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烟中的大国兴衰：影响中国历史的20场重大战争
南方周末 今天
战争是个古老而现实的话题，人们对战争问题的探索从未停息过。
在中国古代，战争模式曾经有过一段时期是讲究礼仪的贵族式打法：春秋时期公元前638年，在宋楚泓之战中，在楚军没有完全渡过泓水，而宋军早已排好阵列、在兵力上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宋襄公不顾司马子鱼的进军建议，一直等到楚军完全渡河，宋军才发起进攻。最后宋军战败，宋襄公负伤。国人都责备宋襄公，问他为何拒绝司马的谏言，他回答说：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子鱼论战》）
意即：君子不再杀伤已经受伤的敌人，不俘虏头发斑白的老人。古代用兵的道理，不凭借险隘的地形阻击敌人。我即便打了败仗成了亡国之君，（也）不攻击没有排成阵势的敌人。
宋襄公像，引自清嘉庆元年版《绣像春秋列国·新增西周演义》。
而到了战国，随着参战方和战争规模的增加，战争模式变得更加复杂惨烈，贵族式战争被以杀伤对方有生力量的残酷歼灭战所取代，战争演变成了只要能取得胜利，任何行为都不受限制。
就像哲学家罗素所说的：战争无法裁定哪一方是正确的，只能确定哪一方幸存了下来。
在古代中国，面对来自周边的军事竞争压力，为了成为后者，中原王朝往往或主动或被动地催生了一波又一波军事革新。伴随着战争，是王权易主朝代更迭。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自赵武灵王时期开始到康熙王朝，在这历经两千年、二十多个朝代的时间里，在从未停止过的军事压力下，特别是分裂时间不短于统一时间的军事竞争之下，古代中国的军事科技与战术革新一路高歌猛进：
为了对抗机动灵活的北方胡族骑兵，赵武灵王抛弃了统治中国战争史上千年的笨重战车，进行了“胡服骑射”改革，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独立作战的骑兵军团，这也让赵武灵王成为了中国骑兵之父。
“胡服”类似于西北戎狄的衣短袖窄的服装。图为东汉石刻《胡汉交战图》，原件藏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
但在长平之战中，赵国骑兵暴露了前马镫时代骑兵的最大弱点，即只适合侦查、骚扰、追击败退敌军和破袭粮道这些非核心任务，无法在大规模战争中正面对抗步兵军阵，从而在长平之战中“隐身”。
当作为赵军最大军事强点的骑兵无法有效发挥作用，反而进入了最能彰显秦军纪律性和兵力优势的步兵军团战斗模式，赵国在长平之战中的失败也就不言而喻了
长平之战遗址永禄1号尸骨坑局部照片。引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6年发布的该遗址《发掘简报》。
长平之战时，也正处于钢铁兵器与青铜兵器的激荡更迭时代，相对而言，赵军的铁制兵器普及度要高于秦军，但发展尚不成熟的的钢铁兵器在战场上，对发展完备的青铜兵器并未取得明显优势，因此也不足以成为改写长平之战的变量。
在彭城之战中，为了对抗刘邦近60万大军的压倒性兵力优势，项羽亲率3万骑兵突袭彭城，以快制多，最大限度的发挥了骑兵的长途奔袭能力与机动性优势，创造了骑兵第一次大规模歼灭步兵集团的中国战史记录。
彭城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为了对抗楚军的骑兵优势，刘邦战后痛定思痛，以原秦军骑兵为班底组建汉军骑兵，以骑制骑，在垓下之战中穷追不舍，逼得项羽乌江自刎的就是这支汉军骑兵。
在汉武帝时代，为了对抗匈奴的骑兵优势，汉武帝也采取了“以骑制骑”的大战略，在“文景之治”积累的雄厚国力支撑下，倾全力发展马政，很快具备了一次性数万骑兵甚至十万骑兵出塞的能力。
即使有了马和骑兵，汉军仍然面临骑射能力远不如匈奴骑兵的压力。为了对抗骑兵的骑射优势，卫青和霍去病率先在汉军中发起了“骑兵战术革新”，不与匈奴人较量他们擅长的远距离骑射，将中原步兵擅长的正面冲击战术移植到骑兵身上。
卫青（？-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在位时官至大司马大将军，封长平侯。
尽管依靠骑兵战术革新，汉军骑兵将匈奴骑兵一路从漠南打到漠北，但战争中损失的大量战马很快又让汉帝国重新面临缺马的威胁，到了汉武帝后期，缺马的现实成了李陵5000步兵出塞的时代注脚，李陵虽兵败被俘，但这支精英步兵在绝对兵力劣势下的顽强表现，却显示了汉军“以步制骑”能力的提升。
在匈奴骑兵的压力下，制弩技术在汉武帝时代发生了一次技术革新，与秦弩相比，无论在射程、强度还是在射击精度上都有着很大的提升，这也可以视作西汉军工业对匈奴骑射优势的一种极有针对性的回应。在李陵军的最后时光里，弩成为了他们最后的倔强，五十万支箭射尽之后，李陵军方才溃败。
在三国时代，为了在北伐时应对曹军的骑兵优势，特别是曹军的精锐骑兵部队“虎豹骑”，诸葛亮发明了“诸葛连弩”，号称“一弩十矢俱发”，曹军大将张郃就有可能死于“诸葛连弩”。
为了解决北伐时的后勤运输问题，诸葛亮还发明了“木牛流马”，如果撇去那些怪力乱神的包装，简单说就是木牛为车，流马为舟，系统性升级了蜀汉的后勤运输体系。
战国弩与汉弩的基本形态，引自《物理与机械志》（戴念祖，1998年）。
在两晋南北朝时代，作为骑兵历史上最重要技术革新的马镫率先在中国出现，给了骑兵更大的平衡性，在高速冲击中更不易从马背上跌落。有论者称，这也是中原王朝在北方游牧民族骑兵优势压力下的一种“回应式”创新，马镫可以减少中原骑兵掌握骑射技术的训练时间，大大加快中原王朝编练骑兵军团的效率。
但如同所有的军事技术一样，马镫的发明是基于中原王朝的利益考量，但一旦发明出来，谁也不能控制它的流向与应用场景。马镫的出现让中国骑兵正式进入了重骑兵时代，“甲骑具装”成为了北朝骑兵最鲜明的特点，这也让骑兵第一次具备了在正面决战中突破步兵密集结阵的能力。
“甲骑具装”，指全副武装的骑兵部队，人和马匹都披铠甲。上图为马铠，引自《中国古兵器大全》。
但在淝水之战中，前秦骑兵并未成功扭转前秦的数十万大军溃败，反而成就了北府兵“以步制骑”的神话；在刘裕北伐的时代，2000北府兵凭借其首创的“却月阵”大败3万北魏重骑兵，号称在战国后就被淘汰的战车在重骑兵大行于世的时代压力下得到某种“复兴”，成为了步兵军团防御骑兵冲击最好的屏障。
刘裕“却月阵”示意图，引自《中国军事史》第二卷。
到了唐开国时代，为了回应突厥轻骑兵的机动性优势，李渊启动了骑兵革新，告别了北朝以来盛行的重骑兵风潮，建立了一支以突厥为师的轻骑兵。
正是凭借这支“突厥化”的轻骑兵，唐军成功扫平了中原群雄，而后在李世民登基之后，唐军轻骑兵又以闪电战的速度消灭了东突厥，成为了东亚的新霸主，大唐帝国兴盛于轻骑兵的马背上。
而在盛唐时代，随着边境战事的扩大，为了缓解战马不足的状况，唐军不得不重新继承“以步制骑”的中原军队传统，将李靖发明的新式武器陌刀与陌刀战术发扬光大，李嗣业和他的陌刀军，以其“人马俱碎”的巨大威力，威震安西，成为了那个时代游牧骑兵的终极噩梦。
左，唐代士兵使用的陌刀；右，北宋李公麟《免胄图》中郭子仪所持两刃长柄刀，或与陌刀形制相近。引自《中国军事史》第一卷。
在北宋，为了对抗辽国的骑兵优势，宋军逐渐发展出了“弹性防御”战术。到了宋神宗时代，为了对付西夏骑兵，宋朝军工业连续贡献了两大军备技术革新，发明了斩马刀和神臂弓这两个神兵利器。
神臂弓，又称神臂弩，北宋神宗时发明，弓身长三尺三，弦长二尺五。图引自《中国古兵器大全》。
到了靖康时代，金军凭借他们的骑兵、特别是重骑兵优势，成就了“女真满万不能敌”的战争神话，为了应对这一压力，岳飞一方面“以骑制骑”，建立了以岳云为核心的岳家军骑兵；
另一方面又在“以步制骑”的战法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在郾城大战中以砍马腿战术大破金军最精锐的超重装骑兵——“铁浮屠”。
到了蒙古崛起的时代，蒙古人将骑兵的机动性发挥到了人类骑兵史上的极致，凭借无与伦比的机动性，蒙古骑兵也成为了马镫时代骑兵战术的集大成者，将骑射战术和正面冲击战术结合得无懈可击。
在蒙古骑兵的绝对优势之下，原本以骑兵起家的金军眼见在野战中无力对抗蒙古人，便开始在防御上下功夫，将新生的火器引入守城战，在1232年3月的开封之战中，金军使用了当时威力最大的投掷火器——震天雷。
震天雷，身粗口小内盛火药，外壳包裹以生铁，上安引信，使用时根据目标远近，决定引线的长短。图引自《中国古兵器大全》。
在蒙古灭宋的最关键战役——襄阳之战中，为了对付宋军的坚城，蒙古军中的伊斯兰兵器专家建造了中国历史上威力最大的投石机——“回回炮”，据说抛射的巨石重达150公斤，轰开了樊城，逼得襄阳也开城投降。
回回炮，也叫“襄阳炮”，是一种加了杠杆配重原理的抛石机。图引自《中国古兵二十讲》。
在明初，明成祖为了彻底解决蒙古问题，发动了五次亲征漠北。为了对抗蒙古骑兵，朱棣承继了朱元璋时代的火器大飞跃，进一步完善了火铳技术水平，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用火器的部队——神机营，明军从一支纯冷兵器军队迈向冷热兵器混用时代，这可以看作中国战争史上的第一次火器革命。
明初的火铳代表了当时世界火器技术的最高水平。但在此后，欧洲在列国竞争的背景下，火器的研发制造进入了快车道，逐步超越了相对停滞的明朝。
图引自《中国古兵二十讲》。
到了嘉靖时代，蒙古人自土木堡时代以来又一次走向统一和强盛，给明军北方边防施加了极大压力。为了对抗蒙古骑兵，明朝在嘉靖初年开始了对葡萄牙佛朗机的仿制工作，稍晚又引入了火绳枪，希望能够借助这些比国产火铳更先进的欧洲火器挫败蒙古骑兵的进犯。
在“第一次西炮东传”中，戚继光成为了当时中国军界中最积极的应用者，戚家军成为了明军中装备西式火器最多的军队，甚至作为中国版火绳枪的“鸟铳”也很可能得自戚继光的灵感。
边患越严重，明军对新式火器越保持学习的开放性。到了万历末年，随着满洲八旗的崛起，明军在辽东的边防压力与日俱增，徐光启等一批明朝士大夫主动派人赴澳门采购更新一代的火炮——红夷大炮，之后还开始了规模浩大的仿制工作，是为“第二次西炮东传”。
在1626年的宁远之战中，袁崇焕首次携红夷大炮亮相便力挫努尔哈赤亲率的后金大军，取得了双方开战八年以来的首次大胜，有史料称，宁远之战中的红夷大炮“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
但红夷大炮救得了宁远城，却救不了大明朝，这就好比二战末期的喷气式飞机和V2火箭也没救得了纳粹德国的大败局。
红夷炮，引自《中国古兵器大全》。
红夷大炮的横空出世警醒了以皇太极为代表的八旗精英们，后金很快开始了对红夷大炮的仿制，为避“夷”字之讳，改称“红衣大炮”。
在明朝降军降将的帮助下，清军的火器实力很快就后来居上，在东亚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炮对战——松锦之战中，彻底压制了明军的炮兵，入关后红衣大炮更成为了关内各大坚城的噩梦。
在康熙时代，中国火器抵达了最后的巅峰时刻。在东北，清军的大炮遭遇了俄国人堡垒战术的挑战，在红衣大炮的基础上，清朝研发出了如“神威无敌大将军炮”这样的攻城炮。
康熙年间造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引自潘吉星《中国火药史（下）》。
俄罗斯凭借西式造城法，将雅克萨城打造为一座具有欧洲棱堡色彩的坚城，大大降低了清军大炮的破坏力，从而只能围而不攻。
在西北，清军的大炮遭遇了噶尔丹配备轻火器的骑兵军团。清准战争几乎完全以野战为主，清军的重型火炮不仅缺乏机动性，更不利于远征。初战不利后，康熙开始为清军大量配备的如子母炮等各种适应远征的轻型火炮。
子母炮图。引自《中国古代兵器图集》。
如果说清初的强敌环伺，成就了皇太极至康熙朝的火器发展，那么，正是从康熙平定噶尔丹开始，清帝国周边再无可危及其政权生存的强力竞争对手，没有敌人可以强大到倒逼清军军事创新，清军纵然不胜，也没有动力走出舒适区。中国火器发展在此之后彻底走向停滞, 甚至有所倒退，鸦片战争时清军使用的火炮在作战效能上甚至有可能还不如康熙时代。
后面的事情，我们就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