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出租屋凌乱的床上一睁开眼睛，就立刻意识到了昨天晚上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我扬了扬麻木的手腕，看到刚过凌晨五点钟。我张着大嘴呼吸，昨晚吃了太多荤菜，酸臭的气体从焦渴的嘴里喷薄而出，我摸起地上的半瓶矿泉水，咚咚地一气儿饮完，尽管一多半都顺着嘴角流了出来，但清凉的细流足以让我的心脏彻底苏醒过来。我拍了拍被酒精侵蚀得生疼的脑壳，从床上挣扎着坐起。
昨晚的一幕幕慢慢在脑海中回闪，在一家装潢十分奢华的KTV里，我，王怡，王怡的男朋友罗开，还有一个不知名的女孩，我们一起喝酒K歌，我们三个都是麦霸，只有那个女孩儿坐在那里饶有兴趣地听我们唱歌，耳朵上挂着蓝牙耳机。最后我们都醉了，因为氛围实在太嗨了，闪烁的霓虹灯，成箱的百威和蓝带，加上王怡不住地讲一些职场段子插科打诨，不知是喝醉了还是陶醉了，反正觉得浑身特别舒服，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嘿，我要成仙儿了，我跟王怡说，我要成仙儿了。说着我拿起一只话筒递给那个女孩说，你成仙儿了吗？来首《天仙配》如何？女孩一愣，眼里突然溢满了悲愤。我说，别拘着呀，亲，出来玩就要个痛快。她突然抄起桌上的啤酒泼了我一脸。我抹了把脸，怒火腾地一下燃了起来，我大声斥责她，你有病吧？有娘养没教养的东西，我举手就想扇她耳光。王怡本来在沙发上跟罗开热吻，见状急忙过来把我拉到一边说，怎么回事，你不知道吗？她是个哑巴，她指着自己的嘴巴说，你没见耳朵上带着助听器吗？
助听器？不是蓝牙耳机吗？怪不得来的路上不说话呢。这时候，我酒醒了一多半，灵魂已重返红尘。我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支烟。女孩已经哭着冲出门外，自己叫了个车走了。王怡说没事，我明天给她解释。
你现在就跟她解释。我自责地说，邀请一个不会说话的女孩儿唱歌，你瞧我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现在都喝酒了，越解释越乱，王怡这样说，罗开也附和着。
我颓然地坐在沙发上，反复想着这一年我到底经历了什么，然后又一瓶瓶地灌起酒来。
一
我所在的公司位于这个城市的海天广场附近。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建一些奇奇怪怪的写字楼，美其名曰地标性建筑。沿着海天广场往西两公里左右，就有一座现代化的办公写字楼，它外形几乎是圆形，而且又高又直，还有些棱角，青筋暴露的样子，像是一根拔地而起傲视苍穹的男性生殖器，当然这么说有些不太雅致，那我们换一个比喻，一根儿直插云霄的巨型中指。我所在的公司就在这根儿中指的第十八层。
两年前，我跟肖士旅一起入职，他来自一所国内著名高校，我则是一名小海归。报到那天，我被这座建筑浓浓的雄性气息震撼了，当时日近中午，幕墙玻璃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这使人联想到财富和权势，进而奋斗、进取一类的词语。我低头时，看到我的影子被阳光浓缩成跟我的鞋子大致长短的样子，我又用脚丈量了一下大楼影子的长度，我笑着对肖士旅说，这座大楼的高度应该在三百米左右。他露出一种很职业的笑容说，你怎么知道？我故作高深地说天机不可泄露。果然在大楼电梯的广告招商板上有这栋大楼的简介，是313米。
到了十八层我才注意到，这栋大楼的外形虽然呈圆形，可里面的总体布局却呈现出一种稳定的三角状。人力资源部老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因为人力资源部主任老尹中风偏瘫又没办理病退，所以暂时由老姬主持工作。老姬给我的感觉是老派，中等身材，微胖，大背头，穿着一件米黄衬衫，戴着一块老上海牌机械手表，如果再往他手里塞一把蒲扇，我外公在世时也不过如此。他张罗着给我们倒水，又问我们怎么来的，多长时间之类。他的普通话夹杂着轻微的地方口音，比如我说去趟洗手间。他点头微笑说，中。然后，他带着我们两位年轻人，去各个办公室转了一圈。
这是一家以纺织、印染和床上用品为主打品牌的国企总部，这总让我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学校门口的那家棉纺厂的纺织女工，她们穿着蓝色的工装，围着白色的围裙，戴着白色的工帽，三五一伙地路过我们校门口，去一家叫盛意隆的快餐店吃三元一份的午餐，她们的身上总是散发着一股清香又好闻的棉线味儿，我一度以为那是年轻女孩特有的身体勃发的味道，直到现在，我也喜欢闻棉线衣服的味道。总部也一样，女多男少，阴盛阳衰。每个办公室几乎全是中老年女人，身上散发着护手霜、搓脸油和香水混合成的气味。每个人都热情得让我们尴尬，最起码我很尴尬，尤其是负责工会的李珍阿姨见到我们后，先说补充了新鲜血液，事业后继有人之类的话，末了更是拉着我和肖士旅的手，问我们有没有女朋友。我们相视一笑，我说有，肖说没有。李珍松开了我的手，对肖说，包在我身上了。彼时，办公室里洋溢着陌生又欢快的气氛。老姬领着我们像游街一样转了一圈后，对我说：“你去政策研究部工作。”然后对肖说：“你有学生会的工作经历，留下跟着我。”
政研部负责人田国明精瘦干练，从鬓边几簇白发能看出他染发的痕迹，举手投足间有一种莫名的威严。我找他报到时，他正在用铅笔改一份材料。我就这么在他办公桌前站了足足十分钟，我看到他办公室整洁又干净，不管什么东西都收拾的井井有条。桌子上摆着一盆藤蔓快要垂到到地上的绿萝，边上是他和妻子去张家界旅游的照片，背景就是因拍摄《阿凡达》而改名的哈利路亚山。因为光线和角度的原因，我看不清他妻子的模样。他改完材料后，抬头看了我一眼，冲我点了点头，我确定他没有对我微笑，就让副手李芳领我去隔壁办公室了。李芳指了指一张桌子说，这是你的办公桌。桌子上有台不知哪个领导替下来的旧电脑，李芳说你先用着，过几天要统一配新的。
熟络了之后，我和老肖经常约着去顶楼一块抽烟，那是整个城市的最高点。站在天台上极目远眺，鳞次栉比的建筑物如同一个个大型积木，高架桥在这些积木中间盘旋穿插，像是礼盒上的丝带。积木上方隐约有一层青烟如晨雾般流动，远处热电厂高大的蒸馏塔冒着袅袅白汽，像是植物粗大的根茎。嘿，真是充满活力的城市！我感叹道。有时候暮色四合，星光点点，空中如同有无数身穿黑衣缄默不语的仙女秉烛夜行。我在这个时候总有一种宏大或者豁达之类的情感在胸中激荡，有时候忍不住仰天长啸一声。然后看看老肖说，你也喊一声，舒服一下。老肖笑着摇摇头指了指头顶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政研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写狗日的材料，相当一部分是些无聊的文字。当时正值重阳节，田国明让我起草一则发动各分公司走访慰问退休工人的通知。我用记叙文的手法把事情写清楚了，分分钟的事儿，我想去老田那里交差，但隐约有些不放心，又回来修改了几处，确定连我读二年级的小外甥亮亮都能看懂时，就把稿子交给了他，然后跟张芳闲聊了一会房价和股票。这时一名扎着马尾辫的女孩走了进来，她穿着宽大的衣服，小腹微鼓，走路有些蹒跚。张芳看到她进来后，起身把她迎进来，女孩冲我一笑，马上面部表情就如湖水般平静。她走到我的桌子前收拾了几样她遗落的东西，转身就走了，一句话也没说。
她是哑巴吗？我悄悄地问张芳。
不是，张芳说，她叫李翠，原来就在你这个地方办公，下面分公司借调上来的，工作很勤奋，兢兢业业。本来说好好表现，三年后正式调过来，让她在这座城市安家，可不到两年她就怀孕了，她为了保住这份工作想堕胎，可她男人不同意，说再流以后就怀不上了。没办法，一个萝卜一个坑儿，谁也不能吃白饭呀。张芳双手一摊说，于是领导就让她哪来回哪去了。不知为什么，她得知后，突然不会说话了。
于是总部就把我招聘来顶替她是吗？我问。
也不能这么说吧。
不管是不是，我心里总觉得不好受。我走到窗边，看着远处马路上往来穿梭的车辆，我想起了织布机上经纬线，这些车辆就像梭子一样，编织着生活这张大网。就在这时，田国明喊我过去那修改过的通知。我拿到手一看，文件改得像花脸猫，连个“的”字都没剩下。那天我看清了照片上他妻子的样子，她是一个矮胖的女人，烫着卷发，表情木然地依偎在田国明的身旁。
你文字材料水平真的很差，田国明说，以后写完之后先让张芳给你把把关，然后再拿到我这来。我吐了吐舌头退了出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试着去学怎么写那些恶心的材料——穿靴戴帽，组织无聊的废话，把一个长的句子抻的更长，把“被字句”改为“把字句”然后再改回来，怎样写下面高兴，怎样写上面满意……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我白天黑夜地在电脑前码字儿，饿了就叫外卖凑合一顿，一篇又一篇又臭又长的材料在我打印机里屙出来。
不到半年，身体就出了毛病，大便带血，大夫让我做肠镜检查一下。我喝了一包菠萝味的药剂，七荤八素拉了个干净，最后蹲在马桶上像拧开水龙头直接放水一样。我赶到了医院，却被告知必须有人陪同才给做。我懵了，为这点破事不能把爸妈喊来吧？蹲在医院的厕所里琢磨了半天，我忽然想起我在这个城市还有个高中同学，她叫王怡。我不爱喊她的名字，喊出来就像辈份儿比她小似的。记得上高一那会儿，我们因为某国女性首相领着她的妻子访华一事而争论过，不过最后我们达成一致了，生活不是给别人看的，甚至法律也不行。高中三年我们确实亲密无间，只是两封薄薄的录取通知书拆散了我们。她在同学群里不止一次地说，谁来这个城市记得跟她说，吃住行她全包了。几乎每个同学群都有一两个这样大包大揽气场爆棚的人，只是有人只是说说而已，有人却是认真的。
王怡很仗义，她匆匆赶来的时候，我正在医院的连排椅上软的像团棉花，好汉架不住三泡稀，一点不假。隆冬腊月，她穿着一件蓝色风衣，披肩发走路带风，尽显高贵。尽管多年未见，但她一眼就认出了我，这一点其实挺让我感动的。她嘻嘻哈哈地跑过来说，进去吧，我给你签字。我在进检查室的时候，她拉住了我，在我耳边悄声说，不用担心，你应该只是底座坏了（得痔疮），其他没毛病。如果不是恐惧到了极点，我应该会笑的。
进了检查室，一男一女两位白大褂在跟我说着检查的注意事项，我一知半解地答应着，直到那根冰凉的管子钻进我的身体，我一下子想起了我们曾经争论的那个话题，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早已不再陌生。我又想起了很多事情，王怡是一个学习不费力的女生，但因为天性爱玩儿，成绩不算特别拔尖，加上班主任也喜欢开玩笑，总是在她耳边念叨，王怡。她不答应。班主任又叫，怡。她才哎一声，惹得大家哄堂大笑。班主任说，怡，再加把劲啊，你离名校只有一步之差，长点心吧。她笑着说好嘞。
检查结果跟王怡说的一模一样。我一瘸一拐地在检查室出来，她便得意地笑着说我说什么来着，你一点没变，貌似虎胆龙威很生猛，其实胆子小的跟针鼻儿似的，她用手比量了一下小拇指，又笑着说，你的处子之身就这样没了。
我没搭他的腔，因为我正沉浸在一种劫后余生的情绪中，对外界的刺激反应迟钝。只是说我饿了。
好办，我请你吃顿大餐。
二
上司就是永远在寻找下属不足的一种存在，他永远在给你设置更高的目标，指给你更远的风景，你能达到的和他能想到有着永恒的距离。我发现不管自己写得多么完美，田国明总能找出一些毛病让我改正以显示自己的权威。对付田国明，我也逐渐摸索了一些小技巧，比如故意把稿子写得很长，或者迟一点交稿，这样他来不及看也就过了。他还时不时瞅机会找我谈心，告诫我要低调，要多加班，领导不回家你也不要回家，随时听候调遣，现在就业压力大，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饭碗。看见他那副居高临下的嘴脸我就来气，嘴上应着，心里却蹦出一句东北话：整这些没用的干啥！
去年的一天，我最喜欢的刺猬乐队要来这个城市演出，我为此兴奋了好几个星期。我那可爱的不洗澡的子健哥哥，和扎着马尾辫英姿飒爽的石璐姐姐，还有他们那首百听不厌的《火车驶向云外》。我老早就盼着这一天，我准备好了雨具、靴子和荧光棒，暗暗发誓哪怕天上下刀子，我赤着脚也要去。
可是我老早就隐隐有种不祥的感觉，因为那几天事儿特别多。田国明安排我去下面几个分公司调研，有时候一住就是两三天。我暗自祈祷，可别跟演唱会撞了车，我甚至已经想好了找一个什么借口开个假条，干脆请假算了。幸好演唱会那天没什么别的事情，只有一篇稿子要交。我是那种一有事就坐立不安的人，整个上午都魂魂不守舍，但硬着头皮把那个稿子改了十八遍，改到想吐，直到确实挑不出毛病才交给了老田，然后编了个理由说身体不舒服早走一会。他同意了。
一出门，我就撒欢儿般地奔向演唱会现场。等我到的时候，已经坐了不少人。我气儿还没喘匀乎，不知谁大声喊了句，“刺猬、刺猬……”，全场跟着狂欢起来，“刺猬、刺猬……”，紧接着在演唱会的东西两侧，突然高耸起刺猬乐队的两面大旗，呼喇喇迎风招展，所有人都在喊他们的名字。我像一滴水一样融入了这狂欢的海洋，也不由自主地跟着狂欢了起来，我跳着，叫着，高喊着他们的名字。这时候手机响了，是田国明。当时我正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中，想也没想就接了起来，这时候看台上响起了音乐，这音乐就像人的心跳，棒极了。田国明在电话那头大喊，这就是你所谓的身体不舒服？赶紧给我回来，有事！
什么事？我用手堵住另一侧的耳朵，才能听见他说什么。
哪那么多废话？回来你就知道了。说完他挂了电话。
我傻眼了，想起我们老家的一句话，吃谁家馍，受谁家磨。我五步一徘徊悻悻地朝门口走去，快出门的时候，我看见子健背着那把一万多的电吉他正往台上走，后面跟着石璐和一帆，全场掌声雷动。我眼泪落了下来，心里默念，再见了刺猬，再见了我那不洗澡的子健，好不容易把你们盼来了，我却要走了。我出门的时候，几个黄牛正在那里兜售门票，其中一个对我说，要票吗哥？
滚开！我冲他大吼一句，搭上一辆出租车。
去哪？司机问我。
去鸡巴里。
哈哈，你是说海天广场西侧的大楼吧。司机笑着，一脚油门轰了开去。
我当什么事儿呢，回去后才知道，就是那篇破稿子有一个错别字，我把“一鼓作气”误打成“一股作气”，都怪那该死的输入法的自动联想功能，还有两处标点使用不规范，把分号误用成了逗号。我又想起今晚的演唱会，气的浑身哆嗦，跟老田大吵了一架。
就为这点破事就把我喊回来？你自己不会改吗？
我会改还用你做什么？他不阴不阳地说，注意你的工作态度，你的心思到底在没在工作上？
什么叫态度不好？三千多字的稿子，谁能一个错字没有？教科书上还有错别字呢！而且这两处错误您拿起笔三秒钟就能改完，却要我花四十分钟打车赶回来，到底谁的心思不在工作上？
你满嘴谎话欺骗领导，还说身体不舒服，明明是看演出去了。他把声音提高到从未有过的高度。
我看场演出怎么了，公司哪条规定说不允许看演唱会？
他把一摞稿纸摔在桌子上说，你就是烂泥扶不上墙，枉费我对你的栽培。你看看人家跟你一块儿来的小肖，多么谦虚踏实，你再看看你，就你这样的还想进步？
你以为我稀罕进步吗？就连女孩怀了孕就被遣回原籍，整天逼着我们加班加点榨取剩余价值的公司，我早就想辞职了。
好哇，明天你不用来了。他摔门而去。
我顿了一下，冲他的背影喊道：你不让我来我就不来吗？我又不是你招进来的。其实这句话完全是气话。
那晚我离开大楼的时候，我又发现了它内部那稳固坚韧而又牢不可破的三角形结构，我一下子想起了《寂静岭》里面的三角怪，浑身散发着顽固的罪恶感。这该死的三角形！我骂道。
一连两周，老田都晾着我，有什么工作直接交给张芳。我也乐得清闲，反正我已经有跳槽的打算了。张芳私下问我，你怎么得罪老田了。没事，我说。张芳说，我文字功底一般，学历也没你高，老田其实一心想培养的人是你，当然也不是他多高尚，因为只有你独当一面，他才能往上进一步，成为副总。我用牙签剔着指甲说，歇了吧，我可不想他那样活一辈子。
没几天，老尹去世了，老姬顺利接手人力资源部，这样又空出一个人力资源部副主任的位子，大家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起来。我被这天降异象惊呆了，那几天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个“拼”字，每个人的每个细胞都在喊，看，我做了多少工作，我有多优秀。我看着这“生动活泼”的局面，有一种特别滑稽的感觉。最终，这个令人垂涎的职位落入了肖士旅的囊中。恭维者有之，嫉妒者有之，一切尘埃落定后，大家又变得像以前一样疲沓。
我这才猛醒，细细思量肖士旅这一年多来都干了些什么。他低调，内敛，着装跟老尹一样老派，头发往后梳，给人以成熟稳重的感觉。每个深夜，他都在锉自己的骨头，把每一茬棱角都锉得干干净净，然后用砂纸打磨得光滑如洗。白天，他察言观色，一本正经地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小心翼翼地把老尹的心熨的妥帖舒服。他还跟李珍介绍的女孩谈起了恋爱，那个女孩是李珍的远方亲戚。再高层的领导的女儿他又够不着，那这个也可以吧。他一定是这么想的，可真是个有心人啊！
水蛭！我一下想到了小时候河里的一种软体动物。没错，就是水蛭。每到耕牛到河里饮水的时候，它们就附在牛体最柔软的部位，小心地分泌出一种带有麻醉作用的黏液，让牛失去警觉，然后用尾部的吸盘紧紧地吸住牛皮，用尖尖的嘴部试着划开皮肤，吸出一点血来。我看见过一头牛身上有几十只水蛭，藏在牛大腿的内侧和肚子的皮毛里，久而久之，他们竟成了牛的一部分，乍一看跟牛皮无异。有些新的水蛭又附在老的水蛭身上，就这样叠罗汉一样叠了一层又一层，比真牛皮还要厚实。如果能开口说话，它们肯定会告诉你：我们生来就这样。
晚上，我们又约着去天台抽烟，老肖明显话多了起来。极目夜眺，车灯点点如流动的星河，天地相接，那些车仿佛一直要开到天上去似的。嘿，这可真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说完他仰天长啸了一声。你知道城东那座山有多高吗？七百六十米左右，他自言自语道。
我要离职了，老肖。我握了握他的手。
因为我比你升得快？他笑着搂了搂我的肩膀。
我不适合这里。
想开点，成功和失败会像白天和黑夜一样充斥着这个世界。人生从是个竞争的过程，这从娘胎里就开始了。然后他给我谈了他的宏篇大论，我一句也没听见。最后他指着远处的车流说，你瞧，那么多人，我会一路杀过去。祝你好运吧，我说。
离职后，我特地跑到深圳听了一场刺猬的演唱会，现场气氛如火山喷发。我们高声合唱着《生之响往》：生如烟花，炸开自己纵情燃烧吧，让爱与幸福之火在今夜空中绽放。暗夜点亮，城市里自由之血涌四方，日出后我们扬帆启航迎风破浪……
那一夜，我释放了所有的倔强、骄傲和不妥协，我们在体育场久久不散，唱着一首又一首歌曲，直到朝阳燃烧着跃出地平线撒开万道金光。
王怡知道我跳槽之后，笑着说，哪个年轻人没换过工作啊，年轻就是一个寻找的过程，找喜欢的工作，喜欢的人，现在这社会又饿不死人，活这么压抑多没劲。走吧，今晚一块K歌去。我答应了，于是有了开头那一幕。
三
我下了床，给王怡打电话，要来了哑女的地址，我想登门道歉。我又问，女孩是怎么哑的？
听得出王怡还没起床，她貌似伸了个懒腰说，不是先天的，据说一年前，因为在路上发生了车祸耽误了一次很重要的会议，被她老板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要辞退她，从此就不会说话了。很优秀很要强的女孩，不知怎么就成了这样。
你不早说。我挂掉电话，脸都没洗就向哑女的方向飞奔而去。阳光已经开始咄咄逼人，我越跑越热，干脆脱掉衬衫随手一扔，只穿着背心全力奔跑。路上行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去你们妈的吧，我又不是活给你们看的，法律也不行。到女孩住处时，我像跑完了一生一样疲惫。
我敲开他的门，她惊恐地望着我。突然我抱住了她的肩膀，我也曾经这样抱过那个叫李翠的女孩儿。我对她说，说吧，快说吧，随便说什么都行！她张了张嘴，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
我拉着她的手快步走到开满鸢尾花和桃金娘的阳台上，望着充斥着日光、汗水和烟火的街道，喊吧，大声喊出来，把你想说的大声喊出来。突然，她仰天长啸了一声，声音婉转清脆，只有初生的凤凰才有如此动听的声音。说吧，我抱着她，就像小时候我们刚学说话那样，大胆地说吧。你瞧啊这朵花，她指着一朵桃金娘说，你瞧啊……慢慢地，哑女越来越轻，像小鸟，像小鸟的羽毛，慢慢地消失了，我怀里空空如也。
我猛地睁开了眼睛，一骨碌爬起来，向着哑女的方向飞奔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