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与宦官的轮流专政是汉代政治的一大特点。外戚一旦掌握政权，则父子、兄弟、故旧皆占据要津，这在汉代以后的历史中是十分罕见的事情。东汉的宦官专权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早的宦官弄权时期，和唐、明并称为宦官的三个“黄金时代”。
“家天下”与母族权势
汉代去古未远，还保存着许多早期社会即母系氏族社会的残余，而这种残余对汉代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西汉的时候，就常常能看到太后、公主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对时政产生很大的影响，如吕太后、窦太后、王太后、长公主刘嫖等。到了东汉的时候，由于许多皇帝都是幼年即位，情况较之西汉更为严重，窦太后、邓太后、阎太后、梁太后等都曾临朝听政。
汉代皇室母族权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外戚可以称宗室
孝景三年吴楚反，上察宗室诸贤，勿如窦婴贤。（《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汉景帝即位的第三年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景帝想在宗室里面找一些能够辅佐他的干才，他审视了一圈，发现宗室子弟里面窦婴最为贤能。窦婴是谁呢？他是汉文帝窦皇后的侄子，按理说他应该是异姓，但在汉初的时候却把这些异姓外戚都看作宗室，不称异姓。
2、长公主的特殊权力
长公主刘嫖有女，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许之。景帝卒立王夫人为皇后，其男为太子。大长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史记·外戚世家》））
汉景帝的姐姐名叫刘嫖，她有个女儿就是著名的陈阿娇。长公主最初想把女儿嫁给栗姬之子刘荣，却被栗姬拒绝了，于是她就改主意将阿娇许给了王夫人之子刘彻，王夫人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汉文帝的孙子和外孙女就此定亲，七岁的刘彻因此得以成为太子，而栗姬则受到长公主的排斥，忧郁而死，其子刘荣被废为临江王。汉武帝即位后，刘嫖称大长公主，她毫不掩饰地说：“如果没有我的努力，汉武帝当不了皇帝”。由此可见，汉初的长公主在宫廷斗争和皇位继承中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在汉武帝的时候，皇后卫子夫也是通过武帝姐姐平阳长公主才得到宠幸的，卫青也是在公主府上才得以发迹。可以说西汉中期卫霍一门的兴盛和平阳长公主有很大的关系，由此亦可见长公主在宫廷和朝堂上的地位非比寻常。
3、皇子称母姓
在汉代，人们在称呼皇子时往往冠以其母的姓氏，如汉武帝长子被称为卫太子（其母为卫子夫），其孙被称为史皇孙（其母为史良娣）。
4、“舅权”之重
春秋时代，同姓为兄弟之国，异姓为甥舅之国。当外甥在本国的继承权受到威胁时，作为舅舅的一方很可能出兵干预，行驶“舅权”。这也是母系氏族社会遗留的特色之一。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逐渐形成父系偏重的社会亲属制度，但在汉代，母系的地位和分量还不像后来那样低落。因此在汉朝的政治上，“舅权”往往也发挥着较大作用。例如皇帝幼年即位，而太后又受限于女性身份，不能过多和外朝接触，因此要倚赖自己兄弟即皇帝的舅舅们来协助行政。这在汉代政治中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汉朝还带有许多的“家天下”色彩。汉代的九卿与后来的六部就有很大的不同，如九卿之一的太仆原意是给皇帝驾马车的，少府原意是皇帝的管家，宗正原意是给皇帝管理亲族的，这些官员在后代根本不能称为“重臣”。汉代的九卿多少还带有皇帝家臣、私臣的味道。
在另一方面，汉代的政治体制毕竟已经经历了相当充分的发展，皇室与政府被逐渐区别开来。丞相与诸卿百官构成的政府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它代表着公共行政。皇帝为了强化自身权势，就要利用身边的侍从，利用由尚书等组成的内朝来制约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汉朝皇帝对外戚和宦官的重用也可以看作是对抗外朝的方式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外戚和宦官能够在汉朝占有如此重要政治地位的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外戚之所以能够在汉朝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是受母系氏族社会遗留的影响，母族的权势还比较强大；另一方面则是皇帝为了自身权力，而利用外戚和宦官来对抗代表公共行政的外朝。
外戚和宦官的轮流专政
东汉皇室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孤儿寡母。
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帘，委势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贤明以专其威。（《后汉书·皇后纪》）
女主和外戚因为皇帝年幼而掌权，其后又因为孩童皇帝方便专权，从而专立幼主，是故“贪孩童以久其政”。东汉皇帝绝大多数是年幼即位，如：和帝10岁、殇帝1岁、安帝13岁、前少帝（北乡侯）年幼、顺帝11岁、冲帝2岁、质帝8岁、桓帝15岁、灵帝12岁、后少帝（弘农王）13岁，献帝9岁。
东汉的孤儿寡母还有一大特点，即寡母往往不是孤儿（小皇帝）的亲妈。按中国民间的观点，非亲生的往往跟妈不是一条心，所以中国人收养孩子的时候，基本不会告诉孩子任何关于他亲爹亲妈的事情，这一点与美国社会什么都和孩子说清楚大不一样。非亲生的孤儿长大以后，难免会向掌权的女主和外戚发起挑战，且基本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后汉书·皇后纪》中所说的外立者四帝，即：安帝、质帝、桓帝、灵帝；临朝者六后，即：章德窦太后、和熹邓太后、安思阎皇后、顺烈梁皇后、桓思窦太后、灵思何太后。和帝即位时，窦太后（非和帝生母）专权；殇帝、安帝即位，邓太后（非殇帝、安帝生母）专权；阎太后所立的少帝不是她的亲子；梁太后所立的冲帝、质帝、桓帝也不是她的亲子。在此情况下，太后引本家协助处理朝政、掌握政权就更为必要了。皇帝年长后，不愿意受外戚挟制，便依靠自己身边的宦官发动政变，扫荡外戚，窦、邓、阎、梁等外戚家族的命运皆如此。因为皇帝的倚重，在此之间宦官的力量便扶摇直上，煊赫一时。
下面以东汉第一个专政的外戚即窦氏和第一个封侯的宦官即郑众为例，讲述这个循环的开端。
东汉王朝自汉光武帝开创以来，吸取西汉因外戚王莽而灭亡的教训，一直秉持着约束宗室、打压外戚的政策，但是到了第三代皇帝即汉章帝在位的时候，外戚的势力便又开始抬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很重要，便是这些外戚往往都是东汉开国功臣的家族。东汉的开国功臣往往与王朝共始终，且又与皇室联姻，对帝国的影响力极大。
汉章帝的皇后即章德窦皇后，出自功臣窦融家族，窦皇后的哥哥窦宪便是那个开启东汉循环的大舅子。
窦宪是一个骄横跋扈的大舅子。仗着皇帝对窦家的宠幸而恃宠欺人，竟至于用低价强买沁水公主的园田。公主畏惮窦宪的势焰，不敢与其相争。但是汉章帝还是能够驾驭外戚的，他了解到此事经过后，非常愤怒，大骂窦宪说：“国家弃宪如孤皱腐鼠耳。”窦宪听到后非常害怕。最后还是皇后毁服（降低服式等级以示自责）谢罪，一再代为求情，章帝才渐息盛怒，命他把园田归还公主。这次虽然没有治他的罪，但此后章帝对他再不授予重权。
章和二年（88年），汉章帝逝世，十岁的和帝刘肇即位，窦太后临朝称制，窦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诏命，兄弟皆在亲要之地。
宪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报复。初，永平时，谒者韩纡尝考劾父勋狱，宪遂令客斩纡子，以首祭勋冢。（《后汉书·窦宪传》）
窦氏一门掌权后，便开始为非作歹，罔顾法纪。窦宪的父亲窦勋曾经因为犯法而受到韩纡的弹劾下狱，窦宪得势后便令人将韩纡的儿子杀死，用他的脑袋来祭祀自己的父亲，为父报仇。
齐殇王子都乡侯畅来吊国忧……得幸太后，被诏召诣上东门。宪惧见幸，分宫省之权，遣客刺杀畅于屯卫之中。……宪惧诛，自求击匈奴以赎死。……大破之，拜大将军。（《后汉书·窦宪传》）
都乡侯刘畅得太后宠幸，窦宪害怕他分割自己的权力，居然派人将其暗杀。后来事发，太后将窦宪囚禁在内宫中。窦宪害怕会因此事被杀，所以上书朝廷请求北击匈奴，戴罪立功以赎免死罪，得到了太后的同意。于是窦宪率军北上攻打匈奴，取得了重大胜利，北匈奴就此崩溃。
窦宪班师回朝，因战功拜大将军，其权势达到了顶峰。窦家的奴仆横行京师，抢夺财货，篡取罪人，掠人妻女，无恶不作。窦家的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在朝堂之上，也是颐指气使，说一不二。尚书仆射郅寿、乐恢都因为违背了窦宪的旨意而被迫自杀。自此朝臣震慑，望风承旨。
正所谓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令其疯狂，窦家也在最巅峰的时候迎来了几近灭门的惨祸。原因就在于他们忽略了帝国真正主人汉和帝的感受，逐渐懂事的和帝不能容忍窦宪家族的骄横，也只有铲除窦氏，皇帝自己才能亲政，真正执掌汉家天下。但皇帝在深宫之中与朝臣隔绝，便只能与身边的宦官谋划铲除窦宪之事。
永元四年（92年），和帝与中常侍郑众定议，收窦宪大将军印绶。窦宪以及兄弟窦笃、窦景等皆遣就国，迫令自杀。窦家的大厦就此崩塌。宦官郑众因为这个功劳升任大长秋，并封鄛乡侯。由此开启了宦官封侯的序幕。
其后邓氏专权，为安帝乳母王圣和宦官李闰、江京等所废，李、江以诛杀邓氏之功封雍乡侯、都乡侯。此时的宦官在政治中已经拥有很高的话语权，甚至开始操纵权势，影响皇帝的废立。阎氏专权，为孙程、王康等十八名宦官密谋诛杀，孙、王等十九人皆封侯，并且汉顺帝在孙程死后封其养子为侯，并成为通例，从此宦官养子都可以袭封侯爵，政治更加腐败。梁氏专权，为唐衡、单超等所诛，唐、单等五人同日封侯，世号“五侯”。“五侯”口含天宪，手握王爵，宦官的权势达到顶峰，其党羽遍布朝廷州郡，贪污纳贿，无恶不作，汉家天下变为皇帝与宦官共有之天下。
皇权的旁落
东汉一朝，外戚专权都不能长久，因为每一个新皇帝都会带来一家新的外戚，权力的更迭倾轧在所难免。宦官的权势则有一个很明显的上升过程，从不起眼到显赫朝堂、势力通天。但不论是外戚还是宦官，他们都是依附于皇帝的附属物，没有皇权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的那样：“宦官、外戚专政，并不是皇权的衰落，而只是‘皇权的旁落’。东晋皇权衰落、‘主弱臣强’、门阀当权，其时就没有宦官、外戚专政的现象。”
汉代外戚拥有巨大的权势，母族一旦专政，则父兄子弟布列朝廷，这是早期帝国的政治特点。外戚具有贵族性质，而宦官则属皇帝家奴。宦官专权，适应了皇帝以家奴制朝臣的政治需要。随着时光的前行，专制官僚政治进一步发展，在历史后期，贵族政治不断淡化，外戚专权的事情鲜见史册，但宦官专权在唐、明两代却依然炽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