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本书作者有两位，马赛厄斯·德普克，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中心成员。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我们来看几个数据。2018年6月，美国《大西洋月刊》的封面文章里说：1985年，美国250所高校有54%的学生来自中低收入家庭；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降到了33%。另一篇文章说，在美国，收入排在前10%的家庭，掌握着美国60%左右的财富，从1930年以来，他们的社会地位一直很稳固。这篇文章还说，美国没有贵族传承制，名校就是他们的光环，要想让孩子成为人生赢家，父母首先得是人生赢家。要想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家长就得先跑到前10%那里。这是非常残酷的说法，但这也是现实。过去，寒门学子可以通过读书，考大学来翻身，现在呢，“上升渠道变得狭窄”，向上流动，实现阶层跃升，比以往更困难了。
但是，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很多父母还是会努力让自己的孩子读书，相信教育的回报。在中国的大城市，很多家长会关注985大学，名校，很多家长会以“国际眼光”来审视对孩子的教育，比如，是去英国念大学还是去美国念大学？孩子能不能上美国排名前100前50大学，甚至能不能上常春藤学校。我们总是会对孩子有期望，希望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过得更好，这种期望非常合理。
《育儿经济学》这本书，就是以全球视野，来描述在这种现实下，育儿观念的一些变化。这本书有两位作者，一位叫马赛厄斯·德普克，一位叫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一个是生在德国，一个生在意大利；德国人娶了一个美国人，意大利人娶了一个西班牙人。这两对夫妻在北欧、在英国都生活过，现在都在美国；前一对夫妻有三个儿子，后一对夫妻有一个闺女，他们在书中会写到自己养孩子过程中的一些思考。但这本《育儿经济学》不是一本育儿书，他们的生活经历只能说明，他们对欧美的教育状况都有感性的认识。但是，总的来说这本书写得很学术，包含大量图表，想把育儿这个感性的话题放在一个经济学框架中讨论，尽量写得有学术规范，所以读起来并不容易。
我的解读，要破除一下这本书的学术规范，我从整本书中提取出四组关键词，把作者的论述提炼出来，这四组关键词是：直升机父母、不平等、医生与律师、男孩和女孩。
第一部分
好，我们先说第一个词：直升机父母。
在发展心理学中，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一般分为三种：专断型，放任型和权威型。我们完全可以从字面上来理解，专断型就是比较独裁的父母，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孩子要听话。放任型的父母，比较自由散漫，尊重孩子，不强迫孩子。权威型，最主要的特点是理性，以理服孩子。当然我们可能还能看到一种父母，忽视型父母，主要是在低收入家庭，比如留守儿童，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很有限。
这是一个粗线条的划分，你到底是专断还是放任，主要看你怎么处理孩子的分歧。父母和孩子的分歧千条万条，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享受当下的乐趣和当前行为的长期后果之间你如何做权衡。父母总是比孩子更关心孩子的未来，所以，我们中国才有那句话——我这是都是为你好。孩子想吃糖，吃了糖就高兴，你担心吃糖过多会搞坏牙齿；孩子想打游戏，不想念书，可你知道不好好学习考不上大学。父母和孩子的矛盾就在这里：当下行为和长期后果。
十年前，有一位华裔母亲震撼欧美教育界，这位母亲叫蔡美儿，耶鲁大学的法律学博士，自己在大学里当教授，她给闺女立下严格的纪律，督促她们学音乐，写了一本畅销书叫《虎妈战歌》，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这位妈妈是典型的专断型，其实，中国父母从来都是专断型的，现在接受了西方文明，新一代父母都不再那么专断了，正慢慢转向权威型。
有意思的是，西方也发生了代际变化，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孩子，在自由散漫的环境中长大，现在他们当家长了，花更多的时间陪孩子，形成了一种“直升机父母”现象，当爹的，更多是当妈的，像一架直升机似的在孩子头顶盘旋，高参与度、高时间密集度、高控制度地养育孩子，不仅监视和照顾孩子的安全与需求，还介入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孩子对课外课的选择，甚至也会干涉孩子的交友和恋爱。
下面我想用一组数据，来带你感受一下这种变化。
有统计显示，西方家长每周陪伴孩子的时间，这些年都在增长。加拿大母亲每周陪孩子22小时，父亲是12小时，美国母亲达到16小时，父亲是9小时。与上一代父母相比，荷兰父母每周花在育儿上的时间增加了4个小时，美国增加了6个小时。考虑到西方家庭生孩子的数量在减少，每个孩子平均得到的陪伴时间就更长。有另一个数据表明，6到8岁的美国孩子，玩耍的时间在20年间减少了25%，写家庭作业的时间增长一倍多。2012年，美国家长每周平均花6个半小时陪孩子游戏、阅读、交谈，平均每周花一个半小时指导孩子写作业。这跟咱们比起来真不算啥，平均每天才十来分钟，咱们的母亲陪写作业，每天可能都要一个半小时。
另一个调查显示，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跟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相比，他们每周会花更多的时间陪孩子。从2003年到2006年，大学毕业的母亲，平均每周照料孩子的时间比高中毕业的母亲要多四个小时，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母亲，每周要再多半个小时。这背后有一个“贫困陷阱”的问题，越是受教育程度低，越可能贫穷，越贫穷就越要花更多时间去挣钱，越没时间陪孩子，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上大学的概率就越低，越可能贫困，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相反，受教育程度高、较容易挣钱的父母花更多的时间养育孩子。他们会减少自己的闲暇时间，会雇人做家务活，把工作之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他们在孩子的头顶上盘旋，保证孩子少走弯路。
这就是第一个关键词，直升机父母，父母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头顶，督促他们学习。有钱、教育程度高、还肯在孩子身上花时间的父母越来越多。这就是起跑线上的现实。如果你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就要认清这个现实。
第二部分
为什么这些父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呢？这就要说到今天教育的现状了，也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第二个关键词：不平等。
前些日子，网络上有一部纪录片播出，叫《他乡的童年》，主持人去芬兰、以色列、日本等地采访，看看那里的孩子都是怎么上幼儿园的。其他国家的一些育儿理念，的确能给我们一些启发，但我们真的学不来。比如芬兰、瑞典这样的国家，很多父母都是放任型的，他们可以给孩子幸福的童年，不逼着他们读书。但是，请注意，瑞典的父母，可以享受16个月的带薪育儿假，父母一共16个月，在孩子7岁之前，都可以享用。此外，你还可以申请无薪育儿假期。政府补贴日托班和幼儿园，几乎都是免费的。
相比之下，日本的状况其实和我们还有点儿接近。我前些日子看了一本书叫《私立小学闯关记》，一位日本母亲写的，讲她带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的经历，也是要经过严格的面试，也是要面对每天上下学的通勤时间。但书里有一个数字说，东京的私立小学一年学费一万美元，许多日本家庭都觉得太贵了。可看看我们这里的私立学校，学费恐怕都是两万美元起步。没办法，这就是供需关系决定的。我们这里人口多，竞争激烈。我们不可能幻想世界大同，只能面对现实。《育儿经济学》中提到了一位专门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兰特皮兰切特教授，他有一个观点很简单直接，就是“国籍带来的不平等”，我们很难用高福利国家的方式养育自己的孩子。
我们父母那一代，中国是很平等的社会，现在是一个不平等社会。英国、美国的状况也是一样，不平等的现象在加剧。以美国为例，自1980年以来，最富有的1%家庭，收入增长最快，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差距越来越大。在美国，在收入分布90分位点的劳动者，他们收入是10分位点的6.5倍。这句话有点难懂，我来解释一下：分位点是一个统计学术语，简单来说，我们可以这样看，中高收入者的收入是低收入者的6.5倍，这是美国的状况。在北欧，这个数字是3，中高收入者的收入是低收入者的3倍；法国和德国，这个数字比北欧略高，但远远落后于美国。欧洲的不平等程度在过去30年也上升了，但没有美国那么快。
这种收入的不平等在育儿上有什么影响呢？《育儿经济学》这本书的观察，在更平等的社会，父母更倾向于放任。在高度不平等的社会，虎妈虎爸直升机父母更为常见，不平等现象增长得越快，密集教养的方式就普及得越快。放任与直升机方式，在育儿上的一个反映就是价值观差异。作者进行了一个价值观调查，受访者可以从菜单里选择五个自己最认同的价值观，菜单中包括独立性、勤奋、责任感、想象力、对他人的宽容和尊重、节俭、决心和毅力、宗教信仰、无私和服从等等。显然，服从是专断型父母最认同的价值观，而放任型父母更关注想象力和独立性，权威型父母或者直升机式的父母，更看重勤奋。
65%的美国父母认为勤奋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但在北欧国家，这个比例是11%到17%，在德国，这个比例也低于30%。当然，这世界上最认可勤奋价值观的就是中国，90%的中国父母认同勤奋。同时，以基尼系数来考量，中国也是收入最不平等的地方。
我们最不看重的价值观是什么呢？想象力。只有23%的中国父母看重想象力。而瑞典、挪威都是高度赞许想象力的国家，有意思的是，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这些最文艺的地方，父母对想象力的赞许，跟中国差不多。
这些价值观没有什么优劣之分，我们认同勤能补拙、认同笨鸟先飞，华裔孩子在美国学校里是学习成绩最好的，在全球的数学水平测验中，中国学生的水准也是最高的。这都跟华人重视在家庭中的学业训练相关，勤奋苦读，是我们的文化基因，恨不得从科举制度延续到高考，勤奋就是跨越阶层的有效手段，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会让今天的父母更相信教育的投资回报。
然而，中上阶层的父母花更多的钱和时间投入到孩子教育上，收入低的贫困人口就面临危险。本来就存在的育儿差距，可能会变成育儿陷阱，不平等代代相传，长期阻碍社会的流动。密集教养是一件花钱的事，从请育儿嫂、保姆开始，到孩子上特长班学音乐、学体育，这些都是要花钱的。父母陪着孩子上课外班，就是要花时间的。富裕家庭对教育服务的需求高，学费和服务的价格就会上涨，贫困家庭就无法支付。
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也更有质量，而未接受良好教育的父母，跟孩子在一起时，参与度也较低。美国有一项数据显示，父母上过大学，孩子上大学的概率就在80%，父母没上过大学，孩子上大学的概率就只有40%上下。这种育儿差距，很可能让一些家庭从富足走向富足，另一些家庭只能继续贫困下去。贫困家庭无法使用密集的、成功导向的教育方法，也不知道该如何使用父母的“软实力”来树立权威，就会靠体罚走向独断或者放任不管，这样情况就会越来越糟，为了避免这种育儿陷阱的出现，就要靠政府。政府的招数不外两条：一是税收，通过再分配减轻不平等现象；二是，建立更多的公立幼儿园，给幼儿园补贴，提供更多介入贫困家庭孩子的教育计划。我们这里的普惠幼儿园政策、希望工程，还有专门针对贫困女童的春蕾计划，都是政府在想办法帮助那些贫困家庭，避免他们陷入育儿陷阱，在贫困的恶性循环中无法脱身。
这就是第二个关键词，不平等。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现象在加剧的世界里，你和你的孩子是否要参与竞争，有时候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而是竞争环境就在那里。
第三部分
怎么才能让孩子更好地面对这种竞争激烈的环境呢？我要说的第三个关键词“医生与律师”，就是想和你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考虑孩子的未来，为他们做职业规划时，总会想到，医生和律师是不错的职业啊。这种想法透露出了中产阶级那种稳定的价值观，这是有文化传统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是重视教育及儿女的事业成功，这在当下也是主流价值观。在这个价值观中，并没有所谓阶级跃升的诉求，如果说到阶级的变化，可能就要从更长的时间跨度上去考量。
在两百年前的英国，位于顶层的阶级是英国贵族，他们最重要的经济特征是，不干活，收入来源就是土地。下层是工人阶级，就靠劳动谋生，还不是什么技术性工作，大多就是体力劳动。中间阶层是工匠、手工业者和商人，对中间阶层来说，教育和技术非常重要，最基本的教育是认识字，会算数，工匠要接受技术培训，这可以说是现代社会专业人士的雏形。当时的英国还实行长子继承制，贵族的小儿子们是要出去工作的，长子做地主，小儿子的职业选择是什么呢？《育儿经济学》考察了剑桥大学的毕业生状况，1752年到1849年这一百年间，大部分毕业生进入教会，这能让他们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小部分会进入上流行业，这里说的上流行业是医药和法律。医药和法律，到现在也被视为上流行业，是专业人士的典范行业。在1849年之前，还没有毕业生从事商业，但到1850年之后，进入商业和银行的毕业生多了起来。银行、商业、法律、医药、教育，这曾经是上等阶层最热衷的职业选择，现在，如果一个孩子能进入这些行业工作，也会被认为是“有出息”。
当时的中间阶层，也就是匠人和手工业者，有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观，那就是成为顶级人才的道路是漫长的，需要耐心，一个工匠要经历学徒阶段，到30岁以后才会获得承认，才会有一定的地位，这意味着人力资本的累积和训练。我们看现在美国的医生，要经过4年普通本科的学习，4年医学院教育，然后是住院医师培训和专科医师培训，要再花5到8年的时间，如果加上中小学的学习，在美国做一名医生，学习过程超过20年。
学医要花很长的时间，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如果你想早点儿挣钱，那就不能学医。然而，医学院也向来是最难考的。以日本为例，最贵的补习班就是给那些想考医学院的学生设立的一对一训练，一年学费能达到2万到3万美元，父母想要孩子学医，就要强调耐心和长远眼光。现代的中产阶级在这个价值观上和工业化之前的中等阶层是一致的，要想在法律、医药、商业或者学术界有所成就，那就需要研究生教育。换言之，父母想要孩子变成一个有人力资本的人才，自己的家庭就要有一定财力，不指望孩子尽快挣钱，有耐心，有长远眼光，才能教育孩子何为延迟满足，才能让孩子获得稳定的成功。
我们看200年前150年前的职业选择和职业道路，就会明白，怪不得那么多人要上医学院和法学院，怪不得医学院法学院学费最高，又最难考。这就是历史眼光，历史眼光还会告诉我们，要想完成真正的阶级跃升，那就得抓住时代大潮。工业革命把英国贵族给灭掉了，新富阶层都是靠工业创新致富的，搞蒸汽机的搞火车头的搞铁路的，成为富裕的上流阶层。有经济学家做过统计，在1809年到1858年之间，富有地主还是富裕阶层的主力，占95%，这个阶层的人，在世时积累的财富达到100万英镑以上，相当于现在的10亿美元。慢慢地，实业家开始超越原来的贵族，在1900年到1939年期间，地主的财富只占7%，大多数财富都来自大型实业的所有者，工业革命才能彻底改变上流阶层的构成。
那现在的大潮流是什么？未来几年十几年的潮流是什么？父母给孩子做职业规划，也会对这个潮流做判断，过去的二十年间，显然是电脑行业和互联网造就了大批的富翁。未来呢？既然我们把孩子的教育当成一项投资，那肯定会考虑投资回报率。要想从中产阶层上升到顶级富豪，就看你是否在时代大潮中有足够的运气。否则，医生和律师是最稳妥的职业选择，也是最难的求学之路。
第四部分
最后，我想说说，为什么现在的父母会在孩子身上花这么多功夫，除了逼不得已，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下面就来说最后一个关键词：男孩和女孩。
有些词汇，在我们看来已经显得非常久远了，比如童工。在1850年，英国家庭一般生育5个孩子，当时童工率在30%，也就是说，10岁到15岁的孩子，有30%是要工作赚钱的，我们知道，扫烟筒一直就是童工的专属工作领域，他们的身材能钻到烟筒里去清扫，因此也有很大可能会得睾丸癌。采矿业也需要大量童工。直到1900年，英国家庭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才下降到3个，童工率也降低到5%以下，同时，在校学生的人数在上升，1850年只有不到10%的孩子上学，到1910年的时候，上升到70%以上。
这三个指数的变化是在同一阶段完成的，童工率下降，学生人数上升，生育率下降。孩子渐渐不再被当成一个劳动力来看待，孩子变得昂贵起来。可即便是1900年，也有15%的英国孩子活不到一岁以上，只有到疫苗、抗生素这些东西出来，婴儿夭折的数量才被降低。一百多年来，工业国家的生育率一直在走低，唯一一次意外是“婴儿潮”。作者给出解释，之所以出现婴儿潮，一是战后人们对新生命的渴望，二是家用电器的普及，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在过去一两百年间，人们越富有，生的孩子越少。当今世界，人均GDP越高的国家，生育率越低。经济学家给出的解释是，人们越来越看重孩子的质量，希望孩子成功且富有，投资在教育上的成本越来越高，不再靠数量获得劳动力。
然而，童工现象在当今世界依旧存在，2015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世界童工报告》指出，截至当年全球约有1.68亿名童工，其中8500万名童工从事的是一些严重伤害儿童身心健康的工作。《育儿经济学》中的统计图表显示，儿童教育年限低于4年的国家，每个女性平均生育4个孩子，如尼日尔。生育率越高的国家，童工率越高，如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塞拉利昂等，童工率在50%左右。在乍得、冈比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还实行一夫多妻制，超过20%的已婚男性至少有两个妻子，这会导致一些父母将生女儿当成一项投资，但这些国家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2016年，冈比亚的人均收入水平是473美元，乍得是664美元。
我们可以说，把孩子看作劳动力，或者用女儿换聘礼，是文明程度低的表现。遗憾的是，我们身边也有一种不文明的现象，却很难被看到。在印度和中国，近年来男性出生率比女性高10%，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把这种现象命名为“消失的女性”，相比男女大致相等的自然比例，中国和印度的父母更喜欢男孩，并且干涉了自然生产的过程，估计有一亿女性就这样消失了。
男女平等，这同样是一个文明标尺。但文明进程也需要时间，在150年前，英国美国都还是典型的父权社会，女性慢慢争取到财产权、选举权。《育儿经济学》中简略提到，在这个过程中，对孩子的珍视推动了男女平等，那些生养了女儿的政治家更愿意推进自由的而非保守的法案，来促进社会的进步。今天，文明国家会把男孩女孩一视同仁，在养育方式上并无太大的区别，不会为女性的职业设限，也不认为女儿的幸福就依赖于嫁个什么样的人。男女平等是文明的标尺，为女孩、为女性争取权利，也是在呼吁一个更公平的世界。
珍爱孩子，这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一两百年之前，劳工阶层还把孩子视为劳动力，必须倾全家之力才能维持生存，如今，现代家庭不需要让孩子做劳动力，所以父母才能在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成本，更看重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更平等地对待男孩和女孩。
结论
好了，以上就是对《育儿经济学》一书的解读，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一、从全球范围内来看，越来越多的家长成为“直升机父母”，盘旋在孩子头顶，在育儿上花费更多的钱和时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越多。
二、不平等现象加剧，会让父母更看重教育的投资回报。不同的社会形态，推崇不一样的价值观。对中国家庭来说，勤奋是写到我们基因里的价值观。
三、要实现真正的阶层跃升，需要把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这样的潮流，只有技术变革，才能深刻地改变阶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则是相信稳定和长期的回报，医生和律师向来都是好的职业选择。
四、珍爱孩子，这是现代文明的标志。现代家庭更看重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更平等地对待男孩和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