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论疆域，元朝排第一，在其全盛时期，东起日本海、东海，西抵黑海、地中海，北跨西伯利亚，南临波斯湾。对其面积的统计，最少的一种说法是1372万平方公里，最多的一种则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相比元朝，明朝的疆土显然严重缩水，不过明朝的人口远远超过了元朝，巅峰时期达到1.5亿。此外，元朝发明了行省制度，明朝继承并加以改良，从而奠定了我们今天省制的轮廓。就疆域、大一统、行省制度、人口这四点而言，元朝、明朝都配得上王朝或帝国的称号。
元朝始建于1271年，不过她的缔造者并非汉人，而是一个蒙古人：忽必烈，他的祖父就是曾经征服世界的成吉思汗；明朝，始建于1368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睿智而铁血的人，最终这个王朝在1644年被来自北方草原的满族人征服。元明两代共同塑造了中国的专制政体，将中国社会重新以家族为中心聚合起来，并且为更好地积聚商业财富而重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
《挣扎的帝国：元与明》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五卷。著名汉学家卜正民别出心裁，从气候这一环境史角度讲述元明帝国的发展与兴衰，凸显出这一时代的两大特征：蒙古征服后东亚大陆的新型政治秩序与环境变迁带来的社会生存困境，进而呈现出中国第一个连贯的生态历史。同时，他还探讨了中国古代专制、社会复杂性和商业化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本书作者享誉世界汉学界的史学大家卜正民，师从孔飞力教授，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教授，英国牛津大学邵氏汉学教授，美国亚洲学会前任会长。现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历史系教授，兼圣约翰神学院院长。学术视野广阔，主要从事亚洲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明代社会和文化史、“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占领等。已翻译为中文的作品多达十几种，在海峡两岸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其他主要代表作品有：《秩序的沦陷》、《杀千刀》、《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国家与社会》、《维梅尔的帽子》等。其中，《纵乐的困惑》获得2000年美国“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秩序的沦陷》获得深圳读书月2015年度“十大好书”。
01.龙见与政治运势
龙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龙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动物，如果我们翻开元明正史的《五行志》就会发现，史官把龙见与蝗灾、六月飞雪等异象放在一起，人们不仅看到的是龙，也看到是上天在影响人间。
元代首次出现龙是在至元二十九年，这是元朝建立后的第22个年头，距离开国皇帝忽必烈汗驾崩尚有两年，这条龙出现在太湖边。随着蛟龙腾空，洪水便从龙口倾泻而出，淹没了沿湖的庄稼地，良田变成泽国。仅隔一年，元人便再次目击到龙，它出现在陈山，陈山上有一座龙王庙，因庙宇年久失修，地方官以期取悦龙王，为全县普降甘霖，正在重新修葺庙宇，临近正午时分，突然雷鸣电闪，两条龙驭风而至，一阵雨从天而降，为该地长达两年的干旱画上了句号。
忽必烈死后的第三年，龙王带着群龙在陈山呼风唤雨，乘暴雨大闹鄱阳湖，让周围的州府都遭受了洪涝之灾。此后42年龙再未现身。直到元顺帝至元五年六月十五日，一条恶龙猛扑向福建的腹地山谷，恶龙带来的疾风暴雨冲毁了1300公顷良田。
10年后，五龙再次驾云莅临江南。此后的17年内，有关龙见的记载有七次。至正二十七年，也是元朝的最后一年，共出现龙两次。第一次在北京，从废太子府一口井中飞出一条龙；第二次出现在山东省龙山，龙在山顶飞升后，一块大石从峰顶滚落。八个月后，忽必烈的众多子孙之一被迫放弃元朝皇位，避入蒙古草原。元朝的军事统治遂告终结。
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毫不费力地解释了这些奇怪的时间。他们在帝国境内叛乱四起的背景下，看着元朝最后17年逐步增加的龙见事件，于是知道这是元朝即将衰亡的天兆。
1368年，朱元璋自华中的叛乱里脱颖而出，用描述称帝的标准语汇来说，便是朱元璋“飞龙在天”，而明朝草创。1404年有龙闯入明王朝的疆域，是永乐帝登基次年，还带来一场疫病。人们有理由猜测永乐是糟了天谴。因为永乐的帝位是从自己侄儿手中篡夺的。
永乐驾崩后，直至15世纪80年代，整个王朝内基本没有龙见。龙是上天的造物，也是皇帝个人的象征。龙可以是皇帝权威的表现，也可以是上天不满皇帝统治的征兆。
明王朝在长达半个多世纪内，控制在庸碌无能之辈手中，到了弘治年间，人们终于迎来一位能够运筹帷幄的君主，共有五次出现龙见的记载。最后一次是弘治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因为这正是皇帝驾崩之际，这是上天遣使召回自己的爱子。朝代循环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模式：上天授命通过夺取或守住皇位来证明自己拥有天命的人。
龙在继任的正德皇帝在位期间变得频繁，在正德十三年几十条龙同时出现在鄱阳湖龙斗，许多在暴雨中被淹没的岛屿再未露出水面。所有人都赞同正德朝的龙见并非上天欢喜的征兆。在人们的记忆中，正德是有明一代最荒唐的皇帝。正德在长江流域垂钓时坠水而逝，水是龙的标志元素。《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大胆地暗示正德之死是龙所为。自此而后，龙就成了明朝皇帝的常客，伴随他们经历一次次政治危机和自然灾害。
正德的继任者嘉靖皇帝深受龙见困扰，在这期间，有18次龙见记载有准确的时间。而万历朝与嘉靖朝一样龙见频仍。尤其是第二次龙见，有158条龙惊现南京西郊空中，山崩地陷，溺死者无数。直至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位期间，关于龙见的记载不断。龙令人生畏的异常举动向当时的人们证实了，他们正经历一个政治动荡、气候恶劣的艰难时世。崇祯十六年秋，二龙出现。此时的明朝已是强弩之末，政治、经济、军事危机和自然灾害此起彼伏，统治者再也无力回天。次年春，明朝覆灭。
02.元明经济形态和文人的旨趣收藏
大多数人认为蒙元灭宋是对华夏文化一次极大的摧残与灭绝，所谓的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即为此意。然而，书中认为，每一个王朝的的缔造者都生活在上一个王朝之中，必然会沿袭上一个王朝的很多典章制度，明朝虽然是以驱逐蒙古人之后恢复汉人统治，但其政治制度，包括继承人的选立等很多制度都吸收了元代的做法，对于知识分子的奴化也即源于此。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说，元与明并非是断然割裂的两个朝代，而是有着先后承接关系的朝代，甚至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多的共同点。
明朝与元朝统治架构的相似性，可能要大大超过它与宋朝的相似程度。论治理术，明朝堪称中国古代的集大成者，君主专制正是在明朝达到了顶峰。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纷纷强化皇权，朱元璋废黜相权、删改《孟子》，朱棣杀方孝孺、迁都北京，都是在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强化皇权的重要举措。
元朝经济大致上以农业为主，其整体生产力虽然不如宋朝，但在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广泛种植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由于蒙古对商品交换依赖较大，同时受儒家轻商思想较少，故元朝比较提倡商业，使得商品经济十分繁荣，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相当富庶的国家。而对外贸易的另一种方式是丝绸之路。由于蒙古帝国控制了丝绸之路，来往贸易便相对容易。大量的出口贸易也是元朝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
明初期奉行“重本抑末”政策。朱元璋曾言：“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 ”甚至还规定禁止商贾之家穿绸纱。明代中后期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认为经商有成，在价值上也等同于读书有得，“亦贾亦儒”“弃儒就贾”的现象也开始出现。由于商业的发达，各地纷纷开始大量生产具有当地特色的商品，运销他处，使得区域分工日益明显 。
元明两代，物质极大充沛。从收藏大量珍玩和艺术品的天家内院，到装饰典雅的富贵之家，乃至普通农舍，人们不断积累着自己需要的物品，生活和一切的日常事务才得以继续。这些物品可以是普通的一双筷子或一只茶壶，也可以是一个莹润的成化胎瓷盏或一方山水人物玉牌。它们塑造了元明时代人们赖以生活的物质世界。这个世界里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达到了历史上其他人类社会所无法比拟的程度。
晚明文人恋物成癖，成为整个阶层的一种风气，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包括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涵盖器物、古玩、书画，并及花鸟禽石、山水园林，乃至美人、戏曲、诗词等等。使得明代的物质文化一方面是得到极大发展和丰富，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对物质的占有和追逐成为一个时代的剪影，以致奢靡之风盛行，成为当时突出的一个社会问题，为后人所关注。
晚明文人玩物现象背后关联的是明代文人审美心态的变迁。晚明文人对物质文化的狂热投入，比起前代有了深刻变化，这不仅和晚明社会风尚的变迁息息相关，也深刻反映了晚明文人在审美心理上的蜕变。
如果将中国历史比作一条波澜壮阔的河流，元明这一段历史无疑就是这样一个脚步平缓、寻找方向的时期。经历了宋的覆亡，中国历史进入了另一个时期，第一次由汉人眼中的“胡”人统治中原，并且建立起可纳入中国纪元的大帝国，算得上是对于这条河流的一次截断，而明朝的崛起，似乎让这条河流重新纳入轨迹，但是如何寻找到帝国继续前进的方向，则是另一个复杂的议题，《元和明》通过对于政治、经济、家族、信仰以及统治者与士人的描述，为读者展现出的是这个挣扎的帝国中不确定的道德信仰，以及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