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学播种--国文教科书改革
人世所有的幸福时光都似不长久。编译馆第二年，我那运指如飞的打字机上，拥有唱歌心情的日子就骤然停止了。
原任教科书组主任黄发策因病辞职，而业务不能一日停顿。教科书组不仅须负责中小学所有各科教科书的编、写、印刷、发行，还有一把“政治正确”的尚方宝剑祭在头顶。王馆长令我先去兼任，以便业务照常进行，他努力寻找合适的人。于是，我勉为其难兼任教科书组主任之职。
那时所有教科书都只有部定本一种。一九六八年，蒋中正“总统”下手令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由“国立编译馆”先编暂定本教材，一九七二年正式编印“部定本”，这一年也就是我随着王馆长走进舟山路那座门的时候。
当时全台万所国民中学要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因此“教育部”明智决定：教科书有三年暂用本的缓冲。缓冲期间，教学的实际建议和民间舆论的具体反应，都是编“部定本”最有助益的根据。我们接任之初，“国立编译馆”是舆论最大的箭靶，样样都不对，最不对的是教科书，编、写、印刷、发行，全有弊病，恶骂国文教科书更是报章大小专栏文章的最爱，从“愚民误导”到“动摇国本”，从种种文字讨伐到“立法院”质询，馆里有专人搜集，一周就贴满一巨册。
我们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国民中学的第一套“部定本”国文教科书，它几乎是众目所视、众手所指的焦点。三年来，社会舆论对已编国中三年六册的暂定本有许多不满的指责和批评。表面上都只说选文不当、程度不对，也有稍坦白地说学生没有兴趣。究竟哪些课不当、不对?为什么没有兴趣?没有人具体地指出，只是转弯抹角继续呼吁：救救孩子！给他们读书的快乐！培养他们自由活泼的人格！这些批评没有一个人敢直接明白地说：暂用本的教材太多党、政、军文章。即使有人敢写，也没有报纸杂志敢登。
我到“国立编译馆”之前，对自已的工作已做了一些研究。台中的教育界朋友很多，那才是真正的“民间”。国民中学的各科编审委员会全是新设，可聘请切合时代精神的专家学者，而不似过去只以声望地位作考虑。在这方面，王馆长和我在大学校园多年，应已有足够的认识和判断能力。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掌理人文社会各科的编写计划。既被迫兼掌教科书组，又须负责计划的执行，包括各科编审委员会的组成，编书内容的审定。在一九七二年，那并不只是“学术判断”的工作，也是“政治判断”的工作。
我第一件事是仔细研究，分析暂定本国文的内容编排。每学期一册，各选二十篇课文。翻开暂定本第一册篇目表，前面两课是蒋中正《国民中学联合开学典礼训词》和孙文《立志做大事》，接续就是《孔子与弟子言志》、《孔子与教师节》、《民元的双十节》、《辛亥武昌起义的轶闻》、《示荷兰守将书》、《庆祝台湾光复节》、《国父的幼年时代》、《革命运动之开始》。政治色彩之浓厚令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更何况十二三岁的国一学生！
是什么样的一群“学者”，用什么样“政治正确”的心理编出这样的国文教科书?这时我明白，我所面临的革新挑战是多么强烈巨大了。但是走到这一步，已无路可退，只有向前迎战。
第一件事是组成一个全新的编审委员会，最重要的是聘请一位资望深、有骨气、有担当的学者担任主任委员。不仅要导正教科书的应有水准，还需挡得住旧势力可能的种种攻击，编出符合义务教育理想的国文课本。我心目中的第一人选是台大中文系系主任屈万里先生(一九○七~一九七九年)。
屈先生字翼鹏，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从普林斯顿大学讲学返台，担任“中央图书馆”馆长，其后转任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而后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学术声望很高。
这时我在台大文学院教“高级英文”课已经三年了，我的学生一半是中文研究所的学生，有一位学生认为我课内外要求阅读太多，随堂测验不断，对他本系的研究无用，徒增负担，写信请他的系主任屈万里先生向外文系反映。屈先生与文学院长和外文系主任谈过之后，认同我的教法，回去安抚了抗议的声音。因此屈先生对我有一些印象。
屈先生在学术上属于高层的清流，我在文学院回廊上看到他，总是庄重俨然、不苟言笑的清癯学究形象。国文教科书是为中学生编的，那时又正是各界嬉笑怒骂的箭靶子，我怎么开口向他求援?
天下凡事也许都有机缘。我刚回台大教书的时候，除了外文系几位同事之外，尚有一位可以谈话的小友——中文系助教柯庆明，认识他的经过非常戏剧化。
一九七一年入秋，我在中兴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施肇锡先生气冲冲到系办公室告状：“上课二十分钟了，学生都不见，一个也没来！我派人去查，全班去听演讲了，至今未回。”我心想何方神圣有此魅力?连受他们爱戴的施先生，居然也被集体跷课?我与施先生到演讲厅一看，果然座无虚席，台上的演讲者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兴高采烈地，从《诗经》讲到现代文学的欣赏。
我悄悄地坐在最后一排，听完这一场吸引“新人类”的演讲，看到一个年轻文人对文学投入的热情，也忘记“抓”学生回去上课了。这位演讲者就是柯庆明，应中文系陈癸淼主任和中兴文艺青年社之邀而来演讲。他那时刚从金门服役退伍，已由晨钟出版社为他出版一本散文集《出发》，担任台大中文系的文学期刊《夏潮》的主编和外文系白先勇等创办的《现代文学》执行主编，对台湾文学创作、评论已经投入颇深。他回台北后写了一封信，谢谢我去听他的演讲。
机缘是连环的，那时柯庆明是屈万里先生的助教，诚恳热情的二十七岁，初入学术界的助教，与外表冷峻内心宽厚的屈主任，在中文系办公室日久产生了一种工作的信托，师徒之情，可以深浅交谈。在《昔往的辉光》散文集之中《谈笑有鸿儒》中，柯庆明写下这份情谊。
柯庆明对于文学，是个天生的“鼓舞者”。自从在中兴大学听他演讲，三十七年来，我与他无数次的谈话中心是书。教书、读书，三十年来西方文学理论的创新与冷却，围绕着台大和重庆南路书店的特色及其新书，可谈的事太多了。他很耐心地听你讲述心中的观念，然后兴高采烈地回应，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许多老、中、青三代的朋友，都记得他鼓励别人写书的热忱，包括林文月初期翻译《源氏物语》，以及我的散文写作。他使迟疑的人产生信心，使已动笔的人加快速度。而他自己，自从建国中学读指定课外书，读到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起，就大展思维疆界；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热血沸腾，感动落泪。以第一志愿考入台大中文系，从文艺青年到文学教授，岂止读了万卷书！书中天地，海阔天空，更增强他助人“精神脱困”的能力。小自行文，有时卡住一句，过不了门，转不了弯，他总是善于引经据典，引出一条通路来；大至人生困境，他常有比较客观的劝解，助人走出低潮深谷，找回一块阳光照耀的小天地。
柯庆明对我在“国立编译馆”要做的事很有兴趣，也深深了解其重要性，所以他以接续编辑《现代文学》的心情，提供许多帮助，助我建立了第一批台湾文学作品的书单，开始公正而不遗漏的选文作业。譬如他最早告诉我，司马中原早期作品如《黎明列车》等，由高雄大业出版社印行，已近绝版，我写信去才买到他们尚称齐全的存书。因他的协助，我们建立与作者的联络与认识通道。对于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改进和定编，他有更真挚的关怀。他深感民间普及教育的重要，愿意帮我说动屈先生领导这艰巨的工作。终于有一天，屈先生同意我到中文系办公室一谈。
在那次相当长的面谈中，我详谈旧版的缺点和民间舆论的批评与期望，这原也是王馆长和我在台中淳朴校园未曾深入了解的。现在，不仅是基于职责而编书，更是为民族文化的前途，为陶冶年轻世代的性灵，必须用超越政治的态度。当然，这样一套新书是与旧制为敌的，虽无关学术立场，但将来不免会为主持者引来一些政治立场的敌人。但是，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为了未来国民教育每年每册三十万本的教科书，是义不容辞的。我清晰地记得，屈先生坐在那间陈旧的办公室，深深地吸着他的烟斗，然后叹了口气，说：“好罢！我答应你！这下子我也等于跳进了苦海，上了贼船。”他语气中有一种不得不然的复杂情绪。我觉得其中有种一诺不悔的豪情和悲壮，从洁净超然的学术天地，走进政治、文化立场的是非之地，应是也经过许多内心交战的思量决定。
屈先生主持“国民中学国文教科用书编审委员会”，由台大、师大、政大各三至五位教授和几位中学老师组成。主编执笔者是台大中文系张亨教授、政大应裕康教授、师大戴琏璋教授，他们都是中文系普受肯定四十岁左右的年轻学者。
为了一年后即须使用正式部编本教科书，第一、二册必须编出定稿，在次年八月前出版。“国立编译馆”所有会议室，日日排满会程，有些委员会晚上也开会。国文科委员开会经常延长至黄昏后，当时还没有便当简餐，编译馆就请屈先生、执编小组和编审委员到隔壁侨光堂吃很晚的晚饭。屈先生有时主动邀往会宾楼，杯酒在手，长者妙语如珠。
一九七三年以后，数代的国民中学学生至少是读了真正的国文教科书，而不是政治的宣传品。想来屈先生未必悔此一诺，他当年付出的心力和时间是值得的。可惜屈先生逝世后的追思文章，甚少言及他在这方面的贡献。
三位主编初拟国文课本第一、二册目录之后，我们的编审委员会才算真正开始运作，屈先生掌舵的船才开始它的苦海之旅。在那政治氛围仍然幽暗的海上，他不仅要掌稳方向，注意礁岩，还要顾及全船的平稳航行。开会第一件事是由主编就所选二十课的文体比例及各课内容、教育价值加以说明，然后逐课投票，未过半数者，讨论后再投票。如我们预料，这个过程是对屈先生最大的挑战。有两位委员严词责问：为什么原来课本中培育学生国家民族思想的十课课文全不见了，现拟的目录中只有两篇，由二分之一变成十分之一，其他的都是些趣味多于教诲的文章。杨唤的新诗《夜》怎么能和古典诗并列？《西游记》的《美猴王》、沈复的《儿时记趣》和翻译的《火箭发射记》都没有教学生敦品励学……解释再解释，投票再投票，冗长的讨论、争辩、说服，几乎每次都令人精疲力竭。最后审订两册目录时，屈先生、三位主编和我的欣喜，只有附上新旧课本目录的对照表可以表达明白，新版实在有趣多了：
旧版大多选取含有政治历史节庆、民族英雄色彩的文章，即使选了一些白话文，也都偏属议论文；属文学性质者，篇数略少。新版只保留孙文《立志做大事》，并将旧版第二册蒋中正《我们的校训》挪移到第一课，其余古典现代小说、散文、诗歌，全是新增，此外，更选入翻译文章《人类的祖先》和《火箭发射记》，让国中生有人类文化史观与尖端科技的世界观。
想不到我当初万般委屈接下兼任教科书组，被屈先生称为苦海“贼船”的挑战，是我付出最多心力感情的工作，也是我在“国立编译馆”最有意义的工作成果之一。为达到改编的理想，恢复国文课本应有的尊严，让每一个正在成长学生的心灵得到陶冶与启发，在那个年代，我的工作是沉重的，不仅要步步稳妥，还需要各阶层的支持。
在当局高阶层，我们必须寻求一些保护。我曾以晚辈的身份，拿着新旧国文课本目录拜望早年教育部长陈立夫、黄季陆；也以学生身份去看望武汉大学第一任校长王世杰，希望他们在舆论风暴之前，能对我们的改革具有同理心，因为他们自己是文人从政，对文学教育和学术尊严也有理想。我尤其记得黄季陆先生，对我侃侃而谈民国以来国民教育的种种利弊得失，他很赞成政治退出语文教材，一谈竟是两小时，还说欢迎我以后再去谈谈我们编写的进展。可惜不久他即病逝，我未能再聆听教益。老国民党党员中有不少被历史定位为政治人物的文人，很希望在稳定社会中以书生报国之心从政，却生不逢辰，生在政争的中国。
在编审委员会中，我最需要资深委员的支持，当时代表编译馆最资深的编审者是洪为溥先生。我初到馆时，他对这个外文系的女子敢来作人文社会组主任颇感怀疑，甚至反感。经过几次恳谈后，对我渐渐转为支持。讨论第三册篇目时，我大力推荐黄春明的《鱼》。没想到首次投票，未能通过，我和屈先生商量：“下次开会，能不能让这个案子复活，再讨论一次?”屈先生说：“还讨论什么呢?投票也通不过。”我说：“我为它跑票。”我第一个去跑的就是反对最激烈的洪为溥先生。他的办公室和我的相隔一间，窗外都对着舟山路台大校墙外一棵高大丰茂的台湾栾树，太阳照在它黄花落后初结的一簇簇粉红色果子上，美丽中充满自信。他说：“这篇文章讲小孩子骑脚踏车，在山路上将买给爷爷的鱼掉了，回到家反反复复不断地喊，我真的买鱼回来了！相当无聊，怎么讲呢?”
我想起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本语文教学书，读到一位中学老师写她教初中课本选了莎士比亚《麦克白》( Macbeth)一段：
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
Creeps on its petty pace from day to day
To the last syllable of recorded time
明天，又明天，又明天。
一天又一天在这碎步中爬行，
直到注定时刻的最后一秒。
这位中学老师问学生：“为什么连用三次“明天’?”学生的回答形形色色，但是多半抓住一点：活得很长，会有许多明天。老师听完后说：“你们想着，那么多明天可以去骑马、打猎、钓鱼，麦克白因为今天和昨天做了太多恶事，所以他的许多“明天’是漫长难挨。”用一个简单的字，一再重复，它所创造的意境，老师大有可讲之处。就像《鱼》，小孩不断重复“我真的买鱼回来了”，也有令人玩味低回之处。
下一次开会时，屈先生果然将上次未通过的几课提出再讨论，洪先生突然站起来说：“我们的学生百分之八十在乡镇，对《鱼》中祖父和孙子之间的感情应是很熟悉，这样朴实的情景会让他们感到亲切。”第二次投票通过，我记得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
另一个重要的支持来自我们举办的几场全省老师试教大会，听到来自各地数百位代表的意见，几乎一致认为新编课文较易引起学生的兴趣，这给了我们选材更大的空间和面对批评的勇气。
在那个渐开放而尚未完全开放的社会，文化界笼罩着浓厚的政治气氛，“教育部”统编本的国文和历史课本往往是社会注意的焦点。我因缘际会，恰在漩涡中心，得以从不同角度看到各种文化波涛，甚至时有灭顶的危机。
到编译馆任职前，高中国文课本刚换主编。有人攻击高三下第六册国文最后一课选的是清代孔尚任《桃花扇》续四十出《余韵》：“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认为这段曲文分明是讽刺国民党。担任主编的师大周何教授是台湾第一批中国文学博士，他说：“我选的是清代戏剧，并不是我的作品。”攻击者说：“剧本那么多，你为什么偏要选这一课?”周教授差一点进了我们称之为“保安大饭店”的警备总部。
我刚组织国中国文编审委员会时，从不同的来源听到这件事，提醒我水中暗礁之多，听说原任馆长就是因此而退休的。我的处境，若非亲历，很难预测。一位资深馆员张杰人先生，曾在东北协会任职，看过童年多病又爱哭的我，知道我进馆工作，问我：“你来这种地方做什么?”后来我让他吃惊的是，在进入“那种地方”之前，我已然历经人生波涛，不再哭泣了。
第一个不能哭的经验，是国中国文一二册初拟篇目提交编审委员会讨论不久，馆长交给我一份“教育部”的公文，命我们答复林尹委员的信。他指责我们新编国文的方向堪忧，忽略了国家民族意识，选文有幼稚的新诗和翻译报道文章，不登大雅之堂等，馆长让我先去拜望林教授当面解释。我在约定时间到他家，进了客厅，他既不请我坐，也不寒暄，来势汹汹训斥新编篇目内容悖离教育方针。譬如杨唤的新诗《夜》，说月亮升起来像一枚银币，简直离谱，教小孩子看到月亮就想到钱；《西游记》哪段不好选，偏偏选猴子偷桃子；沈复《儿时记趣》有什么教育价值?我刚辩说了两句，他似乎更生气，说：“你们这是新人行新政了，我看连大陆的课本都比你们编得好！”说着说着，从内室拿出一本大陆的初中国文给我看。我不知为何突然福至心灵说：“那么请您把这本书借给我，我带去给执笔小组作个参考，说是您的建议。”他突然觉得，我这个外文系的女子，敢来接这件工作，想必不简单，如今他对我夸奖“共匪”的教科书，倒是有了麻烦，如果我认真，他就有可能进“保安大饭店”。于是他请我坐下，用现代警员温和的口气问我哪里人?跟什么人来台湾?结了婚没有?丈夫做什么?三个儿子读什么学校?然后问我，你父亲做什么?什么大名?我只好回答我父亲的名字和职业，谁知他竟说：“你怎么不早说！我和齐委员兄弟一样！”然后他向内室喊道：“倒一杯茶来，倒好茶！”
我原以为许多故事是虚构的戏谑，没想到在现实里确实真有。
二OO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国时报》有一篇报道，标题是“老教科书总复习，网路正发烧”，许多网友在网络上回味中学时代朗朗上口的文章，如朱自清《匆匆》：“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他们也记得《木兰诗》，尤其以白居易《慈乌夜啼》获得最热烈的讨论。
还有一篇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孤雁》也选入课本。沙洲上一只孤雁，为一对对交颈而眠的雁儿守更。芦丛后火光一闪一闪，孤雁立即引吭呼叫，睡梦中惊醒的雁儿发现无事，以为孤雁故意撒谎，如是两回。第三次，猎人拿着香炬矗立眼前，孤雁飞到空中，拼命地叫唤，疯狂地回旋，但酣睡的雁儿毫不理会。眼睁睁看着猎人伸出残酷的手，将一只只熟睡的雁儿放进了网罗。从此，孤雁多了起来。
二十余年之后，柯庆明《一篇序文，二十年岁月——齐邦媛老师在编译馆的日子》，提到他多年后阅台大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作文卷，题目是《影响我最深的一篇文章》，许多人写的竟然是《孤雁》，让他感动莫名。
屈指算来，当年读这套新编国文的读者，现在也已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许多人大约还记得阅读这些作品的喜悦吧！
住在丽水街三十多年，我把这第一版六册国中国文教科书和英文本《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两厚册，放在书架最尊贵的地方，抬头即见。国中国文的封面，是我去求台静农老师题写的。当时台老师竟然亲自穿过台大校园送到我办公室来，令我惊喜得连怎么谢都说不明白了。记得台老师说了一句勉励的话：“敢这么编国文课本，有骨气！”给我的支撑，胜过千言万语。
编书第二年，教师大会建议编译馆编一本书法辅助课本，屈先生和台老师都推荐庄严先生。庄伯伯一九二四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四八年押运故宫文物抵台，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馆馆长、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兼差时的恩师。那时庄伯伯大约七十多岁，为了写这本书很费精神。因为读者的艺术层次太低，书法背后的文化素养尚未培养起来，进不了他们曲水流觞、诗酒风流的境界，所以他迟迟不能交稿；教科书组的办事人员，按照程序，常常催稿。每周五下午，我在台大教“高级英文”课程，常常在文学院回廊遇见他老人家夹个布包去中文系上课，也会向他催稿。他常常说：“太累了！做不出哄孩子的事了，你赶快找别人吧！”下了课，他邀台老师和我去温州街一间日式房子开设的“老爷饭店”吃鸡腿简餐，要把稿约还给我。我跟两位老先生吃了三次鸡腿餐，后来终于把书稿“逼”出来了，虽然印出来只是薄薄一小本《中国书法》，每年发行量却是三十多万册，多年来受它指引的少年总有数百万人吧！
作者：齐邦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