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年代》（1）：少年不识愁滋味

长篇记叙散文·连载

（注：标题引自南宋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题图为原创）

        车轮，在铁轨相连处的有节奏的响声，由慢而快再由快而慢地重复着它的打击乐，连接绿皮火车车厢的车钩也参与了交响乐的伴奏。而我，却深深陷在宁静无比的沉思中。我喜欢在这种节奏中冥想，在动态的静止中，梳理着我远远算不上精彩的、也没有什么苦难磨砺的、波澜不惊的、但却也有些味道的过往……

        少年，是快活的，懵懂的，不识愁滋味的。在爷爷、婆婆（重庆叫“奶奶”为“婆婆”）的庇护下，我几乎随心所欲地成长；尽管父亲是严肃的，甚至是严厉的，母亲爱自己的孩子是不知道怎么做更好的。 

        1975年高中毕业后，因为大哥“上·山·下·乡”当了“知·识·青·年”，按政策规定留城一人，我本应该留城做“社·会·青·年”的。

        在此之前，似乎经历了一次从少年到青年的“觉醒”。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随祖父祖母乘着绿皮火车，到了川东江津白沙——一个长江边的古老小镇。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由于跟北方某邻居关系紧张，实行必要的战备，其中某位首长的“疏散令”成为选项之一。于是，年仅12岁的我，跟着爷爷、婆婆，在一位亲戚八舅婆的带领下，来到江津白沙暂居。

        清晨，天还麻麻亮，火车在白沙站停靠，我跟着大人下了火车，心中因为陌生而惶惑，因为新奇而期待。我们乘渡船，上码头，穿老街，曲折走进一处陋巷，上了一幢两层楼房的二楼。楼房有走廊和扶梯，站在扶梯边，可以远远地望见江对岸的火车像一条绿色的龙，车头冒着白烟鸣叫而过。而最初那几天，我十分地想念远在成都的家（注：几年以后的1975年，一个女孩也是这个样子望着远去的绿皮火车，孤单地站立坡头，思念成都的家，心里流着泪，好想好想有亲人的来信啊；回不去的“知·青”生活，前途不可知……——她，后来成为了我的妻子）。其实没多久，少年的心开始释然，因为有了小朋友一起玩耍，心也活泛起来。穿街走巷，踏着青石板啪啪响；跑到码头看江轮远航，听汽笛声声回荡；拿上小锄头，背起小背篓，到乡间地垅挖“地脚”（农民收获后的红薯地有挖残丢弃的红薯）……就是在那会儿，我第一次面对了死亡的惨状：一个小女孩，爬在卡车后面玩耍，卡车启动跌下了车，当场死亡，连白白的脑浆都……

        每个晚上，在行走起来“嘎吱”作响的木楼上，爷爷烫着脚给我讲着世事、道理和知识。我记得爷爷说过：“将来有一天，你会想起我们祖孙俩曾经有过的这一刻。”爷爷是北师大毕业的，曾经参加过伟大的“五·四”运动，后来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其间也一度作为政府职员在重庆航务局、成都电业局工作过，作为航务职员时积极为运送川军到前线抗战作出过贡献。

        为了那个难忘的夜晚，为了跟着爷爷、婆婆来过白沙的那段日子，多少年来，我很想到白沙镇去一次，踏着当年的足迹，做一次深深的缅怀。但等到终于有了机会去时，竟然是在50年以后了。记忆中的往事已然成为零星片断，但我相信，青石板连接起来的那些老街，还承续着过去的风景和情感，越磨越光滑的阶梯，也曾留下了我和亲人步履的磨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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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链接：白沙镇——曾经少年的“穿越”回访】

（插图为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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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再次坐上了绿皮火车，往西，往西。家，是我少年的心自由放飞的地方，我已经做过了一次“客居”异乡的尝试，不管它是苦的还是甜的。

        也就是从江津白沙回到成都的那天，我惊吓地看见家里的窗户没有了明亮的玻璃，窗户被钉上了层板，整个屋子黑黢黢的。而我的哥哥走了，在成都第四中学读完初一就“上·山·下·乡”了。我忽然意识到，我的少年时代，结束了……

 

        然而，少年的我并没有“觉醒”。也许，因为社会的原因，我所在的那个时代注定了给我带来“后遗症”。似乎那段时间晚上常做恶梦，梦见我在小学二年级做为幻灯放映员在放映幻灯片，然后突然间幻灯片就断了，然后就离开了课堂 ，把班主任老师——一位很温良的女老师抓扯到台上，恶狠狠追问她20年前丈夫驾机逃离那边的情形……我的父亲脖子上挂着怪怪的牌牌，像我的班主任老师那样……忽而又像是地震一样剧烈摇晃，我又一次目睹了死人的场面，那些横七竖八地躺在平板卡车上的尸体，头和肚子都是血乎乎的洞洞，阴森而恐怖，是在作为“战利品”巡游。

        更多的时候，我是清醒的。现实于我而言，记得在跟着祖父祖母到江津白沙之前，有两三年时间主要是在“玩耍”中度过的，甚至在“玩耍”中参加过小“红·卫·兵”。到再次走进课堂时，我发现自己已经坐在了我所就读的成都市实验小学五年级的教室里，而按照当时成都市小学五年一贯制，我已经是毕业班的学生了。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66、67、68届小学毕业生一同升入初中。一下子有那么多的小学毕业生要升入初中，初中学校的校舍和师资都承受不了，于是就诞生了“戴帽初中”，而我们成了成都市实验小学的第一届初中生。“戴帽初中”毕业前，我与同学还是十分关心自己的“前途”——“择校”似乎是件很重要的事。于是，我们去了座落在人民西路南侧西华门的西北中学（一所1928年在北平由白 崇 禧等人创立的学校）“考察”。事实上，后来我们全年级被整体抬到了西北中学。 由于严重荒废了学业，在1972年高中升学考试中，我的理化外语三门不及格，当年能够以优异成绩且在名额之内（记得当时每班只有七、八个名额）升入高中的幸运儿屈指可数，更何况我辈。类似现在的“复读”一样，我被“留级”初三，一群“落后”的“低能儿”聚集在一起，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前途一片迷茫。也许，幸运儿也不是令人羡慕的“先行者”的“专利”，一年以后我们这些“降班头”，竟然也坐轿子般再次被“抬”了起来，进了高中！

        这期间，我们这一些人，除了要去“学·工”“学·农”“学·军”外 ，还学习先辈的“勤工俭学”，学校开办“校办工厂”，学生以劳动所得做助学所用。记得还跟绿皮火车打过一次交道，我与同学们徒步去了火车南站，沿着长长的铁轨捡拾废弃的车闸、锈铜烂铁，拿去卖钱。

（插图为原创）

        如前所述，我们家的长子离开了家。一俟我也到了应该“离开”家的年龄，父亲“坚决”地给我买来了一只红色小木箱，那是我将同哥哥一样登上绿皮火车走向未来的“旅行凭证”；而高中时代末尾，我在课堂上拿起算盘学会了珠算，以便在“广 阔 天 地”“大 有 作 为”。

        高中时代的结束，意味着十八岁成人阶段的到来，由少年到青年的我，似乎也有些“觉醒”了；却又似乎有些畏惧，那是对未来“愁滋味”的畏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