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深
我们知道，1587年申时行在京察中放宽尺度，来调和文官集团的阴与阳。而有一些自命为体现正气的年少新进，坚持“四书”中所教导的伦理观念，对申时行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但对于“四书”中的原则，有的人仅仅视为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有些人却一丝不苟，身体力行，这使得在北京的两千多名文官中间，存在着对伦理道德和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互相顾忌而又互相蔑视。
所以，在立储问题还没有对京官形成普遍压力的时候，他们的内部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了。
此外，在这表面风平浪静的1587年，很多文官已经预感到如果皇储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后果将十分严重。
再来说说这场立储问题。
1590年初，皇长子常洛已足岁七岁半，但按中国传统的计算方法,他已经九岁。这时他还没有出阁讲学，给很多廷臣造成了不安，担心他长大以后不能和文官作正常的交往。但是出阁讲学，他又必须具有太子的名义,否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因此，文官集团向皇帝施压。
于是皇帝宣布，他无意于废长立幼，但是他不能接受臣下的要挟。他说,如果一年之内廷臣不再以立储一事打扰他，他可以在1592年立常洛为太子。如果再有人以此纠缠，立储就要延后。
1591年春天，万历打算授予申时行以太师,这是文官的最高职衔,即使是张居正,也只是在临死前才得到了这样的荣誉。申时行坚决辞谢,万历又提议赐给申时行以伯爵的俸禄,这也是没有前例的，申时行再次拒绝。但是这样特殊的宠信已使他人因羡生妒。
1591年10月，工部的一位官员因为皇帝允诺的册立太子的期限在即,立储大典的各项开销理应由他负责筹备,他就编造预算,呈请皇帝批准。但万历以这工部官员借编造预算为名而行催促之实为由，欲延后立储。
这令群臣深感忧虑，便联名上书奏请圣上，希望他能履行1592年春天立皇长子为太子的诺言。此时，申时行在病中，这联名呈请由二辅许国执笔，但这份奏章仍然由申时行领衔。万历阅后，龙颜大怒，申时行知道后，写了一份揭帖，告知皇上，此事他事先并不知道。一般来说，大学士的揭帖系秘密文书，经过御览以后向例是退回本人而不公布的。但是这一揭帖偏偏为许国所截获,他送交给事中办公室抄录公布。文官集团均已知晓申时行对其的背叛，加之万历先前的荣宠，申时行很快就遭到了群臣的弹劾，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只能请辞。
而许国故意公开申时行的秘密揭帖，说明了他的秉性并非忠厚，这种人自也不应在御前担任要职。由此，许国也被参劾,皇帝批准他“回籍调养”。
至此，立储一事已令两位大学士离职。
由于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万历出于报复的心态，便以皇帝的身份向官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不参加各式法定的礼仪；臣僚呈递的抗议奏章，他不加答辩，扣留在宫中，因为只要他写上朱批就要传抄公布；文官提出辞呈，他既不挽留也不准许离职。到他临朝的后期,一个文官自动离职就意味着一个名位已被废革,因为不再有人补缺。但他的消极怠工是有选择性的，对于其他奏章他照常批阅，这就是他所谓的“无为而治吧”
就这样，双方僵持十年之久。
最终，皇帝屈服了，但他的屈服是带着仇恨的。皇长子被封为太子，皇三子被封为福王到河南之国。在御宇48年之后，万历皇帝平静地离开了人间。他所宠爱的贵妃郑氏比他多活了十年。由于她被认定是国家的妖孽，这十年，她住在紫禁城里一座寂寞的冷宫中，和她的爱子福王永远分离。
在处理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犯了很多错误。
他的第一步是册封郑氏为皇贵妃，位于皇后之下而在其他妃嫔之上。子以母贵,常洵超越常洛而立为皇储,就可以顺理成章。但万历本人找不到充分的理由以公开自己的意图，他只能找出种种借口来拖延。这种种借口既表明了他缺乏信用，也暴露了他没有气魄，因而官员们的抗议也决不会就此偃旗息鼓。
皇帝如果一定要废长立幼，他并不是找不到理论上的依据。
第一， 常洛并不天生即具有继承大统的权利，他的几个弟弟也同样没有这种权利。因为皇帝的儿子在被册封以前统统没有名义，否则就用不着特别举行封太子或封王的典礼了。
第二， 立长而不立幼，只是传统的习惯而不是强制性的法规，这在永乐登极之后更为明显。他以太祖洪武皇帝第四子的身分，用“清君侧”的名义，从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夺得了皇位而根本不考虑他的二哥和三哥两房的优先继承权。
第三， 根据太祖洪武皇帝的规定，嫡子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的地位决定于其母亲的地位，而出生年月乃属次要。
第四， 如果万历非立常洵不可，他还可以废去孝端皇后而立郑氏，使常洵成为名正言顺的嫡子。
为什么万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强硬的立场？
第一个因素，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万历要弃长立幼的企图，纵使在法律上有可以左右迁就之处，但在坚持传统观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却早已不直于纲常伦理。在这样强大的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之下，他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发表违心之论，否认他有弃长立幼的企图。
第二个因素，在万历登极以后，虽然坐在他祖先坐过的宝座之上，但他的职责和权限已经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开国之君主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
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受制于廷臣。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而他的消极怠工使帝国陷于深渊。现在危机已如此严重，不论皇位的继承问题如何解决，文官集团失去的平衡已经难于恢复。
当初他对于臣僚的腐化感到忧虑，自己草拟手诏，禁止官员之间互相馈赠礼物。他对于各种典礼也颇为注重，早朝的官员缺席过多，他会提出质问；掌礼官的动作有欠娴雅，他会表示不快。其后他的懒名一著，臣僚们就谁也记不起他当初的励精图治。
他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亦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