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她，胡鸥！泛黄的旧衣体贴入微，掖不住萌动的青春；两根乌黑的短辫，托着清丽黝黑的脸庞；银铃般呵呵一笑，小酒窝立现。眼里的星辉仍那么迷人。
多年不见，竟在市知青标兵大会碰上。
一
七岁那年，她妈和我爸同在反右中倒霉，拖家带口被贬到东风农场（原劳改农场）---被称为“黄石的西伯利亚”的湖中半岛。她有外婆、妈妈、姐姐和弟弟，爸爸不常来；我有奶奶、父母和两个弟弟。三间房住我们两家人，共享的那间用芦席相隔。
小学校在湖边。全校同学四十三，上的都是复式班。老师就三个，都姓杨，统称“三杨（羊）”。 三位个个了得，我们因祸得福了。
“羊头”是校长，被打成极右，原是黄石市数学把关老师。深度眼镜下，他豪横地令X=任何数，还敢“Long live Chairman Mao!”给我们英语启蒙。
“羊羔”不到二十，瘦高个，中右，原《黄石日报》记者，谈起唐诗行云流水，激动时嘴角的白沫像山羊胡子。
“羊奶”其实只有40岁，普右，原市歌舞团女高音。她呼哧呼哧踩着破风琴，教我们唱“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我们被送上云端，至今吊着月亮下不来。
胡鸥爱唱。一句“美丽的哈瓦那，哪里有我的家？”清脆的童音沁人心脾，平镜的湖面鱼儿探头环顾，歌声在粼粼的波光中荡漾开去。
我七岁登台，朗诵“我有一双手！”举起两根棍棍似的胳膊做力士状，引起哄堂大笑。
打小特爱乐器。常趁“羊头”不在，从芦席缝溜进他家，取下他的二胡“杀鸡宰羊”。三十年后我向他坦白，他狡黠地笑道：“早就知道是你---雪白琴弓马尾，半截上一黑乎乎的小手印，不是你是鬼！”
见人吹笛子，我心痒难耐，把家里的帐篙锯了一截，烙上眼，塞上废纸，竟然吹出了动静---只是音高严重不准，吹得得老鼠来相会。妈妈狠狠心，从菜钱中抠出一毛钱，给我买了支真笛。
话说小学二年级，全国声援古巴抗美，学校排练合唱《美丽的哈瓦那》。开始时让我打拍子指挥。老师见我那手臂比指挥棒粗不了多少，便把领唱和指挥都给了她！我那个去！我故意不按她的拍子唱，并怂恿小伙伴们政变，气得她梨花带雨告我的刁状。老师只好让我滚下去，吹笛子。
演出时，她化妆成黑女孩，一嗓子“美丽的哈瓦那......”，全场一片寂静，余音绕梁。领唱完一转身，---我的个妈呀:聚光灯下，她玉质冰清，英气逼人，目光如炬，不怒而威。众喽啰在她指挥下，个个目不转睛、唯命是从，人人不遗余力、引颈高歌......。
我由嫉妒转仰慕。从此，回到家里大气不出，聆听一席相隔的那边的每一个动静。有时嗅得一缕奇香，后来知道是少女特有的体香。
忽一日，隔壁人去屋空。奶奶告诉我，她家搬回市里了。钻过去一番搜索，未找到她给我留纸条儿。
从此，我只能独坐湖边顾影自怜，去想象我和她本该发生的故事......。
二
高二那年，我也转学到黄石一中。听说她在校文艺队当队长。老师问我：当广播员还是去文艺队，我当然选后者。
我住阴暗的半地下室，灰烬中惊喜地找到一把短号，擦吧擦吧，露出了神秘的银色。吹黑管的卫先鼓励我自学成才，于是校园静谧的夜晚，从地下传出各种动物的惨叫，不绝于耳。虽然吹翻了嘴唇，我很快就找齐了音阶兄弟，整出了金属亮音。第一支曲子当然是《美丽的哈瓦那》。
天一亮，我就对着朝霞招蜂引蝶。从锈铁“监窗”，远远地看见她姗姗走来：亭亭的身材，乌黑的短辫，穿一件黄绿色翻领仿军装。我装作打饭，若无其事迎了上去。“会车”时她目不旁视，飘然而过。
每次排练，我就坐盼歌曲高潮处，吹一段短号。那激越的金色响竭行云、直达天庭，可王母娘娘从不正眼看我。人家牛啊，不光领唱、独唱、指挥，还兼报幕和朗诵。一句“啊！中南海的灯光......”，眼中星光闪烁，迷倒一片。
队里的男孩都不正常了：吹笛子的建平口水直流，跳舞的谢公子单腿打旋，逗她，她概不屑顾。兄弟们说话开始夹枪带棒，硝烟味日浓。我估计打不过他们，只好远远地等着捕捉她对我另眼相看的蛛丝马迹，靠梦想度日。
转眼高中毕业。广阔天地，天各一方。
三
她肯定认出我了。双手一扽挂包带，甩着小辫盈盈地跑了过来，到了跟前却低下头，娇羞无语。通过大会发言，我们已了解彼此战天斗地的事迹。知青不准谈恋爱，何况我们是标兵，要避嫌。集体照时我换到她身后。她没回头，但应该感知到我灼热的目光，如芒在背。
回到山里，一切依旧，只是她的丽影挥之不去，思念在脑海翻煮。白天吊在山塘打眼放炮，把自己累个半死；傍晚收工时嚎一声“美丽的哈瓦那”，停下来，等山那边有女接唱“哪里有我的家......”，我便爬过去找她，然后牵手依偎着，消失在云深不知处。没有，还是没有。只有回声渐弱于残阳暮色中。
越睡越烦，翻身下床。油灯下鼓足勇气、搜肠刮肚写起来。信中高度概括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茁壮成长的必然性和革命友谊的可能性。最后豪迈地甩一句：“若不回信，请付之一炬！”宛如李玉和抖擞铁链行将就义，把自己感动得泪雨滂沱。用尽心机、增删无数，最后腾抄一遍，选了一张照片，附上一枝兰草，将牛皮信封撑得像待产孕妇，给她寄去。
每日翘首以盼，终于泥牛入海。听说她已“抽”上去了，成为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一员，单位竟在我父亲平反后工作的黄石纺织机械厂。家里有次请她来吃饭，她看见我在，竟然夺门逃掉了！
已扎根的我，知道我与她有天壤之别。五味杂陈，心如止水，只是对着远山，一遍遍把《哈瓦那》吹成哀乐，送一只天鹅飞向血色天际......。
四
再次见到她母亲，已是77年高考后。接到入学通知书那天，听说她也考上了。其实两家住的不远，显然双方父母早已续上旧邻之谊，密谋结秦晋之好，一坐下就陈芝麻烂谷子地越说越亲，俨然亲家相会。她妈临走坚持要我一个人送她一程。
“孩子，明天来家玩吧”，她的江苏口音勾起我童年的回忆。
见我不语，她说，“那封信，......还在我手里。”
原来如此！我陡然站住，头脑嗡的一声，血脉喷张，悲愤交加下我断然婉拒！
我俩竟然同校，但不同系。我外语，她化学；一东区，一西苑。有了上次的痛，我不敢再造次，只是常从她同学嘴里套点情况。两家大人也曾找借口为我们创造机会。然并卵。
后来，我到武大读博。骑车下坡，看见她往上走，好像身边多了个瘦高的男生。
再后来，有一次在火车站买票，她就排在我前面，不过我没敢惹她。
再也不会有后来了吧。
五
2003年，我已是大学教授，官至外国语学院院长。校长哄压我一再扩招，终于“弟子三千”，师资奇缺---我让四年级教一年级。
怕什么来什么：全国高校教学评估，生师比严重超标，这下死定了！全校教职员工同仇敌忾、迎评备战，试卷做假连考古的都看不出来。
专家下车、握手、哈腰、寒暄。握到一只绵软的手，是一位儒雅而高贵的女教授。“你好！”这声音让我浑身一震！抬头定睛一看，是她！整洁的发髻已有些许银丝，金丝眼镜透出深邃，酒窝变得狭长了，清瘦的面庞略显沧桑，当年的靓丽依稀可辨。她的笑容也僵住了，那闪着星辉的眼睛有一秒钟的慌乱。身旁的校长看出不对劲，忙解围：熟人吧，女士之手不可久执喔！我们只好承认大学同过学。
我等黄毛小儿岂能骗过老辣的校长。他不揭穿，亦不放过，坏笑着让我略施小计，确保过关，力争评估等级良好。
形势是严峻的，但承黄冈尊师重教传统，师生用命，教学扎实，声誉不错。专家们都是集体行动，为避嫌，我没敢去找她。负责接待的学生向我密报，座谈会后，她还私下问了很多奇怪的问题。话里话外透出她仍独身，好像在等什么人。
“再探！”学生诺诺领命而去。
三天后，离校前，判词已定，密奏不宣。
临行前夜，晚宴后送专家回宾馆，走在河边柳径上，我们不约而同地被拉在人后。
“还唱吗？”
“不唱了。”
“可惜。”
“唱给谁听？......你呢？”
“短号还在。”
交流完老人的情况，我很想问那封信她到底看过没，又怕梦醒了更惨。
“胡鸥，”我叫住她。月光下，河水映衬她依然姣好的身材，冰雕似的脸轮仍有聚光灯下的韵味，期待的眸子里似乎有些雾气，淡淡的体香让我一阵晕眩。
“我......想换个学校。”说完我就想抽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她“哦”了一声，掏出一张名片，匆匆写下三个字，往我怀里一丢，独自大步追上前去。
我不敢看，彻夜无眠，把那三个字的一万种可能性排列组合，直到第二天早晨，小车绝尘而去，曲终人散。我深吸一口气，从胸口掏出那张生死牌---
“来找我！”
心头一阵狂喜，我仰天长啸：
“啊！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是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