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一篇，来自《节日之书》，以下为书中摘录的原文。
重阳
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国人的重阳节。
关于这一节日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吕氏春秋》之中《季秋纪》载：“（九月）命家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在这个月，国家要命令太宰，在农作物全部收成之后，建立登记五谷的帐簿，把天子籍田中收获的谷物藏入专门储藏供祭祀上帝神祗所用谷物的谷仓，必须恭敬严正。在这个月，国家要遍祭五帝，并命主管官吏用牺牲祭祀群神。事毕，向天子禀告祭祀已经齐备。这些有着“祭神”“飨帝”“田猎”“野宴”等的活动，是一种丰年庆祝的仪式，跟古希腊人秋天收获后的庆典相似，有人因此称之为中国的酒神节。
如果追溯重阳节的原型，仍跟国家或部落的上层建筑有关，即上古时代祭祀大火的仪式发生在这一时期。作为古代观察季节重要标志的“大火”星，在季秋九月隐退，《夏小正》称“九月内火”，“大火”星的退隐，使古人失去了一个观察时间的坐标，人们需要以某种仪式来与天道印证。人们敬畏和祭拜火神，并认为火神的休眠意味着漫漫长冬的到来，古人称之为“阳九之厄”。
因此，在“内火”时期，一如其出现时要有迎火仪式那样，人们要举行相应的送行祭仪。在古人眼里，重阳节是跟上巳或寒食对应，一如九月九与三月三对应，都是春秋季节的大节日。如果说三月三是复活，九月九就是死亡。《易经·天之数》中对九的解释说：“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系天故取其奇为灾岁数。”汉刘歆《西京杂记》称：“三月上巳，九月重阳，使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上巳、寒食与重阳的对应，是以“大火”出没为依据的。如果说上巳、寒食是人们度过漫长冬季后出室畅游的春节，那么重阳就是在寒冷将至、阳气将尽时具有仪式意义的秋游，所以民俗有上巳“踏青”，重阳“辞青”之说。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载，“都人结伴呼徒，于西山一带看红叶，或于汤泉坐汤，谓菊花水可以却疾。又有制肴携酌，于各门郊外痛饮终日，谓之辞青。”
我们说，任何一个民俗节日其源头多非民间的创造，而是部族的上层为共同体的生存所设定的记忆绳结。重阳节之绳结有“大火”、有秋收等生存要义，这些内容附加到一个节日上面，就是后人所说的圣人以神道设教。民众生活因此具有仪式感、节日感，方便了教化。
在参与重阳节的积淀创建的漫长历史里，南方的楚国也起了重要作用。故老相传，天地一开始是互通的，但后来由于南方部落“九黎”人不敬天神，帝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绝地天通”就是断绝了地民和天神往来的通道。主管天的“重”也曾担任过“火正”，并被人们尊为火神，后被称为“祝融”。而祝融恰恰就是楚人公认的先祖。
约公元前489年左右，“（楚）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楚国国王问当时的大佬观射父，观射父就此讲解并论证了民众登天、祭天的最佳时间。“日月会于龙狵（dòu）”，即九月初。
楚人好巫。南方人有浪漫情思，对祝融的想象也极浪漫。相传祝融精于音乐，他演奏的乐曲，能使黎民百姓精神振奋、情绪高昂。祝融死后葬在南岳衡山之阳，南岳最高峰就称为祝融峰，山上有祝融殿。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楚人对登天、登高望远的活动是很热衷的。后来的屈原说自己上天入地就是一个明证，在《远游》一诗中，屈原说自己，“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朝发轫于太仪兮，夕始临乎于微闾”。“重阳”二字首次见诸于中国文字即在这一诗句。
屈原的《离骚》长诗还提到了后世重阳节的两种重要习俗。一是茱萸用于配饰。“椒专佞以慢慆（tāo）兮，榝（shā）又欲充夫佩帏（wéi）”，“榝”就是指茱萸，因其气味强烈而用来装饰。二是以菊入馔（zhuàn）。“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可谓中国最早“以菊入馔”的说法。屈原的诗可算后来重阳节饮菊花酒、吃菊花饼、佩带茱萸习俗的最早文字记载。
登高拜天、庆祝丰收、袪病除灾、祭祀大火，这些神圣性、上层性、局部性的仪式最终要走向世俗、民间、全国。最早记录了重阳节的《西京杂记》证实，这一节日就是自上而下流行开来的。该书记载说，汉高祖宠妃戚夫人有位侍女贾佩兰，出宫后曾说起在宫中时，日常无事，四时乐事甚多，每逢九月九日，刘邦和宠妾戚夫人在长安宫边饮菊花酒边下棋，这一天要“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相传自古，莫知其由”。“蓬饵”，指的就是“重阳糕”，取“糕”与“高”谐音，有时候人们还会在糕上放置小鹿数枚，号为“食禄糕”。
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晋代的陶渊明在《九日闲居》诗序文中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这里同时提到菊花和酒。魏晋时期有了赏菊、饮酒的习俗。
梁朝吴均的《续齐谐记》则记载了重阳节的传说，东汉汝南的桓景，跟随道家高人费长房游学。有一天，费长房告诉他：“九月九日，你家有灾。让你的家人赶紧做些茱萸绛囊，绑在手臂上，登高饮菊花酒，可除此祸。”桓景就带着全家人避祸山中，后来回家，发现家中的鸡犬牛羊都死了，从此重阳登高避灾流传至今。
从唐代开始，重阳节被定为正式节日，成为法定的“三令节”之一，“宜任文武百僚择地追赏为乐”，朝廷、民间一起庆祝重阳节。到宋代，重阳节更为热闹，《东京梦华录》中曾记载了当时北宋重阳的盛况：“九月重阳。都下赏菊有数种。其黄白色蕊若莲房曰万龄菊。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金铃菊。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无处无之。”《武林旧事》也记载有南宋宫廷“于八日作重九排当”，以待翌日隆重游乐一番。明代，皇宫中宦官宫妃从初一时就开始吃花糕。九日重阳，皇帝还要亲自到万岁山登高览胜。到了当代，中国很多地方都曾把九月初九日定为老人节，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1989年，中国政府正式将每年的这一天定为“老人节”“敬老节”。
因此回顾重阳节的传统意义，很多习俗看似简单，无论是赏菊花，还是登高，看似自然而然，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和人性意义。如菊花和菊花酒，不仅是时令的产物，而且确实宜人。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指出，菊花具有“治头风、明耳目、去瘘瘅、治百病”的功效。菊花酒能疏风除热、养肝明目、消炎解毒，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古人称为长寿酒，是重阳必饮、祛灾祈福的“吉祥酒”。九酒不分，酒水就是阳水，古人认为用重阳节的水酿造的酒最好，因此把以重阳日造的酒称为“重阳酒”。
至于登高，不仅是秋天观光、健身的要求，更是与天地沟通的必然内容。古人爱好登高，是因为他们认为天人相通，天人相印。龚自珍的《定庵续集·卷二·壬癸之际胎观第一》中说：“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在古人看来，登高山即是与天沟通的天梯，《山海经》记载的就有昆仑山、肇山、登葆山、灵山等。即使今天，那些秋天登香山的游人不仅是看红叶养眼，不仅是健步健身，他们在山上感受到的远比宅在都市里的时光更丰富、更有神奇的意义。
当然，还有九字本身。“九”在《易经》中是阳数，九月初九正好是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所以又称“重阳”或者“重九”。九九之说，在中国文化极有意义，九九归一，有归根到底之意。九九八十一，象征终极。物极必反，九是阳盛到极点，再往下便要回到一，九九重阳相逢在这样的意义上既是大吉又是大不吉，所以重阳节的风俗都是出于一个目的：避恶禳灾，如登高、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
跟其他民族一样，中国人相信数字的能量、神性和道理。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作为阳极之数的“九”，古人认为它有代表性，有深邃的意义。《国语·鲁语》上说：“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周语》下说：“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奥，合通四海。”《禹贡·锥指》卷三说：“九河既道。”《水经注·漻水》说：“神农既诞，九井自穿，汲一井则众水动。”《楚辞》中“九”的使用频率非常之高，如“九天”“九重”“九则”“九阳”等，很多诗篇本身就是以“九”命名，如《九思》《九章》《九歌》《九叹》《九怀》《九辩》等。
中国人崇九的习俗始于《易经》，反映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九为天地之至数的文化心理。北京的天坛是崇天的典型建筑。天坛圜丘呈圆形，共三层，每层均为九圈，每圈用的石料数都是九和九的倍数，形成一个以九为基数的数字序列。由此可知，“九”这个最大的神秘数字，在漫长的历史里被运用到社会生活领域，被赋予了世俗生活中的吉祥之义。只有到了当代，知识分子被叫做“臭老九”，“九”这个最大的天数和吉祥数，才被赋予了反动的意思。
考察后来的中国人过重阳节，可以说把一个源起神秘神圣的节日，过得极为世俗灿烂。如佩插茱萸，古时有“无菊无酒不重阳，不插茱萸不成节”的说法。茱萸色彩艳丽，香味浓烈，防寒驱毒。早在先秦时期的楚国，人们就已经了解茱萸的药用、提神和装饰价值；插茱萸、佩茱萸囊、食茱萸作为重阳节的重要风俗到西汉时即已出现。由于茱萸在重阳节中具有重要地位，重阳节遂也称为茱萸节、登高会称为茱萸会等。唐代大医药家孙思邈在《千金月令》里记载当年饮茱萸酒风俗：“重阳日，必以肴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即醉而归。”宋元以后，人们更为祈求长生与延寿，因此“延寿客”（菊花酒）在重阳节习俗中的地位逐渐超过“辟邪翁”（茱萸），佩插茱萸的习俗遂逐渐稀见，至民国时则基本衰退。
重阳节的象征符号之一菊花更是少有的中国文化之花，与梅、兰、竹等并称为“四君子”。菊花经历风霜，有顽强的生命力，高风亮节，是“花中隐士”。九月又称菊月，菊花象征长寿长久。重阳又称菊花节，而菊花又称九花。赏菊也就成了重阳节习俗的组成部分。明代《陶庵梦忆》中说：“兖州缙绅家风气袭王府，赏菊之日，其桌、其炕、其灯、其炉、其盘、其盒、其盆盎、其肴器、其杯盘大觥、其壶、其帏、其褥、其酒、其面食、其衣服花样，无不菊者。夜烧烛照之，蒸蒸烘染，较日色更浮出数层。席散，撤苇帘以受繁露。”《清嘉录》中记苏州赏菊活动：“畦（qí）菊乍放，虎阜花侬已千盎（古代腹大口小的器皿）百盂（yú），担入城市。居人买为瓶洗供赏者，或五器、七器为一台，梗中置熟铁线，偃仰能如人意。或于广庭大厦堆叠千百盆为玩者，绉纸为山，号为菊花山。而茶肆尤盛。”
古典名著如《金瓶梅》《浮生六记》中都有赏菊的记载，《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就描写：“重阳节近，宋江便叫宋清安排大筵席，会众兄弟同赏菊花，唤作菊花之会。”《红楼梦》第三十八回登高设螃蟹宴、赏桂花、咏菊花的一段，更是经典之一的场面，林黛玉在其中吟出了“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的名句。
有关重阳节的故事太多了。“孟嘉落帽”和“滕王阁重阳盛会”算是较为著名。孟嘉任桓温参军时，有一年的九月初九重阳节，桓温带大家游览龙山，登高赏菊，并在山上设宴欢饮。“有风到至，吹嘉帽堕落，嘉不知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叹。”后人感叹：“登楼王粲望，落帽孟嘉情。”“孟嘉落帽，前世以为胜绝。”而滕王阁盛会更是文坛一段佳话。公元675年九月九日洪州滕王阁重修落成，洪州阎都督在此大宴宾客，年轻的王勃赶上了这场盛会并忝列末席。席间阎都督提议大家为滕王阁题辞，以助酒兴。当地人其用意是想由其婿撰写阁序，因此纷纷推托。不知内情的王勃欣然受命，阎都督非常不高兴并怒起更衣，同时嘱人及时禀报。当有人报知王勃写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阎都督说：“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王勃因《滕王阁序》和《滕王阁诗》成就了自己的功名。
由此可知，祛除神圣后的世俗节日是热闹的，是欢快的，是人情的，就像唐人的诗句，王维有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杜牧在《九日齐山登高》诗：“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古代如此，现代更如此。张艺谋的《红高粱》中有最热烈的唱词，道尽了重阳节的自由狂欢：“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好酒，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嘴不臭，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刹口，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一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跟我走，好酒好酒好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