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0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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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学术与政治》

试观教皇党的章程（ Statuto della parte Guelfa ），我们会联想到的是，布尔什维克党及其苏维埃：贵族——原先这是指所有以骑士为业并因此有采邑资格的家族——的财产被充公；他们不得任官职，亦无投票权；章程规定了超地区性的党委员会、严密的军事性组织、对打小报告的人加以馈赏。这使我们想起布尔什维克党的经过严格过滤的军事以及（特别是在俄国）秘密警察组织，对“资产阶级”——也就是企业家、商人、以租金及利息为所得的人、僧侣、王室后代、警探——的解除武装、剥夺政治权利以及财产充公政策。

国会议员所关心的，是地区之间在选举时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全国广泛阶层承认的一个统一的纲领以及在全国一致进行的宣传活动所能形成的冲击力。在这种关心的推动下，政党的组织遂逐渐紧密和强化。

地方党组织，仍然完全是由“有名望”的人领导；而他们之所以担任这种工作，为的是他们原本便享有的名望。这些人，是所谓的“望族”；他们虽然在国会之外，但他们可以和那些适巧在国会中有席位的望族阶层一起施展影响力。不过，党所编辑的党通讯，已经对新闻界和地方集会提供愈来愈多的思想性影响。

现在，已经组织起来了的党员集会选择候选人，并送代表去参加上一级的党会议。这样一级一级的会议可能有好几层，直到全国党代表大会。自然，权力事实上是在那些在组织中持续地工作的人手中，或者是组织的运作在金钱方面或人事方面必须依赖的那些人手里。

在十八世纪，国会议员的选举依循传统，已无法照顾到人口分布和阶级结构随着工业革命而产生的巨大变化。一些选区早已荒废无人迹，但仍有代表它们的国会议员；这类选区的国会席位，实际上是由国王和大地主贵族所控制。十八世纪末叶，中产阶级及新兴都市（如伯明翰、曼彻斯特）开始推动选举改革。改革的运动虽曾一度因法国大革命造成的反动浪潮而暂时消匿，但十九世纪初开始，要求改革的力量日益强大，终于在 1832 年由自由党政府通过改革法案。从此，选区的设置较能配合人口的分布，又放宽选举权，使得有权投票的人数增加约百分之五十。但直到第三次改革法案通过，英国成年男子中仍只有百分之四十有投票权。

在英国，连这种姿态都没有必要。国会议员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投票和不要做出背叛党的事情来。国会党部书记长要他到场的时候，他一定要在议场出现；内阁或者反对党领袖有指示时，他必须依令行事。当一个强人式的领袖存在时，全国的党务会机器都绝对控制在他手中；这些机器本身，几乎完全没有意见可言。这样一来，凌驾于国会头上的，是实质上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专政者。他利用党机器把群众召集起来跟从他；对他来说，国会议员仅是追随他的政治俸禄者罢了。

因为英国国会里非常发达的委员会制度的缘故，任何有意进入领导阶层的政治家，都能够而且必须参与委员会的工作。近几十年来所有重要的阁员，在背景上都有这一段真实而有效的工作训练。这套从提出委员会报告到公开检讨其中建议的实际作业，保证了这段历练有其选才的实际效果，把那些除了做动人演说外别无所长的人淘汰掉。

挟三十万到四十万个这种除了有功于党之外，本身再无其他资格的党人——这种事态当然不可能不造成严重的弊害。举世无匹的腐败和浪费，只有这样一个在经济机会上尚没有受到限制的国家才能承受得起。

素人政府已不管用，公务员改革法案设立了数目愈来愈多的终身且有年金的职位。经过这场改革，受过大学教育而清廉、能干均不逊于我们的公务员的官吏，取得了职位。就现在而言，有大约十万个职位，已经不复是选举后的分赃对象。这些职位现在都提供年金，同时凭资格取人。

官僚层的重要地位造成的后果，是专业官吏不仅担任事务官职，甚至还要担任部长。

英国保守党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正式建党之前，其前身团体被称为 Tories 。这个称呼起源于十七世纪，当时主张迎立约克公爵詹姆斯为英王的一派，被称为托利派，因他为天主教徒而反对者则被称为辉格派。到今天，“托利”仍然是保守党的俗名。

即使没有人真的说出来，新闻记者和党工的耳朵里，不幸总是回响着“受雇文人”和“受雇说客”这类字眼。一个人，如果在心理上对此没有坚强的防御，无法给自己找到正确的答案，最好远离这种生涯。因为不管怎么说，除了必须抵抗强大的诱惑之外，这种生涯也会带来不时的失望。

对一位衷心接受心志伦理的工团主义（ syndicalism ）分子，你可以提出一套十分服人的说法，指出他的行动在后果上，将使得反动的可能大为增加、他的阶级会受到更强的压迫、这个阶级的上升会遭到更多的阻碍，但这些对他不会有任何作用。

路德（ Martin Luther ）把战争的道德责任从个人的肩上卸下，转移到政府身上；除了和信仰有关的问题之外，个人在任何问题上对政府服从，都不致有罪。至于加尔文教派，在原则上便认定，武力乃是捍卫信仰的手段；所以，在伊斯兰教生活中一开始便是一个重要因素的宗教战争，在加尔文教派中也得到了许可。

任何人想要用武力，在世界上建立绝对的正义，就需要为此有跟从者——由人所构成的“机构”（ Apparat ）。对这些跟从者，他一定要能描绘出必然可得的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报偿的远景——不论这报偿是在天上或在人间；非如此，这个机构就不会运作起来。先说精神性的报偿：在近代阶级斗争的情况下，仇恨及报复的欲望，特别是愤懑之感、貌似道德性的一种自命与正义同在的道德优越感的需要以及因此而起的对敌人加以诬蔑和侮辱的需要，若得到满足，便构成了精神方面的报偿。物质方面的报偿，则是冒险、胜利、战利品、权力和俸禄的获得。领袖的成功，完全有赖于他创造出来的这个机构的运作。

他能达成什么，是由他的跟从者的行动的动机来决定的；而从道德的观点来说，这些动机绝大部分都很庸俗。跟从者中间，至少有一部分人（在实际上这恐怕永远不会是多数人），确实对领袖本人及他的理想有真诚的信仰，领袖才能对跟从者有所控制。但首先，这种信仰（即使出于衷心），在事实上往往只是让报复、权力、利益和俸禄等欲望得到道德上“正当性”的工具：让我们在这一点上不要自欺，因为唯物的历史解释，同样不是一部随招即来的出租车；它不会因为碰到的是革命者，就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