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开篇的第一个长篇叙事就道出了权谋的核心(上)

上文说到《资治通鉴》开篇第一句话指出权力来源于名分。要想获取权力就要得到名分,要想巩固权力就要持续保有名分。怎样做才能得到名分并持续保有名分呢?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阐述完礼制名器是治国之大本后,紧接着讲了智伯无德而亡的事情,这也是《资治通鉴》全书第一次详细讲述一段历史。

需要指出的是,前文说过《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书,也就是说历史事件是按照时间顺序罗列的。《资治通鉴》开篇第一句话就讲了“三家分晋”,而智伯无德而亡这件事却是在“三家分晋”之前。按理说不应该讲这件事的,但司马光不但讲了,而且讲得非常详细。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司马光想通过这件事来阐发的道理在其心中的分量,和在整部《资治通鉴》中所处的地位。

为了咱们更好地聊,我先按照《资治通鉴》中描写的顺序简单复述一下智伯无德而亡这件事,但还是强烈建议如果没有看过《资治通鉴》,一定要看一下原书,司马光确实大才,说理透彻,语言精妙。

在“三家分晋”之前,其实是四个家族把持着晋国权力,智、韩、赵、魏。智家是四家之中势力最大的。

智家族长智申将立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不同意,认为智瑶有才无德,如果立了智瑶,智氏一定会灭族。智申不听。智果为了避祸,就找太史重新登记,改姓辅氏,脱离了智氏家族。

赵家也遇到同样选继承人的问题。赵家族长赵鞅有两个儿子,大的叫伯鲁,小的叫无恤。赵鞅不知道该立谁为继承人,就用一个办法来测试他俩。赵鞅在两片竹简上刻上训诫的话,分别交给两个儿子,并要求他们一定要牢记。三年后,他忽然问两个儿子上的内容。伯鲁早就忘了,并且竹简也不知道丢掉哪里了。而无恤则背诵如流,并立即从衣袖里将竹简拿了出来。于是赵鞅认为无恤贤德,就立了无恤。

赵鞅派尹铎治理晋阳。尹铎请示说:“您派我去,是为了多搜刮钱财呢,还是使晋阳成为你可靠的退路?”赵鞅说:“为了预留后路。”于是尹铎就去了,他减轻赋税,增进民生。赵鞅对无恤说:“晋国一旦有灾变,你不要认为尹铎年轻,也不要嫌晋阳路远,一定去投奔他。”

智申去世后,智瑶继位,又称智伯。有一天,智伯与韩家族长韩虎、魏家族长魏驹在蓝台宴会。宴会期间,智瑶屡次戏弄韩虎,又侮辱韩家的总管段规。智国听说后,劝智瑶一定要防备韩家,可智伯不听。

智伯要强占韩家的土地,韩虎当然不愿意给。段规劝韩虎,现在智家势大,不给就将被灭,不如给他,增加其骄纵之心,以待时机。于是韩虎就给智伯送上一个拥有一万户人家的城邑。智伯大为高兴,又如法炮制,找魏驹要地。魏驹也送了一座一万户人家的城邑给智伯。

韩、魏屈服后,智伯很得意,又找赵家指名要蔡与皋狼两座城邑。此时赵家已经是赵无恤当族长了,赵无恤断然拒绝。智伯大怒,统帅韩、魏两家的军队来攻打赵氏。赵无恤抵挡不住,想要撤退。撤退到哪里呢?有人说长子县比较近,而且城郭完固。赵无恤认为巩固城郭已经让百姓精疲力尽,现在是不能指望他们还能拼死守城的。有人说去邯郸,那里存粮比较充裕。赵无恤认为所谓存粮充裕,都是平时从百姓那搜刮来的,现在又让他们跟我送死,他们是不可能拥护我的。赵无恤想起赵鞅在世时嘱咐,有难就去晋阳。赵无恤于是就去了晋阳。

智、韩、魏三家的军队包围了晋阳,并引水灌城,城淹到只剩六尺,连锅灶都沉入水里,可晋阳百姓却还没有背叛投降的意思。智伯视察水攻的情景,当时魏驹驾车居中,韩虎持矛居右。智伯说:“我今天才知道,水攻可以亡人之国啊!”听了这话,魏驹用肘碰碰韩虎,韩虎也轻轻踩了一下魏驹的脚,两人都想到了,汾水可以灌魏的主城安邑,绛水可以灌韩的主城平阳。

智伯的谋士絺疵通过韩魏二人查看水攻情况的表现,断定韩魏要反,便告诉智伯要提防。没想到第二天,智伯把絺疵的话告诉韩魏二人,二人连忙表示绝无二心,并从利害角度来分析自己背叛智伯绝无好处。智伯便放韩魏两人走了。絺疵见智伯听不进自己的意见,为了避祸,就请求出使齐国,溜了。

赵无恤派人偷偷出城见韩魏二子,用唇亡齿寒的道理说服韩魏两家一起反抗智伯。于是三家约好起事计划。赵无恤派人深夜杀掉守堤的士卒,把水引去灌智伯的军队。智伯军乱,韩、魏两军分别从两翼夹攻,赵无恤率军从正面攻击,智伯军大败,于是杀了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只有辅果一支得以幸存。

司马光认为智伯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有才无德,为了证明这个观点,《资治通鉴》特意叙述了智伯在继位前就因无德,而被一部分族人所抛弃。同时又用赵无恤继位前的事迹来说明赵无恤是有德的,反衬智伯的无德。在描述晋阳之战时,《资治通鉴》中又着重描述赵无恤深得民心,虽然已经到了人马相食的境地,但百姓仍不肯投降;反观智伯这边却被盟友韩魏反叛。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道”和“德”是一体两面,晋阳之战双方的表现便是有德和无德的鲜明对比。

司马光由此提出“才”与“德”的概念,及两者之间的区别,并指出“德”比“才”重要。司马光在论述中直接提出皇帝在用人时一定要以德为先。

司马光在开篇头两节用一句话和一个历史事件,提出了整篇《资治通鉴》核心观点:治国之道就在于守住“礼制名器”这个国之根本,同时行事以“德”为立足之基。从权谋角度来说就是权力来自于名分,而要想获得名分和持续保有名分,就要有“德”,有多大的德就能获取多大名分,也就能得到多大的权力。这和“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是一个意思。

那么“德”到底是什么?如何获得大德呢?这就要从司马光详细描述的智伯无德而亡这件事中去找答案。但决不能顺着司马光的思路来看待这个事情,否则将看不清权谋的核心。具体如何来分析智伯无德而亡这件事,请看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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