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瑜先生简介：
陈宝瑜，山东莱州人，1935年12月出生，教授。1961-1983年在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师，兼水工结构教研室党支部书记，1969年之后一段时期任系党委副书记。1969-1978年根据周恩来总理对清华大学的指示，带领清华水利系50余名教师，参加三门峡工程改建设计和黄河中下游治理规划调研，获得了周总理的鼓励，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受到表扬。1982年起，他投身民办教育，是1984年创立的全国第一家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院校海淀走读大学（2003年改名为北京城市学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常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在学校工作的30多年里，他发表论文350余篇，出版专著15部，先后被评为“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影响中国的500位杰出专家”等，是全国民办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为民办教育事业的砥砺前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从“计划内损失，计划外补”说起
1988年秋后，国家决定治理整顿。教育战线首当其冲地整頓民办高校。“海大”办学条件跟公办大学比较自然是差距很大。1990年因校舍不足，受教育部黄牌警告。计划招生人数每年从700多人减到300人。一所靠收学费维持生计的学校，招生人数被压减一半多，这样在经费上就遇到了严重困难，学校的生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怎么办? 在危机时刻，我想到电影《龙江颂》主人翁江水英在遇到水灾时说的一句决策的话，叫“堤内损失，堤外补”。 我说咱们来个“计划内损失，计划外补”，搞计划外培训。大家有点心中无底，我做过一些调查研究，我说“我来试试，有一定的把握”。 于是从1990年夏秋开始，学校培训中心就建立起来了，主要搞自学考试社会助学。“培训中心”按学校办教育产业来办，我兼法人代表。
我把高等学校做培训当作一个教育产业来办。那时教育产业问题是民办教育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说法五花八门。我认为正规的学历教育是公益事业，不能按教育产业来办，而服务培训教育是一个特殊服务产业，按市场机制运行，可以有一定的盈利。但因为培训也是教育人的事业，必须把握好分寸。具体应该怎样办，没有经验，我们决定试办。
1980年在北京开创了自学考试制度，当时还没有“社会助学”一说，社会助学是在自学考试实践过程中，因自学者需要而自然形成的。1988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发布，从此“社会助学“就纳入自学考试制度内。这也是一个新生事物，是自学考试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培训中心决定从此把这件育人服务的事情作为重点工作来做。
工作起动后发展很快。从1993年开始，连续8年每年招生人数都超过了本校计划内招生。十年后“海大”高自考以全日制为主的社会助学发展到近万人规模。“中心”按市场上的较低收费标准收学费，交费有困难的学生还适度减免学费。每年经费的结算结果，除留足发展基金外，还有约为学费总收入20%的盈利空间。每年把这20％的盈余提前交给学校财务，这就有效地弥补了计划内招生因名额压缩、收费减少带来的经费困难，获得了社会和经济双重效益。这也等于说“计划内损失，计划外补”的预想有了兑现的答案，同时也取得了兴办教育产业的直接经验。
二、改革“自学考试”和“社会助学” 的试验研究
在经过一段初步实践后，我们就发现社会助学由于需求的拉动虽然发展很快，但办学无章法，国家考试院只管考试，也很少过问怎样规范助学。这样各个助学机构各行其是，自立章法，五花八门，管理秩序比较混乱，经常有安全事故，常有学生与校方冲突的事故发生。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开放化教育品类，若就这样走下去，办学质量难以保证，全国要出大问题。
毫无疑问，自学考试制度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教育领域出现的第一个最大的制度创新，是立足我国教育国情的伟大创举。但是任何新生事物都不免有缺点、有不完备的地方，自学考试也不例外。一种事业责任感和科研思维的躯动，让我下定决心，从我做起，既然开了头，就要继续做下去，为新生的自学考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为“自学考试”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要发挥更大作用，作一点贡献。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在重视数量增长的同时，也绝不能忽视质量。全国的自学考试社会助学应有统一的质量标准和质量保证制度。为此，我一方面向教育主管部门特别是全国人大科教委和教育部考试中心反映加强助学管理和制定统一规章制度的建议，一方面从实际出发，问题导向，自立课题，从我做起，以新的站位和思考谋划教科试验工作。
我认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最重要的教育制度创新特点是“宽进严出，教考分离”。在此基础上，在教育思想、教育定位和助学模式上应该再细化、再改革、再探索。以科研先行，引导科学发展。
经与领导班子李瑾同志、赵宗英老师等商量，我们决定广招专家人才，建一个《社会助学研究与督导室》(简称督研室)。请刚退休的北京市高教局副局长、北京考试院院长、原清华大学周子寿教授任督研室主任，组成了7人专家攻关团队(主要骨干有傅国本、杨世成、李永祥、郭贵祥、冠秀娟、陈莉等)。以培训中心的助学实践为实验室，边督导、边研究、边试验。
建立督研室起初的想法是希望能做成两件事：一是在本机构从无到有把高自考助学教育的管理新模式式建立起来，并推向制度化；二是把研究和督导检查结合起来，能切实提高助学教育质量，取得办学规模与教育质量相统一的典型经验，然后把这套经验和制度成果贡献给行政主管部门和广大社会助学教育机构。
做这些工作是市场行为，建立研究机构不向学校和上级主管部门要经费、要编制。“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自主权大，没有外来干涉，大家团结一心，工作效率较高。回顾起来，主要做了以下专项研究与实践探索：
(一)是重新认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性质，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改为高等自学考试教育”。经过认真的学习、研究、思考，我们认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本质是教育，而不是考试。所以要以教育思想为导向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进行一次全球面的审视，把主语“考试”改为主管语是“教育”，并在保持“宽进严出，教考分离”的框架下进行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
(二)是重新认识“高自考”人才培养定位，把学科专业型改为职业应用型。通过高等教育大众化体系研究，我们认定高等自学考试教育应是一种开放性高等职业教育，应培养应用性人才。这样就需要对原有专业的学科型的主考院校的组成和考试课程设置选行调整。由于涉及面广、难度大，我们选择先在几个新建的专业中试点，然后再逐步推广开。
(三)是适应生源构成的新变化，把主要办短训制、业余制改为主要办全日制。据统计，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参加自考助学的生源85％以上是高中和中职校的毕业生，他们希望参加全日制学习。根椐这种生源情况，我们就把短期制和业余制改为全日制，帮助外地学生解决住宿问题。这样也有利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但仍保留业余制，以利于在职人员的学习。
(四)是弥补“立德树人” 的空白地，研发出“一干五支”的德育体系。原来自学考试的开考裸程中，只有政治理论课，没有其他德育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应贯沏“立德树人”的教育方针，这显然是严重缺陷。“一干五支的德育体系”是在坚持政治理论课的同时，增加了：1)按专业班建立党团组织，由党团组织负责开展政治思想教育活动；2)设班主任兼政治辅导员，对本班学生全面关心、担负直接教育和管理的职责；3)支持学生积极有序地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并建立了“第二课堂”管理学分制；4)鼓励优秀生和特长生在第二课堂中发挥积极带头作用，引导学生自己教育自己；5)把宿舍建成服务育人、管理育人的“第二校园”，与第一校园形成育人合力。此外，配合政治理论课教学，督研结合，根据自考生实际还编写了补充教材《德育必读》。
(五)是在助学过程中对主要教育教学活动进行量化考评。一个重要的教育活动，如果不把考评做完，就等于事倍功半。这项工作虽然是很繁琐细致的，但为了保证教育质量，我们还是确定为这项新制度，选择在试点班坚持做到底。
以上改革试验任务，不论是指导思想的变革，还是管理上的变革，都是牵动全局的。做这些事情总的来说，凡属我们培训中心工作范团内部要做的事，大家团结一心，凝智聚力，件件都能落实。说到这里，让我最不能忘记的是培训中心的几位领头人李瑾、赵宗英、鲁永瑞等和各部门、各学区负责人为成就此业都作出了出色的工作和贡献!
但是属于助学范围以外相关的改革，培训中心就无能为力了。那只能作为研究结论，写成研究报告，向有关方面宣传。不过发挥主观能动性也不是全都无所作为，例如：在研究结论中，把学员培养成应用型人才的重要保障条件之一是主考院校要调整为以职业应用性院校为主的改革，这就是要“国家考委”决策的事了，实际情况不是那么简单。但是我们选择北京“自考高职双证书”的专业培养模式进行试验，情况就相当接近了。学区主任张仕国精准管理，取得了试办“高职自考’’的良好效果。那就是说，改革工作要求要切合实际，可以从易到难逐步推开。
培训中心的科研和改革活动一直得到教育部考试中心和全国自考研究会的关注和支持。前教育部长何东昌同志热情支持我们的改革观点，他说：“你们的工作加强了对自学考试教育本质的认识，希望看到你们积极的实践成果”。这给我们以很大的鼓舞。全国自考研究会杨学伟会长多次亲临指导，并说了许多鼓励的话。我至今对他们深怀感念之情。
团结就是力量。凝智聚力，该项“试验研究工程”， 主要依靠退休老干部老教师，坚守20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如下一些成果：
一是在全国树立了一个高自考助学教育典型。在纪念自学考试创立20周年时被北京市表彰为首所助学教育先进单位，2008年被教育部考试中心确定为全国自考助学深化改革的示范性单位。我也曾在全国自考研究会的大会上两次发言，介绍经验，对全国全日制自考助学改革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是从助学教育实践中整理出助学机构如何保障提高教育质量、规范化办学，从无到有建立了6个规章制度文件。全国自考研究会评价“这是我们看到的全国自考助学机构最完整最系统的规章制度，对全国的助学机构具有很强的可参考性”。
三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和支持下，我们编著出版了三本论著。第一本是《高等自学考试教育论》。这本书的样稿送给何东昌同志审阅时，何部长给以热情鼓励，并亲自为本书写了序言。第二本书是《宽进严出教育的学校管理》。这本书被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称为“开创之作”，是当时唯一一部被全国自考研究会评为一等奖的专著。第三本书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深化改革与发展研究》。这是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自考研究会委托的项目专题“社会助学改革发展与继续创新”的研究报告。
四是适应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需要，海大教育培训中心做大做强，共接纳过全国8万多社会青年来学习和培训，其中有近5万人是通过国家考试(包括参加成人或电大考试)合格毕业的本、专科毕业生。在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多样化发展的潮流中，起到了带头作用 。
自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高中毕业生升学难的问题缓解了，自学考试教育的服务对象就逐年回归到继续教育上来了，因此全日制助学教育的规模就明显地收缩了。北京城市学院教育培训中心经历的这段助学实践，正好处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高速发展期，她的助学实践活动应时应急。以后自学考试和社会助学的规模虽然自然地缩小了，但它的制度优势永存。在继续教育和学习社会的形成中，自学考试仍保持着质量优势和一定的规模，如2017年，全国参加自考学历教育考试的人数仍有470.94万人次，一次考试合格的毕业生55.27万人。
经过近20年的亲身实践，我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这个创新教育事业的关注和探研一直没有停止过，因而像对待民办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一样，我对这项事业保有深厚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