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58岁，新加坡华人，今年四月份来中国佛山这个古镇做陶瓷生意。很不幸的，在跟他的中国朋友外出吃饭的路上遭遇了一宗特大交通事故。坐在轿车前座的两个中国朋友当场死亡，PETER坐在后座，就被撞成重伤，最致命的是左边有11条肋骨骨折合并左侧血气胸，虽然PETER当时的伤情十分危重，但他已经算是这场车祸中的超级幸运儿了。
很快，PETER就被送到这所出名的骨伤专科医院的ICU病房抢救。作为首诊医生，我也就这样因缘际会的认识了PETER和他的太太。PETER全身多处受伤，唯独脑袋没事，所以即使在入院时处于休克的最危重的时候，他依然竭力保持头脑的清醒。外籍华人，伤势危重，身份特殊，关系复杂，万一再加上语言不通那整个治疗就会变得更加棘手了。接诊的我觉得颇为头痛。我先用中文问了他的姓名和年龄，“PETER，58岁”非常费力但很清晰的回答。还好，会说华语！创伤的打击和大出血，使得他很快就昏睡过去。当护士帮他抽血的时候，可能是疼痛的刺激，他再次醒了过来，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是：“我的朋友呢？他们没事吧？”这句话很让当时的我心头一热，当了多年的ICU医生，我抢救过无数危重的病人，很清楚在病人最危重的时候，也许因为人的求生本能和受伤时自我保护意识强化，他们往往在这个时候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病痛，很少管别人的死活。我弯下腰，在他耳边轻声说：“他们都没事，全部在外面等你呢”，他欣慰的笑了笑，又进入了昏睡状态。
第二天，PETER的太太及儿子连夜从新加坡赶飞机过来了，那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五十出头的妇人，衣着得体，神态安祥。安排她去床边看PETER的时候，她没有表现出在ICU病房我们司空见惯的呼天喊地，嚎啕大哭。虽然很明显的焦虑和担忧写在她的脸上，看得出她在努力的保持平静，只是紧紧的握住PETER的双手，嘴里念念有词，PETER的儿子则手握十字架，虔诚的祈祷上帝的保佑。PETER一直费力的用手势和眼神向家人保证他会坚强，会很快康复。温情的场面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之动容。
作为主管医师，我详细地跟他太太解释PETER的伤情，告诉她虽然PETER目前的伤情相对稳定，但由于车祸暴力作用的多部位性和作用力的复杂性，很可能在几天后会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我还特地说明，ICU有很严格的探病规定，为了保证病人的治疗效果，我们需要一个安静的相对无菌的环境，家属是不能留在病人床边照顾他们的，每天就只有下午四点钟到五点钟一个小时的探病时间。每一次跟病人家属谈话时要花费比较多精力解释探病时间的规定，很多家属都不能理解这个规定，他们总以为留在亲人的身边是最好的治疗。我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希望她听明白。让我惊讶的是：她对许多医学的专业名词如多发骨折、血气胸、迟发性血肿都比较熟悉。而且她对探病时间规定表示理解和支持。
但是这份理解反而使我内心惴惴不安。想想真是可悲，虽然天地良心可以作证，做了这么多年的ICU医生，我们的职责是为病人的生命保驾护航，每一次的抢救我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的用药我都是按需使用。但也许是大环境媒体舆论的影响太有效，也许是我们之中的害群之马确实伤透了百姓的心，也许是我们国人的医疗法律意识真的“赶美超英”了，在从医的过程中，我们遇到态度不佳，出言不逊的病人及家属实在太多了，还有的别具用心的家属偷偷带着录音笔和我们医生谈话，偶尔遇到一两个对医学知识似懂非懂的病人家属就更加麻烦了，他们查阅大量的医学资料或许只是随时准备刁难你的治疗方案。于是，面对这样有丰富专业知识的家属，我仍不能免俗的提醒自己要言行谨慎，小心为妙。我委婉的打探她的职业以印证自己的猜测，居然是小学教师！整个谈话过程中，她始终带着谦逊的微笑认真聆听，等我讲完了她才开口：“医生，你提出的治疗方案我完全同意，PETER就完全交给你了，这个时候也只有你们能够帮他”。她的坚定和真诚让我霎时涌起了许久没有的感动，深深的感动于她这一份信任，油然而生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使命感。
PETER入院第五天，在常规的腹部超声复查中，我们发现他的腹腔内有大量的积液，结合相关的检查结果，我们最担心的的并发症还是出现了，那就是内脏挫伤引起的迟发性出血。PETER的病情急剧恶化，生命危在旦夕。马上进行大量的输血、补液来进行有效的抗休克治疗，需要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我们动用了ICU大部分的医护力量日夜守在病房，尽最大的力量抢救这个病情危重、身份特殊的病人。
也是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又是他太太对我们绝对的信任和尊重帮助了她作出一个艰难而又至关重要的决定。出国前PETER在新加坡买了一份旅游意外保险，如果PETER在旅游过程中出现任何的意外保险公司要负责医疗，这样的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都有他们的SOS急救中心，假如家属特别要求，SOS急救中心必须随时将病人专机接回新加坡治疗，PETER的女儿任职于这个保险公司，她不信任中国的医疗水平，从PETER受伤第一天她就一直力主回国治疗。当她听到PETER的病情恶化时，更加坚定她接父亲回国治疗的想法，于是让SOS急救中心派出救护车和专科医生从北京连夜赶过来接病人。抢救到了这么关键的时候，这一两天正是决定病势转归的黄金时间，任何的小搬动都可能导致他腹腔内出血增多，随时会因为出血过多死在途中。她临时作出这样的决定让我们觉得非常棘手。PETER的太太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她认真的征求我们的意见，果断的拒绝了女儿和SOS急救中心医生的好意，决定让PETER继续留在中国抢救治疗。
两天紧张有序的抢救治疗终于把PETER从死亡线拉回来了，为了保证呼吸道通畅，我们不得不为他行了气管切开手术。气管套的存在使得他没有办法开口讲话。但PETER神志很清醒，他有一种很强烈的与人沟通的愿望，总是非常着急的想跟医生和护士讲清楚他所有的不舒服。我们为这一类病人专门准备了一块可以写字的小白板，但当我们从PETER手中接过白板，大家一看，傻眼了，居然是长长的一串蝌蚪样的英文。原来他只会讲华语，不会书写汉字。常用的英文我们还看得懂，但理解比较专业的又颇为潦草的英文对我们来说就太强人所难了。大家不得不人手一册简易英汉词典随身带着，以备随时查阅。PETER画画很棒，他画自己受伤的腿画得栩栩如生，看着画我们就能够猜出他哪里不舒服，经过几天的磨合时间，我们和PETER的沟通就非常顺利了。虽然PETER对病痛的感觉很细腻，很喜欢在白板或写或画的表达他的感觉，他相信充分的沟通有利于治疗，但“Thank you！”“I am fine。”依然是出现在白板上最多次数的句子。
“高素质，肯合作”是我们全科医护人员对他的共同评价，ICU有系统的护理方案，很多护理动作如翻身拍背往往会让病人觉得异常痛苦，但为了预防多种并发症不得不这样做。很多病人不能忍受这份痛苦，有些病人干脆就将这份痛苦发泄在护士的身上，轻则破口大骂，重则拳打脚踢。但每一个护士都知道：PETER是不会这样做的。每一次护理他都很配合护士的动作，即使感觉很痛苦的时候，他也只是皱皱眉头，低声的呻吟。每一次帮他完做治疗哪怕只是抽血打针，他都会很费力的用手势向我们表示感谢。所以护士都很乐意护理他，虽然他的体形很胖，每一次帮他翻身拍背都很费力。
他的礼貌还体现在很多微不足道的细节上。他住在我们监护病房的中心病区，中心病区内不时有仪器的报警声，护士交班的谈话声，医生查房的脚步声，这些声音对于大部分住在中心病区生死弥留的昏迷病人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但PETER是清醒的，一次偶然的深夜查房，我发现他一直眯着眼睛，皱着眉头，我问他是不是睡不着，他满脸歉意的指指耳朵，那时我才意识到这些平时我们都已经司空见惯的声音让他失眠了，但他住院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提出抗议，只是默默的忍受，为的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工作。他用动作表示只要给他棉花塞住耳朵就行了，我给了他两团棉花塞住耳朵后他就很知足的努力睡觉了，从那天开始，我们都尽量压低声音讲话，走动时放轻脚步，动作幅度减到最小。他的礼貌和宽容在无形中教会了我们很多。
后来，他的气管套可以拔掉了，终于能够开口说话了。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你们的照顾，我一直想亲口跟你们说谢谢”。他很乐意跟我们聊天，聊他的新加坡生活，聊他的家里人，聊他在中国的朋友，聊起他这么多年在中国做生意的所见所闻。在断断续续的聊天中，我们知道，他的籍贯是广东潮汕，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去了新加坡谋生，在那边结婚生子，他是出生在新加坡长在新加坡的，但传统的父亲时刻提醒孩子们不能忘了自己的根，规定家里要保持家乡的风俗习惯，家人之间只能使用家乡话和华语交流，信任中医，回报祖国。所以他的华语、粤语和潮汕话都讲得特别好。说起他的儿女，和国内很多普通父亲一样，深感无奈。“有时候不明白年轻人想的是什么”，他的太太也曾多次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明白他们指的是儿女们已经在新加坡被社会同化得很厉害，不但不能熟练使用祖宗的语言，连观念也变了，女儿变成“丁克”一族，结婚多年仍不想生小孩，轻视中国的发展，蔑视中医的疗效。对于这些，他觉得很懊恼，却无能为力。“毕竟小孩都长大了，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的病情一天天的好转了，终于到了他出院回国的时候，我们都很舍不得他，他走的那天一大早，护士帮他换上新衣服，把所有要带出院的药准备好，我把他出院后必须吃的中药写成处方，还将他回国肺部功能锻炼方案和饮食宜忌都很详细的写下来，让他带回去。PETER走的时候老是说他的命是我们救回来的，等他完全康复了，他一定要再回来这里看望我们。
相互信任本是人的相处之道，PETER常说最大的信任莫过于“性命相托”，他把命交给我们，当然要信任我们。在一个外国人眼里，我们是这样的善良和可敬。是啊，他不懂得送红包，不会猜测用在抢救他性命的药物里面医生可能拿了多少的回扣，更加不会怀疑日夜护理他的护士会在护理措施中偷工减料。但他确实是在鬼门关口走了一转后，被我们这群所谓的“白狼”抢救过来了。
可惜的是，在目前的中国，医患之间这种生死攸关的关系中，相互信任却在一点点流失。大家无时无刻不在互相提防，普通老百姓总认为所有的医生都在吃回扣，收红包，而医生也在时时防着病人，为了安全起见，为了不必要的医疗纠纷，本来可以不做的检查也要做了，本来应该用上的好药在有回扣之嫌也不用了。其实这样做，最终的受害者还是病人。PETER的身体能够恢复得这么好，跟他和他太太对我们的莫大信任是很大关系的，如果说微笑和礼貌只是大大的满足了我们医护人员渴望被尊重的强烈愿望，那么他和他太太那种发自内心的信任和尊重就无时不在提醒我们自己身上肩负的神圣职责。敦促我们精”于专业、“诚”于品德，继续保持天使之心，磨砺大医精神。在每一天的打针、发药、输液、查体的琐碎工作中诠释医护职业的神圣，在对每一个患者关怀、理解和体贴中升华自己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