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疫情见闻录——历史篇

        在这次有生以来前所未见的疫情当中,一些具有高度民族责任感的教授不断站出来发声。这里给人印象最深的,除了钟南山教授外,便是最近不断敢于说出大实话的张文宏教授了。他在一次采访中认为,这次新冠病毒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对付的病毒之一。其实稍微回顾这几个月疫情扩散的趋势和特点来看,是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一点的。

        说到人类历史上的病毒大流行,恐怕最有代表性的几例,就是近代的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和欧洲中世纪末期的黑死病大流行事件了。应该说这两次瘟疫带来的结果,就是它们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或者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无论是对社会政治组织架构,还是经济乃至思想文化的领域,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918年同时又是重要的一年,因为当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告终,这场战争固然给交战双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口损失,但也客观上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在1918年结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西班牙大流感在当年的全面流行,它造成了参战各国的士兵大量感染甚至死亡,因此明显地削弱了战斗力,这反而促使交战双方下了尽快结束战争的决心。

        事实上,西班牙大流感出现了数次流行高峰,而第一次流行高峰是在1918年春季,但致死率不高,据称只是在美国堪萨斯州的军营里部分人员表现出头痛、高烧、肌肉酸痛和食欲不振而已。同期法国、中国、西班牙等国也相继发生疫情,但也不严重。

        但是到了1918年8月,刚离开西非国家狮子山的英国船上发生了致命的流感,该船大部分船员被感染,少数船员死亡;很快流感传入美国,并在欧洲和美国普遍传播,迅速扩散,在几个星期之内传到世界各地。作为第二次流行高峰,它最大的特点是20-35岁青壮年群体死亡率非常高,往往是由于并发症导致死亡,以肺炎最多。这一次流行高峰使1918年美国人平均寿命比常年减少了12年,同时仅美国一地,就有20万人死亡。

        最终,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在全世界造成了几千万人死亡,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但它对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负面影响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通过这次瘟疫大流行事件,人们认识到建立全球卫生组织的重要性。人类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国际卫生合作项目,流行病学和医学统计成为公共卫生研究的主流方法。从后期影响来看,虽然瘟疫在100年内仍出现了爆发,但及时得到了控制,死亡人数因而大大减少。

        然而,发生于欧洲中世纪末期的黑死病,其带来的影响便远远超过了西班牙大流感本身。毕竟,战争是需要参战各国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撑,因此一旦相关资源由于瘟疫等种种原因出现了短缺,便必然会影响到军队的作战能力,从而左右着整个国家的战局走向。但是,当瘟疫带来的人口死亡率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就不仅仅会对国家的物质层面造成巨大损失了,更多地将会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思想观念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当时欧洲黑死病蔓延期间,也是在持续不断地给社会各个阶层人们思想观念构成巨大冲击,并在随后的几百年间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各个地区发展格局和发展方向。

        和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时期相比,欧洲中世纪的持续时间并不算长。但是,欧洲教会的权威地位和教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对老百姓的思想禁锢作用却非常突出,这一点比较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等伦理道德观念,都是严重束缚人的身心发展的思想体系。正因为如此,当时欧洲老百姓对于教会的任何说法不敢有任何反驳,事实上是不能反驳,否则就会被冠以“异端邪说”等罪名被关进监狱、遭受刑罚甚至处死。如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当时大力宣扬哥白尼的日心说,反对地心说,并深刻批判仍占统治地位的神学,于是被宗教裁判所扣上了异端的罪名,最终被活活烧死。

        尽管这样,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仍然不断地冲破旧的思想束缚,它逐渐地瓦解着原有的封建神权思想,使人们认识到个性解放和自由独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造成这样全新思想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黑死病带来的大量宗教神职人员死亡,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社会各个阶层对神权地位绝对服从的思想基础。

        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当看到长期以来宣传“君权神授”,宗教万能等思想的神职人员由于黑死病的爆发纷纷死亡时,就不能不怀疑这些所谓的权威学说的正确合理性。既然神职人员甚至皇室成员都不能避免死亡的厄运,那么所谓的宗教神圣不可侵犯的说法,就自然不攻自破了。这就使很多人意识到,只有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才是最实实在在的事情。于是在黑死病结束后不久,欧洲社会各个阶层开始全面批判宗教神学思想,并逐步树立“天赋人权”等个人主义至上的思想观念,成为当时新兴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有力思想武器之一。

        由此可见,黑死病这样的瘟疫实际上是撕开了宗教神权统治的口子,给了欧洲社会发展全新思想体系的一个宝贵的机会。事实上由于死亡人口大量增加造成了社会各个阶层人口比例的变化,才使得当时欧洲下层人们和新兴资产阶级人士有了真正发声的机会,这就给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从这以后的几百年间,欧洲文明逐渐以各种方式扩散到世界各地,并成为了今天几乎所有国家的现代文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用的所有家用电器,高科技产品,包括早已融入生活的互联网,以及政治制度等,本质上都是以欧洲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产物。但是,这些习以为常的细节,却经历了各种各样让人难以想象的曲折才走进了今天的生活里。这其中瘟疫带来的推动作用,也许是最为“润物细无声”的。

        常言道,“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次前所未见的新冠病毒疫情,给人带来的冲击是始料未及的。不知为什么,当我们遭遇一些重大事件时,为了尽快解决问题,总要从历史中寻找可供借鉴的答案。但是这次病毒的狡猾程度,连一些权威专家都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难以控制的病毒之一”,就可以想像得到,我们很难从历史经验里获得具体提示。

        当危机或灾难降临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表现出强烈的求生欲望,正所谓生死之外无大事。面对着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瘟疫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处于新冠病毒疫情中的我们,不能不有所触动。

        一些国家在这次疫情爆发前后的截然相反的应对态度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最早是我们的邻居韩国,在疫情开始星星点点地出现时候,一个宗教团体领导人竟然公开打出对新冠病毒不设防的旗子。这名领导人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声称,我们早晚是要见上帝的,所以我们不怕死。如此态度非常让人感到惊骇,即便当地市长亲自出面,苦口婆心地劝说人们一定要重视防疫,但现场仍有大量人员表示反对,丝毫看不出最起码应该有的危机意识。

        随着韩国疫情的急速恶化,那位曾经宣称不怕死的宗教团体领导人,终于在公开场合当着媒体的面承认错误,其下跪磕头的做法,让人感到简直是判若两人。看来,只有当生存危机真正降临到自己头上时,才会真正地“洗刷”掉人性之恶,这却是让旁观者非常出乎意料的结果。

        同样的应对疫情的态度变化也发生在英国人身上,这次则换成了英国政府高官们。在疫情开始出现的时候,英国政府认为应该采取自然免疫法,让人们随便感染,理由是靠大量感染后的人群产生的免疫力阻挡新冠病毒的传播。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很快随着疫情在英国的急转直下,政府不得不开始重视防疫工作了,加上政府官员开始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危,以及人口的大量死亡情况出现,使英国人在很短时间里改变了对疫情本身的看法。

        以我个人角度看,这次疫情也许再一次深刻地阐明了一个道理:只有当重大灾难降临到每一个人身上时,才会让人们发自内心地重视,并改变之前的错误做法。我还注意到,虽然这些年来阅读了很多涉及到诸如一战方面的书籍,但是却从来没有看到过哪本书详细介绍一战结束的深层次原因,仅仅是以“参战双方由于作战能力的变化而退出战争”之类的话做结尾,对于当时流感疫情引起的一战结束的内容只字不提。

        这大概说明当代人对那次疫情造成的严重后果了解不够,以至于很多历史方面的书籍提到相关内容时也仅仅是轻描淡写。然而,回避问题不等于说问题自身会消失,更不要说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了。

        其实稍微一想也容易理解,当时的人们亲身经历了疫情对生活的冲击,却不等于他们的后代也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由于后代们往往缺少前辈类似的刻骨铭心的感受,那么就很难引起高度重视。这就说明了经常对当代人开展历史上带来惨痛经验教训事件的思想教育的重要性。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只有警钟长鸣,才能最大程度地对历史和现实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有一个真正合理的认知。

        另外,历史上的瘟疫往往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态度造成很大的变化。仍以欧洲黑死病为例,在这之前的欧洲中世纪,社会上普遍弥漫着一种悲观消极的生活哲学,当时的宗教神职人员经常给老百姓灌输诸如“必须要虔诚地当基督徒,只有死了后才能见到上帝获得幸福”等思想,使人们误以为活在现世必须经历受苦受难的过程,从而压制人们的进步思想苗头。因此,当黑死病引起的宗教神职人员大量死亡情况发生后,人们才意识到,只有自己想方设法生存下来才是最切实际的事情。换句话说,只有对生活充满积极乐观的态度,才能主动地想到各种可行的解决办法度过危机,无论是预防瘟疫还是平常过日子,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可以想象,如果当初欧洲人没有敢于面对各种艰难困苦的乐观精神,怎么可能会不断地有人驾船到世界各地去探险移民呢?这样的话,就更是谈不上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了。

        同样道理,在面对这次新冠病毒疫情时,我们更需要积极乐观的应对态度。记得在今年农历三十晚上,当自己跟父母闲聊时,却无意中发现父母仍然对现实不满,似乎他们觉得因为疫情限制了人身自由,觉得自己损失了一些东西。不过,当我提到自己这一年来经历了因国企改革被裁员和这次百年不遇的疫情,遇到了事业上的困难时,父母联想到虽然有疫情,但父母仍然都在哈药集团制药总厂这样的国企和黑龙江省交通干部学校这样的事业单位上班,就不好意思再向我抱怨什么了。

        这使我意识到,对于任何人来说其实永远无法做到完全知足,只能是在现实中做一个取舍和平衡。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人总是悲观,即便他可能是家财万贯,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吃喝玩乐;而有的人永远是乐观态度,即便他手头拮据。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悲观的人总是拿自己的不满之处和别人对比,却看不到自己已经拥有的优势,更意识不到怎样在逆境中转败为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很多人这次由于疫情不得不在家呆着,虽然感到枯燥乏味甚至不方便,但也比那些奋战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强上百倍。因为,他们才是真正地在面对困难,甚至有生命危险;他们更加需要乐观积极的应对态度和旁人的理解。相比之下,很多人仍然能正常地维持生活,因此应该为全社会通力合作换来的有条不紊的生活秩序给予理解和支持。

        最近看到国外的评论说,也许经历这次疫情以后,世界不太可能完全回到疫情发生之前的状态了,最多只能是无限接近而已。换句话说,世界可能会由于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长期存在,而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在不久以后出现无法预料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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