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泰戈尔：光风霁月与怒目金刚的和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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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获得诺贝尔奖时，颁奖词曾说：“泰戈尔总是善于启迪人们的心灵，让他们接受他高深的教诲。” 爱尔兰诗人、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夏芝曾说：”我每日读泰戈尔，读他的一行，便把世界上的一切烦恼都忘了。”由于这一类的评论和宣传，大众印象中泰戈尔似乎最善于启迪人心、最能帮人摆脱烦恼，是一个佛陀般智慧超然的老人。但这只是泰戈尔的一方面，泰戈尔的伟大之处更在于他对人民的关心和对国家的热爱，除了充满光风霁月的神秘主义，泰戈尔更多的创作着的是体现他怒目金刚的一面。

一、光风霁月：泛神论、自然与博爱之情

泰戈尔恬适静穆、低回曲折的一面多表现在他1912年至1916年间创作的几部抒情诗集中，也正是这其中的《吉檀迦利》和《园丁集》，帮助他获得了欧洲文学界的首肯，斩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些诗情真意切，直抒胸臆，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泰戈尔的政治思想和哲学观点。

《吉檀迦利》整部诗集都是颂神诗，描写了诗人对神的赞颂，对神到来的渴望，与神失之交臂的失望，以及与神合一的狂欢，寄予了诗人对无限世界的向往和沉思，集中体现了泰戈尔泛神论与人道主义的艺术风格。泰戈尔将宇宙间的天地、人、万物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就是神。而泰戈尔泛神论的前提是人性的觉醒和生命的觉悟，他强调人的独立：“在断念屏欲之中，我不需要拯救。在万千欢愉的约束里我感到了自由的拥抱。”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就是这股生命的泉水，日夜流穿我的血管，也流穿过世界，又应节地跳舞。”诗人努力地在诗中提升着人的地位，人的自信、和人的尊严，拉近人与神的距离，将神融入人的生命、生活等一切有形与无形的活动之中。由于人神的融合，传统的人的生命与生活变得充满幸福与快乐，并感到自身的崇高与卓越。

泰戈尔的景物诗格调宁静、淡雅，语言含蓄、优美，给人以美的享受：秋日澄碧的蓝天，七月沉沉的夜雨；璀璨闪烁的星空户，熹微和煦的晨曦……在这恬然静谧的画面里，有怀抱水瓶到池塘汲水的妇人，有脚饰银镯沙时嘴击响的美丽少女，有在树影下憩息的农夫，有在落日的余晖中驱赶牛群归栏的老人。《飞鸟集》中有不少富于哲理的短诗，寓意深长，发人深思。如：“如果你把所有的错误都关在门外时,真理也要被关在门外了。” “鸟翼上系上了黄金,这鸟便永远不能再在天上翱翔了。”《新月集》中则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儿童诗，由于诗人对儿童心理的出色描绘，常能把读者带回到天真烂漫的孩提时代，勾起人们对童年美好生活的回忆。

二、怒目金刚：爱国与民主主义

泰戈尔的一生是在印度灾难深重的年代中度过的。祖国的沦亡、民族的屈辱、殖民地人民悲惨的生活、这一切在泰戈尔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因此，爱国主义思想犹如冲决堤坝的滚滚怒涛，一开始就在他的作品中强烈地表现出来。如，早期的诗集《故事诗》中，诗人采用历史题材，借古喻今，猛烈地抨击殖民者。在诗中，他借古代民族英雄的口宣泄了自己对殖民者的满腔仇恨：“去推翻暴君，重整江山，去把侵略者的胸膛用利剑刺穿。” （《戈宾德·辛格》）；他宣传复仇思想（《最后一课》）；他歌颂那“穿着礼服，戴着花冠”从婚礼上奔赴战场的古代爱国英雄（《婚礼》）。

反对殖民统治同样是他短篇小说的重要主题。在《履行的诺言》中，作者描写了一个破产农村手工业纺织工人的悲惨命运，用形象的语言控诉了英国殖民者对印度农村经济的破坏：“钢铁的魔鬼突然从海外袭来，用喷出火焰的利箭击败孤立无援的织布机。把饿鬼送进了织工的家庭,同时在工厂烟囱里用蒸气的啸声演奏着它的胜利进行曲。”

反对封建主义是泰戈尔民主主义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泰戈尔作品中反封建的主题涉及面很广：既有对封建种姓制度的批判，也有对宗教虚伪的嘲讽；既有对封建礼教的抗议，也有对封建剥削的揭露。在故事诗《婆罗门》中，他歌颂漠视种姓制度的婆罗门，表达了自己对封建种姓制度的憎恶与愤感。他借古代宗教改革家杜尔西达斯的话，嘲笑和批判了封建礼教的愚昧（《丈夫的重获》）。在《纸牌国》和《弃绝》这些短篇作品里,作者或以寓言形式托物言志或如实地叙写现实生活本来的面貌，揭露印度社会特有的封建种姓制度的欺骗与罪恶。

在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泰戈尔以饱蘸印度人民血泪的笔，深刻地反映了他们苦难深重的命运，他更以激越奔放的战斗诗篇和小说，歌颂了印度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斗争，对祖国的独立、进步和繁荣充满信心，这些，正是泰戈尔的伟大之处，也是他的作品所以受到印度人民和世界人民热爱的根本原因。

三、以和谐为美的文学观

泰戈尔认为，文学之美在于多种因素的和谐统一。

首先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泰戈尔认为文学的内容占据主导地位，形式为表现它而服务。“我写了许多散文诗，在这些散文诗中我想说的东西是其他形式不能表达的。它们使人感受到俭朴的、日常的生活气息。它们可能没有富丽堂皇的外表，但它们并非因此而不美。”同时，泰戈尔承认形式具有着自身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形式的创新甚至能够给内容的表达带来清新的活力。泰戈尔本人始终没有停止过在文学形式方面的创新：泰戈尔对日本徘句善于节制地表达感情十分赞赏，于是也模仿着作了许多风格和形式都相接近的诗作，后来以《迷途之鸟》和《习作》为题出版。至于给他带来盛名的《吉檀迦利》则更是被视为“把音乐注入散文之中——赋予这种平淡的表现手段以韵律”的一次成功的实验。

其次是想象和现实的统一。文学既要反映现实，又不能等同于现实的笔录，文学与想象力有着紧密联系。泰戈尔认为，文学创作就是要把现实的自然世界转化成为我们的心灵世界，做到这一点要借助于“艺术家的才华横溢的想象力”。泰戈尔认为文学不是单纯地模仿自然，文学家必须根据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对现实生活素材进行艺术的改造和加工。“自然创造物与真实的本质存在着差距，文学语言的桥梁，不仅缩短那种差距，而且使自然创造物接近本质。文学赋予那种接近，因此我们称结合为‘文学’。”

还有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泰戈尔总是习惯于通过把文学艺术与科学进行对比来说明二者的区别，认为不同的对象世界，不同的认知领域相对应于人们的不同认识能力，科学的世界靠的是理性，文学艺术的世界靠的是直觉。他同时也承认，文学的领域也并不全然排斥理性认识能力。文学传递的是个人的感受，依靠着感性的修饰、形象、韵律、含蓄和暗示，但有观内容的选择、形式的创新、对现实素材的改造加工，无一不需要理性的参与。

泰戈尔的和谐统一真理观渗透在他的文学思想的方方面面。泰格尔的理论系统表明，文学中可能存在的对立性因素和差异，都呈现出一种和谐统一的结合，而文学艺术的美正存在于这种和谐一致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