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道极光:历史与文学对话

极光文学系列讲座第八讲

作者:顾月华

2021年2日4日星期四晚上,由顾月华策划、由北美中文作家协会、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皇后区图书馆新移民服务部联合举办,由陈曦、纽约桃花、南希和顾月华为主的工作团队,在云会隆重推出:极光系列的第八道极光。

今天這场讲座由沈宁担纲,他选择校友陈瑞琳当嘉宾,我担任主持人。

沈宁是华裔美国人,祖籍浙江嘉兴。南京出生,上海长大,北京读书,陕北插队。西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分配陕西省电视台电视剧部工作。八三年自费赴美留学,艾奥华大学硕士。业余写作,小说散文随笔常年发表于台港陆美华文报刊,出版书籍22部。以北京出版三册《我在美国三十年》和台湾出版《唢呐烟尘三部曲》影响较大。作品多次获奖,小说《两份手抄的乐谱》入选2013年中国小说排行榜。

我跟沈宁很早就在互相阅读彼此的文章中相识,见到他是一起出席哈佛大学张凤主持的工作坊举办的论坛上,后来开始关注他的文章。

众所周知,沈宁的身世很特殊,这个特殊的身份让他吃了很多苦,但是他明白一切的时候己经很晚了。

为了更多的了解他,我读了他的《百世门风》。这部书里谈到天下本无沈姓,在楚国得了沈姓,而祖先经历了战乱及秦始皇暴政后留下沈氏家训:一是沈氏子孙万世不得事秦,二是书生的傲骨和独立,三是明确的是非观念。而沈宁的祖母到了文革年代,仍关起门来教训长孙沈宁,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偉大書生人格精神。

在他的《唢呐烟尘三部曲》中,以真人真事为骨干写的故事,沈寜的母亲陶琴薰是陶希圣的长女,沈寜的父亲却是沈钧儒的堂幼弟。这部小说刻画出家族的的坎坷经历,也是中国现代半个世纪的历史缩影。他母亲就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命系一线的存活着。

小说很巧妙的顺着她的命运看到时局变迁及风云人物。陶琴薰出生在封建士大夫家庭里,北伐战争时她住过军校,听过卢沟桥事变炮声。见过胡适、陈独秀、汪精卫、杜月笙、周恩来等传奇人物。还有王云五、万墨林、陈布雷等各行各业名人,在故事叙述中可以看到人情的万变世态的炎凉。

沈宁的一生因为他的母亲,因为他有陶希圣这个外公,所以青春曾经在绝望中度过。他是一个上进青年,但是他不能被组织接受。他完全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背着反动家属的沉重包袱,寸步难行。

在那样的冷酷的现实下面,有很多人最后不得不选择逃离与背叛自己的亲人,

但是沈宁断然选择自己的母亲,在他明白家族历史真相以后,他同情自己的母亲,更加爱她,尊敬她,谅解她的种种无奈与压力。

沈寜的母亲陶琴薰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在她青年时期,跟随她的父母,在香港上海南京北京辗转奔波,最后在高陶事件上,她的的智慧与胆魄锋芒毕露,带着两个弟弟逃出上海。那不是一般的女孩子可以做到的壮举。

她的母亲有三次牺牲自己的壯举:第一次为了让父母与两个弟弟先逃走,自己留下来当人质落入汪精卫手里。

第二次牺牲是为丈夫做的牺牲,在她父母跟随蒋介石上了去台湾的船,但是她为了他丈夫留了下来。

第三次牺牲是为了儿子做的牺牲,当她跟丈夫准备坐小船,逃亡舟山群岛,有机会跑到台湾去跟父母团聚,船上的人讲好如果怀里的孩子沈寜哭了,是要把他扔到海里的。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他母亲一定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她宁可不要这份自由,他要保住儿子的性命,所以她又回来了,留在上海,最后吃尽千辛万苦,苦难中度过余生。

沈宁在50岁生日那天,他下了决心,得到妻子的支持,辞职在家专心写作,花了三年多时间完成初稿。这是一件大工程,他是为了他母亲书写,因为虽然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中,他母亲只是个极平凡的普通女人,可是她大起大落的个人悲剧生命,却真实的折射出中国社会数度变革的反复阵痛和中华民族的外患内忧。

这位伟大的母亲,最后在遍体溃烂的临终日子里,她还劝慰儿子,她说:“英文有句话:就是乌云,也有它的金边,如果世界漆黑一片,我们还活着干什么”。她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她的一生就是那乌云边上的一圈金边。

今天沈宁的讲座题目是历史与文学的对话,这么大的题目沈宁当得起吗?当得起。沈宁出版了二十多种著作,这些文学作品里写下了历史的故事,里面写了许多人物,都是他的父母两系祖辈父辈的家族成员,他们分别在国、共两方面,为国家为民族卓有成就,为抗战出了力,有四个人与日军真刀真枪交锋,也有为国捐驱的烈士,在抗战中牺牲。

他的祖伯父沈卫办学堂﹐开书局﹐翻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鼓吹变法维新。他有两个最好的学生于右任和张季鸾;

他的外祖父陶希圣,从北京大学教授从事學術研究﹐轉而開展時事政治評論,呼吁民众团结抗日,到最后与汪精卫决裂出逃香港,一度亡命天涯,最后成为蒋介石的文胆;

他的二伯伯沈鈞儒,是大义凜然的七君子(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時﹐沙千里)之一,因为要求立刻全面開展抗日戰爭﹐干扰蔣介石的战略計划而入狱,毕生为宪改与民主改革而作出贡献;

他的堂姐夫范长江是一位抗战前线的战地记者,南京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十一月八日﹐范长江等人参加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立的日子﹐被国务院定为中国记者节;

他的外祖伯父陶述曾,是负责修建筑滇缅铁路和公路的土木工程师,当时在抗日战争中,需要千辛万苦地赶修完成铁路和公路建设,又要立即去拆毁破坏,死伤无数,甚至在公路旁筑了一千一百多个坟,又带领修建了四十八座大小机场,修筑有十一座空军基地,抗战胜利后又被任命为复堤工程局總工程師,黄河花园口决堤,最后堵口成功,黃河終於回歸故道;

他的岳父孙定国将军,原是阎锡山的部下,后来加入共产党,带兵万余参加八路军,南下开辟抗日根据地,接连粉碎日伪围剿。

在这么多先人面前,沈宁存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往聖继絕學,為万世开太平。”之念,不偏不倚,就事论事,他用完全的纪实手法,还原历史,他的文章具有文学价值的可读性,历史故事具有翔实可靠的可信性,。

读了沈宁的书,让我说两个小时也说不完,但是今天由沈宁和陈瑞琳作历史与文学的对话,我就此打住,为大家拉开精彩的大幕。

沈宁的发言题目是历史与文学的对话,他不可能在一个小时内讲他的家族历史,我用十分钟替他简单讲完了,他会就这个话题围绕着写作中的纪实与虚构展开,叙述他的写作原则,分析历史与文学的关系。

他的文学创作天赋从小便來自基因,但是父母因故阻止他写作。

他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过两本家族史纪实作品,有些章节完整删除。这部书稿,包括所有被删除的章节,后来在台湾都原样出版了,叫做《沙底拾贝》。

去年上海政协编一本书,由若干民国名人后代,写自己长辈的故事,沈宁写了伯父沉钧儒,也写了外公陶希圣。书终于出版,只有沈钧儒,没有陶希圣。

沈宁的创作从到了美国后开始。他虚构一部长篇小説,以文革和留美经历为背景,构造家庭出身截然相反的一对青年的爱情故事,名叫《苦缘》。但很快改辙,写纪实,随即发表。

多年前他在读一本柯南道尔传记时,他记住这么一段。柯南道尔一直梦想写狄更斯那种严肃小説,写了很多,发表不了。为生活所迫,创造一个福尔摩斯,红遍全球,沈宁比照自己,写小説没人理,写纪实能出版,他从小喜爱音乐戏剧电影﹐惯于形像思维﹐不善学术阅读﹐所以他的纪实写作﹐家族历史,或美国现实,他都只讲个人所知,个人经历,个人感受,从不高谈阔论,没有总结性阐述,也无哲理性警句格言,平铺直叙,讲故事而已,所以很多编辑说他的纪实写作,可读性很高。

沈宁在国内出版的第一部纪实作品,叫做《美国十五年》。到了美国﹐没了限制﹐可以放开写﹐想写什麽就写什麽﹐想怎麽写就怎麽写﹐所以最开始﹐写他出国前后的经历。这些文章﹐最先在洛杉矶一家华文报纸上连载﹐题目是《飞向蓝天》,读者很多。后来北京出书﹐不许把来美国称为飞向蓝天﹐改名《美国十五年》。有些篇章批评美国学校教育。又过十五年,他对美国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有了更深入的瞭解,于是他又写了一本书,《我在美国三十年》颠覆以前的看法,对美国学校教育全面肯定。

沈宁至今在大陆台湾一共出版了22本书,其中12本纪实,10本虚构。纪实作品中,一半写美国生活经历,一半写家族历史。

关于沈宁的家族,是厐大的话题。他父母双方,两个曾祖父都考中进士,皆饱读诗书,精通文史。出身世家,沈宁自小对历史感兴趣,但在成长中感受政治歧视,从祖辈父辈讲故事,亲朋好友聊天,把点滴往事印在脑子里,勾勒出不同于社会宣传那样的民国画卷。他己经完成了那么多部家族史,现在正写一套《伟大的母亲》,祖母,外祖母,母亲,各一册,继续记史,继续纪实。

沈宁在写史必须纪实,不能虚构这一点上,作了阐述。他认为纪实写作的价值﹐在于真实﹐不能为迎合读者趣味或实用需要﹐演义编造。

关于这个观点,沈宁举一个实例。他在2005年完成了一本书稿,题名《矗立心底的纪念碑》,记述我家族前辈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想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出版,交给北京一个编辑。领导看过,非常喜欢,签了约。然后出版社提出,增加中共抗战内容。沈宁写的是他家前辈的个人经历,他家前辈没有共产党,他不能瞎编。出版社说,必须加,不加就不能出版。那份书稿就放下了。过了十年,北京突然大规模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天安门閲兵还有国军老兵。门开条缝,江苏文艺出版社赶紧把稿子拿出来,改名《牢记》出版了。

这件事说明了沈宁的正直诚实的风骨。

另外关于纪实写作,沈宁的观点认为纪实作品写得好的,可称出色的报道,但不是文学。在他看來,文学的本质在于想象虚构,没有想象虚构的写作,不是文学,作品想象虚构成分越丰富,文学价值越高。那么写历史只能纪实,做文学必须虚构,于是产生历史和文学对话,需要纪实和虚构融合,这是他讲座中重要的观点与结论。

这里摘读录一段沈宁的文章。

“纪实写作,有记史,有记物,有记事,有游记,最重要的是记人,即传记写作。比如徐迟《哥德巴赫猜想》,我的《走向世界前列》,都属于传记写作。传记因爲写人,必须更加尊重历史真实,因此可称为文学的传记作品不是很多。最著名的传记之一,是末代皇帝的《我的前半生》。那是一部传记,但不是传记文学。”

“六十年代初,我的父亲在外文出版局做编辑,溥仪先生从抚顺监狱释放,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国务院要以此为题,对外报导,任务派到我父亲头上。那段日子,家父每天梳妆打扮,正装出门,去觐见皇上。那时《我的前半生》已有草稿,薄薄一本,在高级干部中传閲,家父要写报导,也拿到那稿子。我在家跟著沾光,偷著读。采访完成,家父写了报导,题目是《从皇帝到公民》,发表在英文《中国建设》杂志上,又翻译成其他文字,国际影响不小。因爲是对外宣传,国内看不到。后来《我的前半生》经过补充修改,正式出版。家父看了摇头,说写的不好,毫无文采,流水账,仍旧草稿水平,所以我也就没有再去读。这本书后来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发行,书的题目,不叫《我的前半生》,还是沿用家父文章的题目,叫《从皇帝到公民》。”

关于写得好的传记文学作品,他提到茨威格写的传记《巴尔扎克》的一页。

在茨威格笔下,巴尔扎克彻夜写作的情景,充满想象,可称是文学的巅峰。在茨威格笔下,历史和文学走到了一起,纪实和虚构走到了一起。如果巴尔扎克不曾那么勤奋的写作,未曾通夜不眠,近乎疯狂的写作,茨威格这么写,就是虚构,就不是纪实,不是传记。但巴尔扎克确实是这样写作,《人间喜剧》包括九十一部小説,写了两千四百多个人物,被称爲人类文学史的丰碑,法国的百科全书。茨威格没有虚构,他纪实加上超乎寻常的想象,文学性地勾画出巴尔扎克的伟大人生,成为伟大的传记文学。

在细节的纪实中,加入想象,增添对比,提升感染力,使之更具文学色彩。

在纪实的基础上,适度加入想象,增添色彩,可以构成纪实文学。反之,如果并无历史真实的基础,只爲某种实用目的,去编造或虚构,就不属于纪实了。故事若不是在纪实的基础上增加想象,便成爲纯粹虚构了。

不幸的是,沈宁指出这样纯虚构的所谓“纪实”写作非常多,纪实写作,必须在记录真实的人与事的基础上,添加想象,构成纪实文学。而虚构写作,与纪实写作截然不同,甚至对立。虚构写作,可以摆脱真实的人与事,局部或者全部依赖想象创造出来。就技术层面而言,纪实写作有纪实写作之难,虚构写作也有虚构写作之不易。

关于文学,沈宁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想象,没有想象的写作,算不得文学。

因此他认爲小説创作最忌讳主题先行,主题先行限制想象,降低作品的文学性。

雨果《悲惨世界》写的是法国,但故事也可能发生在英国或欧洲任何国家,其中的人物心理,经历的事件,生活方式,面对各种事件的感觉和处理,都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形态,具有普世性,所以被世界各国的读者接受。正如《悲惨世界》卷首语所説:只要这个世界存在无知和悲惨,像本书一样的作品就有益处。

所以他呼吁,抛弃主题先行和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观念,发动想象,创造出具有普世价值可以长久传世的小説。

沈宁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就,离不开思想内容。遍读世界名著大多都以善与恶的矛盾冲突为题材。而世界文学所表现的善与恶,并不依社会阶级或政治立场区分,而以人性归属为依据和标准。因此有不同的善恶标准,是以衝破政治界限,宣扬超阶级的人性之爱而著称于世。

由此可见托尔斯泰的小説,雨果的小説,《红与黑》,经典小説里讲述的人和事,时代虽然已经久远,但人性依然不变,这就是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问题。生活真实并不都能让人相信,而所谓艺术真实,就是把虚构的人物和事件,编织描写得像真实发生的一样,让读者深信不疑。

此次讲座,沈宁总结出虚构作品之成就,并不在于生活真实与否,而在于是否实现艺术真实。文学创作,其本质,其源泉,其成就,不在于生活积累,在于作家有多少丰富的想象,能够如何充分地发挥作者的想象,完美地构成令读者深信的艺术真实。

本场嘉宾是陈瑞琳,也是沈宁西北大学中文系同学。陈瑞琳,她出国前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1992年赴美,现任美国王朝文化传播公司负责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兼任国内多所大学特聘教授,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研院驻院作家,她权威性发表大量海内外作家的研究文章,被誉为当代海外新移民华文文学研究的开拓者。

陈瑞琳的发言含有丰富的资料信息。她跟大家讲讲沈宁。一个是关于他这个人,一个是关于他的作品。

陈瑞琳首先说沈宁是她见到的真正的世家子弟。

中国已经很少有世家子弟,大部分都株连九族斩草除根了。但是沈家不一样,存活下来。在《百世门风》这部书里,沈宁从远古的沈国之兴亡写起,沈族的读书人向秦始皇说不,以及拒受汉光武帝封侯等场景,生动地勾勒出那个时代文化人的浩然气节。在沈族的家谱里,有晚清最后一个大儒,光绪年学台大人,大韩总统的救命恩人,妇女革命先驱,大清帝国的县太爷,辛亥革命的省长,再从“五四”到“北伐”,从民主战士到一代宗师,从新中国的天文学泰斗到海外创业的悬壶济世,百年沧海横流之中尽显沈家后代的儒生本色。

她又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书香沈宁”,她介绍了沈宁是民国遗留下来的人,他是非常典型的民国文人的后代,身上特有的书香气质,很大程度是来自于民国文化的熏染,比如民国知识分子身上的那种正直和气节。

诚如陈瑞琳所说,我们对民国的了解其实是非常片面的,真正的“民国”,几乎就掩藏在烟雨苍茫之中。沈宁想要抢救真实的历史,他是关于民国文化和文学的一个活生生的专家,他亲身接触到很多民国的资料,所以他是当今特别难得的关于民国历史的一个见证者和书写者。

沈宁是遗世独立的,与自己的时代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在大学同窗四年,她觉得他始终是游离于这个世界的。因为沈宁为人处世的稳敛而自律,“谦谦”而封闭,一直在保护着自己受伤的灵魂,使他常常是一个局外人。

陈瑞琳认为“沈宁是海外新移民文学中的一位全才作家,纵横文坛超过三十年,突出的成就是他的纪实作品和传记文学创作。他的纪实文学作品是北美新移民文学的早期战果,他的传记文学则是海外文坛的重大突破。他的小说不断地被读者、研究者提起,他的散文也总是吹皱一江春水。”

“进入新世纪之初,沈宁开始向传记文学开拓。他将自己心中蕴积多年的家族故事,以极大的勇气用传记小说的形式诉诸于文字,其笔下风雨苍黄的家族历史故事,近年来风靡在海峡两岸,一举成为当代海外传记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创作,不仅是为历史烟尘中的亲人作传,更是为沧桑中国的百年长河留下一面宝贵的镜子。”

海外生涯之中,1987年7月24日,对沈宁来说是他终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九十高龄的外公陶希圣先生亲自从台北飞抵旧金山。沈宁率兄弟在机场终于见到了梦里千回的外公,他们迎上前去跪倒在老人家面前,涕泪满面,行大拜之礼,祖孙终于在有生之年得以相见,遥祭他远在天上的母亲!这个情节被沈宁写在书中,我也读到过,而且非常动容。

希望沈宁有更多好作品出版。他会等待,我们会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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