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蛋永远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中国古代最高明智慧：两京制

两京制，是指一个国家设置两个以上的首都的制度。对于现代意义上的人来说，一个国家一般只有一个首都，比如我们现在的国家首都是北京，美国的首都是华盛顿等等，这些在国家的法律中明文确定的。当然，也有很多刺头偏偏有多个首都，最出名的当然是南非了。南非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三个首都的国家：司法首都为布隆方丹，行政首都为比勒陀利亚，立法首都为开普敦。南非为什么会有三个首都呢？因为南非的三个首都分别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最高法院所在地、国会所在地，三权分立，放在三个城市更容易相互制衡啊！

但是在中国古代，两京制却是长期存在的，或者说成熟的王朝都喜欢搞这一套。

在我国古代唐朝，西有西京长安，东有东京洛阳，唐代的长安和洛阳都有皇宫，唐代的皇帝经常是春暖花开了到洛阳皇宫办公，秋高气爽了到长安皇宫办公，形成事实上的“两京制”。

明朝在朱棣当皇帝之前，首都在朱元璋的老根据地南京；当朱棣通过“靖难之役”登上九五之尊，迁都北京之后，明朝也有了两个首都，一个是北京，一个是南京。此时的北京称之为京师，南京称之为京都。京都虽然不是帝国的心脏，但是在南京，同样有一套和北京一模一样的行政机构。在京都就职的官吏，往往是在北京被贬的官吏，来这儿领个闲职，养老送终的。

清朝自入关以来，也玩起了两京制。定都北京之后，陪都设在了盛京。盛京在哪儿？盛京是清朝入关之前的旧都，就在今天的沈阳市。

为什么说实行“两京制”是中国古代王朝最智慧的结晶？两京制的存在，当然不是人满为患、环境恶化这类现在社会才有的环境问题，最重要的当然是国家安全问题。因为自古以来，首都是国家的象征，首都在国家在，如果一旦首都被敌人攻破，这个国家基本上被宣告灭亡了。而且一旦首都被攻破，逃窜的皇帝和文武百官必须要迅速安顿下来组织力量反扑，如果仓促选择一个陌生的城市作为“陪都”，肯定不如早几年、甚至几十年经营再一个首都省事、安全、有效。在这种情况下，有陪都的存在，就有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案。这就是所谓的“狡兔三窟”、“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就是这个道理。

比如明朝的京都南京，绝对是为了国家战略安全方面的考虑。试想：万一长城被北方少数民族突破，京师不保，明朝还可以回到南京东山再起，或者偏安一隅，走南宋的路线。比如当年有名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如果不是主战派于谦拼死力谏，明代宗和满朝文武肯定会从北京城退出到南京偏安一隅，当然代价就是让出北方领土。不过，最终明朝上下一心，拼死一战，也先的瓦剌军没有占得便宜，灰溜溜退走了。事实情况，退至南京，何尝不是一套方案呢？总比惶惶如丧家之犬，走一步算一步强吧？到了后来李自成大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选择自吊煤山而不是逃往南京寻图东山再起，实在让人扼腕而叹。试想一下，崇祯如果能够顺利到达南京，以他的号召力，福王朱由崧绝连提鞋也不配，在崇祯的带领下，明朝重振旗鼓，全国形势未可知也。退一步说，当年南宋可以偏安一隅，崇祯皇帝不可以？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假设不来的。明朝皇帝苦心经营的两京，崇祯皇帝却没有好好利用，可惜，可惜。

而清朝呢，两京制也是在为自己谋一条后路。大家都知道，清朝皇帝入主中原纯属偶然，如果不是李自成和崇祯皇帝鹬蚌相争，两败俱伤，怎能让清朝渔翁得利呢？所以清朝想万一中原不保，可以逃回东北老家，回到盛京，继续在白山黑水直接再图东山再起。然而这一步好棋也没有下成。终究原因，除了后来国际形势变化太快，东北已经被日本、俄国虎视眈眈、朝不保夕之外，袁世凯给清朝皇帝的逊位待遇相当不赖。隆裕皇太后一介女流之辈，被袁世凯一吓二唬，乖乖地选择了妥协而不是抵抗。所以，清朝两京制也没有发挥作用。然而，假如革命军一意孤行，非要坚持“驱除鞑虏”，那陪都盛京最起码能让残存的清朝喘一口气。不过，这也仅仅是假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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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作为地球村每一位成员国，都有自己的首都作为国家的象征，然而却有一个国家，翻遍国家的任何一部法典，却没有标明自己国家首都是哪座城市，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