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故土与故人

一、
土生土长的上一辈人相较于新世纪前后出生的年轻人而言，总是对自己脚下的这一方水土有着更深厚的热爱，从我父亲在新年伊始对家乡山水的探知欲望中我又一次确认了这个结论。2017年的新年假期里，在父亲的要求下，我不得不以陪同者的姿态与父母一同登上了一座小有名气的小山。这个小山本身其实并不具有什么名气，从至今我们都不知道其准确的称呼这一点上便可看出端倪。相比于这座小山本身的无名地位而言，围绕其所广泛流传的那个故事，却使当地的人们总也不会忘记它的存在。

那是一个广泛流传于家乡林县的故事，记得在我小的时候，还曾经在县城的剧院里看过以其为原型编排的豫剧，名字也许叫做《望京楼》，也可能是《吃驸马》，那时年幼的我顾不得这些，只觉得剧院里人头攒动，舞台上传来的音效声覆盖了大多数人们的话音，台下能听到的仅剩下了嘈杂。现今只记得在这出戏的结尾，一众演员伴着熟悉的弦乐腔调，登上了纸板绘出的小山上，向着远处不断地眺望。记得按照剧里的故事，他们在望向京城。

故事本身很有戏剧性：元朝末年，一个山村的杨氏青年挑着两石花椒进京做买卖，在京城的饭馆里吃力惊人，恰被同在饭馆的宫里权贵看中，认为其能吃能喝、身体健壮且心地老实，是个做驸马的好材料，于是其在经过了重重阻挠后，最终成功迎娶了公主，并将其带回了家乡。后公主实在是思念老家京城，新的驸马爷便在家乡的高山上建了一栋高楼，名曰“望京楼”，公主在楼上望见了自己的家乡京城，便止住了不安的心。这座小山便是我陪同父母登的那座小山，而这座小山，位于太行山南方余脉的中腹地区，也就是我的家乡林州西边太行山的另一侧。

太行山脉究竟有多延绵，我从不得而知。即使自己的家乡林州便在太行山的东侧，从家里的阳台上便能穿过绵薄的雾霭，依稀辨认出太行山余脉的山土景象。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的确可以认为：“自己外在形象中总是有着摆脱不了的土气是有地域方面的原因的”，但是这方地域水土的贫瘠却造就了这里人们普遍拥有的坚韧品格，即使也曾怨天尤人，却也从没停止过积极地“苟且”，发奋地“偷生”。

这座小山位于林州所属尖庄村的西边，两者间隔着一条几近枯竭的露水河。和林州相比位于太行山的里侧，恰好夹在太行山脉的层峦之中，据说再往西翻过几座山便是山西省的境地了。由于尖庄和县城之间隔着一座相当绵延的大山，因此若想从县城驱车前往，则需要经过较远距离的跋涉，所以称这里为极标准的山村毫无疑义。而也就是这里，作为广泛流传的一则民间故事流源地，每年春节期间，我总要在初三这天随父亲在尖庄眺望着拜会一次。

尖庄有我们家的亲戚，每年初三我都要随父亲驱车前往。而今年，父亲决定探望亲友之余，登上那座仅停留在故事中的望京楼。

二、
相信许多六十年代在贫穷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青年时期的人生经历总有着不断向子女重复倾诉的欲望，一方面是为了自我缅怀曾经艰难走过的青春岁月，另一方面是迫切希望告诉子女们自己在艰难的青春旅途中所获得的实际感受与经验。我的父亲便是这样一个人，记得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地处偏僻的山村时，他就向我详细地介绍过村子西边那座山上关于望京楼的故事。他总是一边开车一边伸出右手：“看到山顶的那面墙了没？那就是望京楼的残骸！”每次在尚未到达尖庄的路上，父亲便会指着那座山向我重复这句话，期间的神情每次都像是第一次介绍一样，热诚不减。也正是因此，关于那面墙和那座山，以及附着于此的乡间山土人情与礼俗，早早地就在心里被父亲的反复介绍所填充，形成了理解的定式，以至于多年以来，我也已经习惯了沿着那堵山顶的石墙去思考关于那座山和山脚下的一切。

小山本身并不高，但如土地般的黄色山体和枯感十足的零星杂草荆木，却极有家乡的地方特色。初三午饭过后，在父亲的鼓动下，亲友们一行十数人一同开始了登山的旅程。小山并不算高，家乡的小报上曾说这里海拔超过1600米，但从入眼睑的高度上看并不明显，所以也不知真假。而小山的上山道对于熟悉地方事物的人来说，看一眼便可双目对视，从而会心一笑：家乡许多沿山具有一定旅游价值的地方都被那些走南闯北发家致富了的当地有钱人圈地开发，而他们所瞄准的目标人群大多数是本地及周边地区的人们。于是这几年小小的林县周边从小型飞机场到越野赛道，薰衣草农场到度假山庄，乍一看什么都有，但真正能和小城契合且不显得突兀的，依旧只有傍山而开的那些农家乐类型的小餐馆而已。此外随着经济大环境的整体下滑，这些项目真正能够落成且赚钱的似乎只有半余，而此处已经开辟出了的宽阔路面足够平整，但没有灌浇沥青或水泥，依旧是土路。由此可见这也是一个未完工便被弃之不顾了的项目。虽然工程停顿了，但是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对于附近村庄的人们而言，这未完工的旅游开发项目会是一个优秀的谈资。

许多事情总是以极吊诡般琢磨不透的口耳相传最终变得面目全非，而关于望京楼的故事便是如此。当我们一行人仅用一个多小时便登上了山顶时，对三面高墙围起来的整个山顶产生了一定的疑惑。大家想象不到为何这里的墙要有近一米厚，此外除了内墙还有外墙，而进出的大门只有一个，且恰位于悬崖之间，有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此外在东北墙角还有一扇后门，目前已经坍塌，只剩下了一个缺口，顺着塌陷的缺口向外望去，便是悬崖峭壁，但若仔细观察还能看到墙脚下还有一条小道。对此无论大家如何分析，最终都觉得这是一个用来逃跑的后门。面对这样的景象，父亲忍不住拨打了一位熟悉地方事物的朋友的电话，在电话里确认了这山顶并非什么望京楼的残骸，而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山寨。

望京楼不在山顶，在山脚下的阳耳庄。下山后托当地亲友的福，相识的一位参与了杨家驸马史苑工程的老人带领我们详细的了解了关于阳耳庄和杨姓驸马及其后人的过往历史。

元至正丁酉年，林县各地兵荒马乱，阳耳庄人杨亨带领万余乡民于鸡冠山建起城寨曰鸡冠寨，其利用此处为大本营，平定一方匪患。消息传到朝廷后，元顺帝敕封杨亨“敦武校尉”、“彰德路同知林州事”。按正常的逻辑，杨氏自此发家。此后时隔十一年，杨亨的后人杨景加入朱元璋义军，最终定居河北固安县大辛庄。至此又间隔了数辈人，固安县的杨氏族人中一位名叫杨春元的十四岁少年决定前往京城，参加一个重大的皇室选拔。
为防止外戚干政、巩固皇权，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开始，便禁止公主下嫁勋臣，而是从平民、军人或低级官吏中招婿。但直到英宗为止，皇家公主下嫁勋臣的禁例才基本获得执行。杨春元十四岁时，神宗为自己的大女儿荣昌公主招婿，举行了海选。经历了多轮的淘汰后，平民子弟的杨春元最终成为了神宗亲选的准驸马。后在顺利通过了关于经典和礼仪的学习与考核后，其终于正式迎娶荣昌公主，成为乘龙快婿。

三、
在中国的每一块地域上，都充满着地方上的学问。比如说，如果没有参观驸马史苑的话，我便不能从当年的碑文中得知自元朝末年伊始，林州这一称谓便已有之；若没有亲自登上传说中的那座望京楼的话，我对杨驸马的了解将依旧只停留在故事中，无法与现实交织、对照。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对真实的人文景观充满热爱的小城青年，当我看到鸡冠寨的寨墙内摆放了一摞现代制的红砖时，无论是城寨还是望京楼，那商业的残段獠牙总是能不断提醒着我，即使商业性的开发已因种种原因停滞，但这里已然可以称之为是经过了现代性洗礼的遗迹。无论这里的一切曾经是如何的真实，虚假的内容早已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我们的理解。这让我想到了福州的三坊七巷。在大学期间我曾满怀期待的前往那个在想象中充满民国风情的地域，但域内最中心的那家屈臣氏给了我内心一记重拳，不到两天后我便只能落荒而逃。

此外不可否认，若不是如我父亲般对地方山水、人文充满热枕的人存在的话，无论是望京楼的民间故事还是曾经的一段地方史话都会被人们抛之脑后，成为故纸堆中的寥寥几笔。或者说，在这片不高的山地间，那面孤墙在众人眼里将与荒野无差，只是颇有异象感罢了。这让我想到了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曾说的：荒野中没有英语或德语，没有文学与交谈，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制也没有君主专制。当然的，荒野里也不会有道德、公平、怜悯或其他。但生而为人的乐趣依旧在于将智识上的情感添附于景观中，从而获得本质上依旧是自我赋予的愉悦。在通常的理解中，人们总会认为虽然还有如我父亲般拥有地方人文情怀的人存在，但随着时代大潮下村落的不断缩减、凋敝，以及年轻人的不断离开，似乎那些纯粹的乡间文化与生活方式正在被人们摒弃。但实际上，通过对驸马史苑的了解我发现，由于中国文化根源上的祖先崇拜依旧突出，在寻根问祖的愿望下，人们竟艰难的将地方上的旧事物重新拾起，以家族的形式不断向后代传承。

同时，这次的登山之旅又一次使我认识到，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其实是在不断地加深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热爱。在过去的几年里，我逐渐感受到作为成长于山城的孩子，青少年时所接触到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对我的影响是多么的持久。这也源于近年来，当我向城市里成长起来的朋友讲到山村小城里的那些风景和人们的生活时，大家本能的将许多事情的原因简单的归结为村里人的短视与无知，而我虽无力在城镇化的今天反驳什么，却也依旧固执的保有一份理解。现实的情况是，那些旧有的乡土逻辑、秩序存在的根基早已经随着农村打工潮的出现而逐渐被改变、抛弃：一边是残破的乡村，另一边是不完整的乡村现代生活状况。这也就是为何在我阅读《中国在梁庄》时，对作者梁鸿的感官感受充满认同的原因。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对所谓的“客观性”充满警惕，她总是在努力避免模仿鲁迅那样以某种西方式的思维定式去理解正在瓦解的乡村和乡村文化，将中国的乡村阐释为古老、神秘而怪异的封闭社会。而我却从没有这样的体验和想法，我依旧从亲友、不再熟识的街坊那里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基本的美好品质，并坚信这会继续保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