在关闭了车窗的车子里如同慢板的音乐在回荡。忽然，始料不及地，我突然就痛哭起来，就像山洪终于冲毁了堤坝。我哭得那样失态，那样尽兴，那样不顾体面，那样舒畅，绝对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一次。L 没有劝我一句，甚至连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陪着我坐在那里。她递纸巾给我时，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手臂。这正是我所需要的全部。我终于哭累了，掏出一支烟，举了一下向L 做了个歉意的表示，摇下车窗后就大口地抽起来。接下来我开始平静地，毫无顾忌地对她讲起了我真实生活里的一切：我的累，我每天人前的千般风光，背后的万般无奈和伪装，我的无法诉说的屈辱和感到再也无法继续下去的忍耐。我告诉L 我不想离婚，不仅因为女儿太小，也因为我对威廉还有着仅存的一点希望，我不敢对这个没有男人的家的未来做任何想象，虽然挽回的可能似乎已没有了。但是，我为挽救这个家做了任何事情吗？没有。我的身份和习惯只能让我除了逃避就是忍耐。我甚至托人花钱找到了一位刚刚来到洛杉矶的藏传佛教的密宗大师，请他为我看命理和婚姻归宿。那位大师说，我和威廉的缘分还没有完全消尽，所以我才会痛苦不堪。我也告诉了L我在家里如何疯狂地酗酒，之后再更疯狂地弹琴，尤其是在弹德彪西的曲子时，总会产生各种幻觉，钢琴的正前方会经常出现恐怖的有着中国面孔的鬼怪，狰狞可怕，然后我就会更拼命地弹，似乎在与这些魔怪决一死战。L 一直都没说什么，只是不时地点一下头。那天我们都没有上成美国文学课。我请她陪我一起去幼儿园接尼娜，然后去我家吃晚饭，她同意了。尼娜似乎很喜欢L，但是问我为什么这个阿姨不太爱讲话。晚饭后我送L 回家。返家的路上，我突然感到经过今天突发的感情宣泄，我轻松了许多。而L 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看似并没有什么特别吃惊的反应。她是一个安静的人，但是我知道写作的人内心都是不安静的。她的平静让我对自己的突然失态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尴尬和歉意，就像一个孩子对母亲大闹一场之后，累了，然后就理所当然地睡着了一样。我一生里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真是太奇怪了。
5 月份到了，我和L 都是那年夏天毕业的。L邀请了她班上的同学和几个朋友参加了我在音乐系小教堂举行的毕业演奏会，我演奏了最喜爱的德彪西的作品。演奏会很成功。那一次，我弹琴时可怕的魔鬼幻象没有出现。L 毕业后去了纽约另一所学校继续读研究所。她走后，我又去拜访了那位西藏的密宗大师，这一次他说我和威廉的缘分已尽。我们终于离了婚，尼娜归我抚养。那时我的父母已经知道了所有的事。他们之前曾让俞老伯劝过我，但是因为威廉明显是过错方，他们也只得接受了现实。从爸爸在电话中的声音里我听得出，我第二次婚姻的失败对他的打击很大。那年夏天我带尼娜回了一趟台湾，然后去了法国。爸爸妈妈和小弟第一次见到了尼娜。那次我吃惊地看到爸妈更加苍老了。回到加州后，我申请了去斯坦福大学读钢琴演奏的博士学位。我再次想要开始全新的生活。我卖掉了威廉留给我和尼娜的房子，然后搬进一所公寓去住。我把卖房子的钱都寄给了在法国的父母，让他们改善生活，并帮助小弟上一所好的学校。每天我去幼儿园接尼娜时，经常碰到一个叫雷恩的中年美国白人，他是去接和尼娜同一个班的儿子马克。有时到的时间早了一点，我们就会聊上几句。慢慢地，我发现他似乎开始对我感兴趣，总是谈起他自己的事情。他居然是个精神分析医师，正在和自己的画家妻子分居。后来，他逐渐对我就像有了依恋之情，总给我打电话，把自己的一切都讲给我听。我有些不知所措，但是想到也许他和我一样，生活里需要一个可以真正交谈的人。我想起了L 那时于我的重要，就让自己耐心地充当一个倾听者。
可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一起带着各自的孩子出去玩过几次之后，雷恩开始向我求爱了。我不知道我对他的感情到底是什么，虽然与前两个丈夫都不同，但似乎也没有足够而明确的爱的成分，和我对莱昂的感情仍旧是很不同的。可是，就在他刚对我说过他准备和他的妻子离婚后就和我结婚没多久，他竟然又莫名其妙地开车去找他已经离开加州的妻子！他在电话里毫无歉意地对我说，他对他的妻子还有留恋。他说这话时的语气平静得就好像在告诉我，他刚在超市买了几个做晚饭要用的青椒。我终于明白，自己再次掉进了一个陷阱。我无法不责问自己，是否今生就不该再和任何异性有任何关系了呢？为什么所有父母满意的人都不爱我，而我似乎也不再有能力去爱任何人了——除了莱昂，那个我心里永远的痛和回忆？我暗自发誓，今后再也不去碰与感情有关的任何人和事，只需专心读书，好好培养尼娜就行了。大约和L 分别一年后的一个晚上，我毫无缘由地突然想起了她，也不管当时是几点了就拨通了她的电话。纽约那边正是凌晨，L 被我吵醒后，不但没有怨言，反而很高兴，我们一聊就聊到了太阳升起，至少有三四个钟头。我告诉她我的所有近况，包括我正在斯坦福读博士以及和那个精神分析师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关系。我也没有忘记告诉她，莱昂依然每年在我生日那天给我寄来新鲜的红玫瑰。
我是在读博士第二年的时候开始时常感到胸闷的，早晨起来还经常会咳嗽几声，但我一开始并没有太在意。我知道自己近些年来抽烟很凶，所以尽量减少了抽烟的次数。可是不久以后我就第一次咳血了。在医院，那个高个子的犹太医生拿着X 光片告诉我说，我需要面对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我被确诊得了肺癌，并且已经是晚期。听了医生的这些话，不知为什么，我心里竟然感到一种意外的平静，似乎早就知道那只是个早晚都会来，命里已注定的结果，躲是躲不过去的。从医院回到家，离接在附近上小学的尼娜还早。我不顾一切地又抽了两支烟，以便冷静下来做比较理性的对身后事的安排。不抽那两支烟，我肯定会握不住笔的。我在一张纸上列出了下面这些需要做的事情：
1. 此生需要感谢的人名单
2. 以自己的名义捐一笔奖学金给法国高等音乐学院
3. 捐一架钢琴给自己获得硕士学位的女校
4. 对尼娜今后的生活和未来的安排
5. 对父母和小弟的安排
几天后我就开始了例行的放化疗。我的爸妈知道后，立刻就从法国赶来了。虽然我前年才去法国看过他们和小弟，可是再见到他们第一眼时，我几乎完全认不出了。我的爸妈在知道我得了癌症之后的短短几天之内一下就变老了！他们辛苦了一生培养出来的女儿在42 岁时就要走了，他们注定要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了！我在爸爸枯黄的皮肤里和额上那些深深的皱纹里，在让人不敢正视的深陷的凄哀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个父亲对生活最深的失望。我知道，我的两次婚姻已经让他的自尊饱受折磨，而现在我竟要用生死离别来对他们做最后的摧残！上天，这一切又怎么可能是我的本意呢？我为什么无论做什么最后还是会伤害我的父母——为我付出了一切一切的父母呢？
深夜，我一个人躺在寂静的病房里，虽然身体被放化疗蹂躏得几乎不属于我了，心里却澄净极了。我清楚地知道我此刻和世界上所有得了绝症的人一样，剩下的日子就是面对并不会起什么作用的例行治疗，继续忍受不能忍受的痛苦，毫无招架之力，然后就是应对一拨又一拨前来探望自己的人们，勉强地和他们说几句话，感谢他们，然后那一天就终于来了。人到了这种时刻，对死亡的恐惧其实已经消失，既然不能改变它的必然到来，为什么不像能迎接春夏秋冬一样，坦然跟它走呢？谁说从几十年生活的重压下解脱出来就一定是件坏事呢？我在台湾教过的学生很多都在美国深造，他们大都已经来看过我了。我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缩小了很多，人瘦得脱了形。他们看见我的第一眼，大都是露出极度意外的神情，接着就是让人难以忍受的悲伤和怜悯。在和我握手时，我可以感到他们的手无一不在微微颤栗，因为我那双曾经让我一生获奖无数的灵巧的手，现在已经枯萎成了一个老太太的手，只剩下一层皮和嶙峋的骨。当清楚地知道和所有这些人的见面是人生的最后一次时，那种感觉是难以形容的；好像一切都是在梦里发生的，生活和活着本身就是一个不可确定的事实，为什么人来了又会消失？我感到看见的一切面孔似乎那样地不真实。再仔细想想，一生里真正真实的东西除了音乐和莱昂之外，还有什么呢？一切都是过眼云烟，一点也不假。
莱昂知道了我的情况后坚决要来看我，可是我也坚决地拒绝了他。因为经过放疗、化疗后，我面容枯槁，头发脱光，虽然戴了帽子，但爱面子的我坚决不想让我生命中唯一的爱人对我的最后记忆是那样一种可怕的形象。最后莱昂同意了，但是悲伤至极。上个月我在医院里过42 岁生日时，他从法国寄来了最后一次玫瑰，也是最大最多的一次。玫瑰花摆满了我的房间，我知道一定馨香怡人，可是我已经闻不到了，多次放疗、化疗已经摧毁我身体太多的功能。我请人给莱昂写了最后一封信，里面只有一句话，“莱昂，好好活，等着我，下辈子我一定会去找你！”我所有想说的话到此应该说完了。
我42 岁的人生随时就要落幕了——太短了，不是吗？此刻我非常怀念我那些和我一起走过音乐之路，分享过音乐之美的人们，那些老师、学生、同学、朋友。我知道，当年我在台湾教琴过程中遇到情绪不佳时，肯定给我的学生们造成过不小的困扰，我在此向你们鞠躬，跪求大家的原谅，并谦卑地说一声对不起！衷心希望你们生活幸福，音乐永远与你们同在。对了，再说几句吧。如果我的一生令人唏嘘，希望你们的人生不要重蹈我的覆辙。我从小逆来顺受的性格与我的音乐才华似乎颇不相称，也许有人知道了我的人生故事会难以相信。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人身上貌似不可能的矛盾之处不但是真实存在，并且发生在很多人身上。我的钢琴虽然弹得很好，但是我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曲折和磨难。不过卡夫卡不也是这样吗？我在那个女校的英语系选修课上读了他的小说，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他在自己创造出来的最不真实的世界里得到灵魂的解脱；而我则是在音乐里，在手指和琴键创造出的另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世界里才能自由呼吸。上帝让我留在世上的时间也许只有一个星期、几天或者更短，所以此刻我对任何事已无所顾忌。我临走前最想说的是：如果可以再活一次，我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和莱昂在一起，即使付出的代价是会伤害我的父母，但那应该只是一时的。想一想我后来为了孝顺他们而没有那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吧，难道不是更深地伤害了他们一辈子？我的不幸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我的父母不会懂。我不敢想象他们如何能承受得了失去女儿这样最无情的打击，今后又会如何在悲哀中度过余生。可是，孝道如果与人性相违背难道还应成为美德吗？天下的父母，请你们把我的人生故事留作参照和思考吧。
L 告诉我，她给我寄出那盒录音磁带时，佩吉·杨已经去世了。她说她这个朋友的悲剧人生其实也是很多在中国家庭里长大的一代人的无奈。通过我与L 的后续联系，我知道了尼娜后来被佩吉·杨的父母接到了法国去生活，也已经开始学习音乐。我听了之后不由得想，那个小姑娘的外婆和外公会不会把自己对女儿未竟的人生移植到尼娜身上呢？小姑娘会不会成为她母亲的影子？可怜天下父母心，也可怜那些为孝心忘记了自己最基本的需要，背负了一生懊悔的孩子们。
但愿佩吉·杨的灵魂是自由的，爱自己的亲人，但是不必为此付出爱所不能承受的负担——那负担最终压垮了她作为一个优秀音乐家单薄的身体和灵魂。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