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尔的《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让我突然发现治愈心灵最根本的解决方案竟然如此简单！
维克多·E．弗兰克尔（1905-1997)，医学博士，维也纳医科大学神经与精神病学教授，担任维也纳神经综合医学院的首席专家长达25年。他创立了“意义疗法”及"存在主义分析”，被称之为继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之后的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他拥有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达拉斯大学和匹兹堡大学教授职位，并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哥国际大学教授意义疗法。弗兰克尔共出版了39部作品，并被翻译成34种语言。他的作品《活出生命的意义》的销售超过千万册，获选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十大图书”之一。
人的思维模式的不同，能导致截然不同的选择和行为，有的可能导致整个情况的恶化，有的则能有效解决问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依然持续着，同一个城市、同一时期、人的选择两极分化——有的人慌不择路、选择不顾一切逃离病源城，有的人冷静果决、选择不顾一切冲入疫区。天使和恶魔，皆在人间。
一、思维谬误不但让人失去判断力，也会让心灵生病，失去生存的意志力。
约有500万人在疫情时期，不听劝阻，离开了武汉。也许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不负责任的行为，对于离开疫区的人的逻辑我有以下两个猜想：
1、寻医问药：想为到最好的医护治疗，执拗得认为其他城市有更好的条件满足这些。
这样的主观臆断显然和现实情况不符。目前最权威的医学团队都在武汉一线进行数据采集和紧张的研究和治疗，所以事实上，最好的专家队伍都是冲在最前线的，其中两位经历过非典最前线、已是80多高龄的的钟南山院士和李兰娟院士，都毫不犹豫得在一线战斗着。
2、恐慌：也许很多人以为“封城”就是国家放弃这个城市。也许这个词让人联想到了恐怖片中自生自灭的恐怖场景，以为留下就有危险。对生存的恐惧让人们慌不择路。
恐慌让他们看不到或者根本不去在乎自己可能是在潜伏期的感染者，他们离开这个区域，就可能感染更多的人。恐慌让他们单纯得认为只要离开病源地，就安全了。而这个因果关系并不成立。
这种思维谬误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不由想起社会行为学中的一个理论：社会流瀑效应（social cascade）——当身边大多数人都相信一则谣言，那么当事人就很容易接收并相信同一个谣言。也许因为老旧思维作祟，也可能因为社交网络、朋友圈等中有些人发泄恐惧感的言论，导致最后以讹传讹，最后有的人选择逃跑而不是听从专家意见，造成最后这种冲动又可怕的举动。
其实回看历史，每隔一段时间，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似乎会经历一些大规模爆发的传染性疾病。百年前的肆虐欧洲的瘟疫，曾经因为没有及时和有效得切断传染源和传染途径，迅速导致世界1/3人口的死亡。
当时中国也有感染者，但是由于北洋陆军医学院副总督伍连德的专业知识和研究，不仅找到了传染源和传染方式以及防御办法，还科普了很多人，帮助大家有效阻隔了更大面积的传播危害，让中国逃过了如欧洲黑色中世纪一般尸横遍野的命运。
2003年SARS之战，其实也让我们很多人对传染病有了很深刻的认识和敬畏。如今，我们更有千千万万个伍连德在一线奋战着。恐慌，真的是大可不必，但懂得切断感染源，以及加强个人防范措施必须十足重视。
传播面越广，病毒变异的几率也就越大，一旦变异，后果就严重了。所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先切断感染。这些专门的防治医院，隔离消毒防御措施和治疗经验一定是高于还未爆发的城市和地方的，所以何必舍近求远呢？
二、高纬思维模式产生最佳决策，也能治愈人心。
第二种人，那些最美的逆行者们，明知可能会被感染，还要主动支援一线抗病毒的队伍的人们，真的让我很感动也很震撼。他们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尼采曾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
当人的思维维度提高到全景、高维层面，那他们就能看到二维思维不可能察觉的关键点。
弗兰克尔在二战纳粹时期，连同全家都被关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他的父母、妻子、哥哥，全都死于毒气室中，只有他和妹妹幸存。
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囚徒只有两种命运，一种是饥寒交迫得长时间的从事体力劳动，第二种就是一旦显露出老弱病残的迹象，就会立即被送入毒气室。男人们为了不被送进毒气室，他们会悄悄每天刮脸，剃去胡子，把脸刮出一点血色，让自己看上去更年轻健康些。同样女人们会偷偷刺破指尖，把自己的血液当做胭脂抹在苍白的脸上，以求蒙混过关。集中营里的每个人都穿着分发给他们的一些不合脚的鞋子，每天饿着肚子干苦力。如果哪天有人发现自己的鞋带断了，他就会嚎啕大哭，因为这意味着，他可能马上就要赤脚在寒冬腊月在室外长时间干活，那样的话，他离死亡不远了。
集中营每天都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每天他们都要被迫看着身边人成为一具具干枯的尸体被拖走，他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会死去的人是不是自己。
弗兰克尔说，在极端环境中有两个念头让他能坚持努力活着：1、把脑海里完成未出版的书的手稿完成。2、再次与妻子团聚的渴望。
面对绝境，他不仅在这种绝境中一次次的存活了下来，也因为这段经历在之后的人生开创了史无前例的意义疗法，帮助千千万万人重新找回绝处重生的意义。
意义疗法其实就是把人的思维维度提升到高维层面，在临床心理学方面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主要就是指人可能找寻到生命意义的三个途径：工作（做有意义的事）、爱（关爱他人）以及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
生命的意义在于完成自己的职责和责任。这些责任随着角色不同会持续在变化。
有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发现生命之意义：（1）通过创立某项工作或从事某种事业；
（2）通过体验爱，爱别人；
（3）在忍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时采取某种态度。
第一个途径：通过工作。
弗兰克尔发现不仅在纳粹集中营里，在日本、韩国和越南战争的战俘营里，人们也得出了相同结论：“那些知道自己的生命中还有某项使命有待完成的人最有可能活下来。”
同时，弗兰克尔发现，完全无压力对我们的精神健康也是没有益处的，适当的紧张和压力，能激励人追求意义的意志。
弗兰克尔的研究中，目前他25%的欧洲学生和高达60%的美国学术都有心理上的存在之虚无症状，这种症状的主要表现是厌倦生命，觉得生活了无生趣。
叔本华说过“人注定要徘徊在焦虑和厌倦这两极之间。”
事实上，精神病学家认为厌倦所带来的问题要比焦虑带来的多。这是由于现代人闲暇时间越来越多，很多人不知道如何去合理利用闲暇时间，造成了对人生的厌倦感。
精神健康有赖于一定程度的紧张——即已完成的和有待完成的任务之间的紧张，或者是当下状态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这种紧张是精神健康所必不可少的。因此，不停给自己树立目标去激励自己，保持追求目标的紧张兴奋感，才能唤醒我们内心潜在的意志力和生命的活力。
同样道理，我在这些逆行者身上看到了所有弗兰克尔提到的这些行为。逆行们之所以这么选择，正在因为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去完成自己的职责和任务。
我真正能体会到这种心情，是因为前些天和先生聊起这件事情时他和我说的一句话，让我瞬间感同身受。当过警察的他，很能体会这些医护人员主动请缨支援抗病毒一线的心情。作为警察，他相信很多人和他一样，如果哪里极端情况需要支援，哪怕内心担忧害怕，也一定会第一时间奔赴授命。这不仅是职业素养，也是人类骨子里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使命感，是自身存在的意义。
第二个途径，体验爱、学会爱别人，能带给我们难以言喻的力量。
第三个寻找意义感的途径是经历苦难。苦难本身也许毫无意义，但我们可以通过自身对苦难的反应赋予其意义。
弗兰克尔指出，“在苦难中，一个人可能仍然保持勇敢、自尊、无私，也可能为了自我保护在激烈的斗争中丧失了人的尊严而无异于低等动物。人的内在力量是可以改变其外在命运的。”
经历苦难会让我们懂得：一些不可控的力量可能会拿走你很多东西，但它唯一无法剥夺的是你自主选择如何应对不同处境的自由。
你无法控制生命中会发生什么，但你可以控制面对这些事情时自己的情绪与行动。在一定意义上，一旦找到了意义，痛苦就不再是痛苦了。
前些天看到记者采访一位87岁的老医生，穿着闷热不透气的全防护服正在长时间的照料病人。记者关切得问他：“您为什么在这呢？非常时期，您都这把年纪了，该在家休息啊！”老医生微笑看着记者回答：“我活这么大把年纪了，为了啥？不就是为了几个病人吗？”
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周国平先生也曾说：“虽然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人类不断追求生命意义的过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实现自己的存在的意义，也许只须简单的一个信念：我可以，我必须。
自古以来，我们身边这些有着神圣职责感和大爱精神的人，生生扛起了整个人类生存的希望，诠释了人类生存的意义。
弗兰克尔的这本《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的前半部分介绍了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亲身经历，后半部分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意义疗法。你可以选择把他当作一本自传去看，也可以直接阅读关于意义疗法的后半部分。
我所理解的意义疗法其实就是让我们以高纬度思维去看世界，去寻找自己人生的使命，让从更远大、更清晰的视角去思考一切。
站得越高，看的越远，看的越远，我们就越能摆脱对未知的恐惧，也就自然能治愈在极端情况下的恐慌、烦躁、执拗、麻木等情绪。
通过自我的意义疗法，找到每个人属于自己的使命和职责，即使在逆境中，人们也用更好的状态去应对和解决问题，具备生存的力量。而这些不可思议的力量，通过每个人的思维方式的改变和践行就都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