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有着极其精妙的自我防卫机制——将引发痛苦事件存档封存，并建立条件反射，以便再遇到类似事件能提前做好准备，合理规避，免受侵害。
而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漫卷诗书喜欲狂”毕竟只是一瞬。
情感郁积于心，又困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教养。
诗歌就成了泄导人情、贮存情感的好容器。让人暂时出离尘世，远避世俗烦忧。得空喘息，以平复内心翻沸的波涛。
甚至能开辟出另一方天地。如陶渊明身在方亩田园间，心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这方自在天地不仅可供自身自在遨游，还可向有幸误入桃花源的后辈开放，成为一代代文人墨客的精神避难所。
苦难是可以磨折灵魂的。诗，则可以同造物般，赋予情感以形状来保卫灵魂。
能够触碰灵魂的深度话题决计不是轻松愉悦的。
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我们在轻松愉悦岁月静好之时会下意识的规避沉重的话题。
而引发情感剧烈震荡并诱发深度思考的契机往往是人生遭遇不如意状况时的反思复盘。而这样的反思又会随着倾诉欲凝结在诗文中，故“诗穷而后工”。
在诗歌高度繁荣的的古代，当理想主义撞上现实的高墙，“遇与不遇”有着绵亘千古哀转久绝的沉重回音。
一代代文人一面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圭臬，一面在书斋中，在名山大川中，在先贤的理想化构想中了解社会的模样并在脑海中构想自己的未来——或官至卿相，救民水火；或征战沙场，保家卫国；或实际些，封妻荫子，青史留名。
然而这一切构想在“家天下”的人治社会生态中是极难实现的，他们更多的精力往往要浪掷在如何在“家族集团型”的巨大利益体的内部矛盾中谨慎求得一线生机里。
决定他们去留的或是当权者的喜怒，或是几大利益团体博弈的结果，亦或仅仅是他们的出身……他们往往难以在政治斗法中独善其身，往往宦海沉浮，身世飘零。
这也就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贬谪文学。
他们在贬谪的经历中视野拓宽，从对自身遭际的哀戚转移到深入接触底层吏治后对时政及社会状况的深度思考中。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物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众生皆苦，然而在文化作为贵族垄断特权的时代，真正一穷二白的赤贫者往往没有能力以诗的形式描摹自己的情绪或悲慨自身的遭遇。
而此时，作为旁观者的诗人往往会触发深沉的共情，悲天悯人。从而引发对生命本体的思索，探寻人生命运的归处，探寻人与宇宙的联系——“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在时间的荒野中，人的喜怒哀惧是如此渺小。这种深度的探索思考，不断地向内叩问，向外求索，见天地，见众生。往往让诗人们对人生遭际更为豁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内心完善而自足，竖起一道保卫灵魂的高墙。
而今，在物欲横流的消费时代，互联网经济送来了个人发展解放浪潮。诗歌这种缓慢悠长的非功利性审美形式已无法适应当前的发展节奏，渐至末路。
可它仍然能在人们疲惫焦虑地逐利和自保的空隙，给人一个临时防空洞，提供些许精神滋养。
能如《无问西东》中提到的泰戈尔的诗一般，不放弃对生命的思索和对自我真实的追求。
“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