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视角》作者是詹姆斯-斯科特，他是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人类学的书往往比较有意思，这个学科主要是研究人类文化的，那么它就不可避免的要综合运用哲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历史学等等多种学科的知识，信息量特别大，而且人类学的研究都比较重视田野调查，所以这些书不光有理论，还有大量的实际案例，读起来一点都不枯燥。比如这本《国家的视角》，有500多页，是部大书，但内容比较有趣，并不难读。
此书主要想讨论的问题用副标题解释的很清楚：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书中主要章节是分析近现代发生的一些案例，比如普鲁士的“科学林”，前苏联的集体化，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运动等。这些人类活动的出发点都是想促进发展或增进福利，但最后都失败了，甚至成为人道主义的灾难。斯科特认为，要理解其背后的逻辑，就要研究“国家”到底是怎么看问题、做事情的。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斯科特回到了国家刚出现的时候。回到现场，你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才能随着国家的视角去看问题。这部分内容是此书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国家的视角是简单化、一致化
国家是如何产生的，这是政治学的终极问题，没有定论，斯科特并没有在书里做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只是观察和解释实际发生的现象。他发现古代的国王们总是对四处流动的人群充满敌意，比如欧洲的吉普赛人，中国古代的商人，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到处跑我不好管理啊。可我们再想，国家为什么非得管理人民呢，又费钱又费力的，被管的人还不见得乐意。中国的先民就有歌唱自由生活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资源，国家要汇聚更多的资源，去做更大的事，比如盖宫殿、修水利、养军队，等等。这些事情是不是需要做应该做，是另一个重要的政治理论问题，自由放任的主张就认为这都是瞎操心，你看人家先民唱着《击壤歌》多开心！但还有一个可能，这位先民能够开心的唱歌劳作，恰恰是因为国家权力给了他安全保障。这个就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了。
所谓汇聚资源，说白了就是收税，从古代国家的视角看，它最希望人们都固定在土地上，这样才好收税。商人确实挣了很多钱，可是以古代的管理技术和管理能力，无法监控到商人的收入，你挣再多的钱我也收不上税来，而且还给其他老老实实种地的农民树立了坏榜样，所以农业帝国对商人一向没有好感。农民是古代最受欢迎的统治对象，麦子和水稻简直天然就是为国王收税而发明的，从播种到收获，麦子水稻一直在田里面支棱着，今年你种了多少、收成如何，一目了然，大致一匡算，今年这一户的征收额度就出来了。你也不能提前收割，那么大的田地你也藏不住，所以农业税对古代国家很重要，这符合它的技术和能力。
上面这个道理我们也能想到，但你能想到姓的普及也跟国家收税有关吗？书里介绍，欧洲人直到15世纪，除了个别贵族，都是只有名没有姓，而西方人取名都是从圣经里取的，90%的男人，都叫威廉、约翰、托马斯、理查德、罗伯特、亨利，主要都用这六个名字。一个村子二十几个威廉，三十几个约翰，这得多乱啊，为了在日常生活中区别他们，就给每个人起外号，比如这个威廉是个铁匠，就叫他威廉-史密斯（Smith），那个威廉是烤面包的，就叫他威廉-贝克（Baker），这就是西方姓的雏形。这是自发产生的，还解决不了国家管理的问题，比如约翰父子俩，爸爸个子矮，叫约翰-肖特（short），儿子个子高，叫约翰-托尔（tall），这对村民们来说就够用了，可对国家的税务官来说还不行，国家希望每个人都有个父子传承的姓，这样才能确定财产继承关系。所以西方人普遍有姓，是中世纪后期王权加强，分散的小邦国逐渐变成大国的过程中出现的。
而中国是什么时候呢？是公元前350年商鞅变法的时候开始的，各国纷纷效仿，到了前221年秦统一天下，秦帝国治下的人民基本上都有姓了，这比欧洲早了1800多年，所以从这个细节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说中国是个早熟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国的中央集权传统实在是太早了，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
类似的还有文字、钱币、度量衡，等等，中国都是早在秦朝就实现了全国性的统一，放在世界视野看，这是个十分令人震惊的事。法国直到18世纪之前都没有统一的度量衡，身体数据是一个常用的单位，比如卖绳子，就是卖家把绳子在虎口和胳膊肘之间缠绕，绕一圈一毛钱，可人的胳膊有长有短啊，那也没办法了。再比如爱尔兰人衡量草场面积是用几头牛为标准，我们看来同样大小的草场，实际可能是两头牛大或三头牛大，其逻辑是看这片草场能喂养几头牛，好像也挺有道理。
卖绳的例子体现了度量衡不统一的弊端，而爱尔兰人的例子则可以有多种理解。这种度量标准是更个性化的、更贴合实际的，对小规模社群来说，这种个性化的度量衡可能比英亩更符合居民的需要。可一旦小社群变成了大国家，这种个性化的度量衡就无法存在了。
所以国家的视角就是简单化、一致化，这样才能做到高效的管理，才能顺利的把税收上来。
当简单化、一致化遇到极端现代主义
国家的视角是简单化、一致化，这在古代问题不大，中央集权的大国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是小国寡民问题更大，首先生存就很难保证。但是到了近现代国家，问题开始变得严重了，因为国家的能力变大了。
作者提出一个概念叫极端现代主义，这来自西方19世纪的科学技术大爆发，人类对宇宙和自身的理解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飞速发展，一种乐观的情绪弥漫在西方，人们觉得只要依靠科学技术，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种思维也渗透到了对社会的管理，甚至对自然的管理上。
作者举了18世纪普鲁士的“科学林”例子。森林是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有乔木、灌木、地衣、苔藓，是植物动物的家园，周边居民也可以从森林里拾柴火、采蘑菇、采果子。但国王的视角是很简单的：我这片森林，每年能给我带来多少收入？在近现代的官僚体制、统计技术、生物知识等方面进步的作用下，国王这个简单的视角就会被高效的落实为行动。林业官员立即把复杂、现实的森林处理成简单、抽象的森林。简单说，就是逐步把现有的森林清空，全部栽种材质好价格高的挪威云杉，种的时候都是整整齐齐的，间距都有规定，依据是砍伐机械的作业半径。
这种“科学林”盛行一时，欧洲各国，还有英国和美国都纷纷来普鲁士考察学习，美国还成立了专门学习、移植“科学林”制度的机构。但这种所谓的科学林给生态带来了灾难，从经济视角看也是个灾难，一代林经济效益是很好的，第二代产量就大幅下滑，到了第三代几乎就无法成材了。但森林更新三代需要近百年时间，所以科学林的危害也持续了近百年。
还有个例子是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运动，坦桑尼亚政府承诺为农民提供干净的水、免费小学教育，和荒年的救济，强制超过70%的人口，在三年内迁入政府指定的新农村。为了防止村民偷偷跑回以前的村子，每搬迁一个村子，政府官员就把以前的村子烧掉。目的很正当，政府也确实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规划，实际上这个运动得到了不少国家的赞誉，世界银行还给贷了款。可是仅仅三年之后，坦桑尼亚的农业就陷入崩溃，不得不花12亿先令进口粮食。
为什么国家发起的社会工程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作者总结了四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简单化、一致化的国家视角，这是国家的本质特征，国家有自身的目的，它需要重塑社会，这是无法避免的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作者提出的极端现代化思维模式，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而固执的自信，“他们特别相信，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的秩序。毫无疑问，这种意识形态产生于西方，是前所未有的科学和工业进步的副产品。”第三个因素是独裁，独裁国家能使用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处于战争、革命、危机或民族解放中的社会往往为第三个因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第四个因素与第三个因素紧密相关：软弱的公民社会。
总之，国家的简单化视角总是让它有大规模开展社会工程的冲动，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则提供了技术论证，独裁的国家有实现这种规划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无法阻止这种规划的实施。
对我们的启示
《国家的视角》读起来很有意思，一个因素是它阐述的道理确实在历史上不断得到印证，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也能得到印证。
本书的译者叫王晓毅，是从事农村发展研究的学者，他关于此书有个演讲，其中介绍了自己看到的例子。比如内蒙锡林郭勒曾有一个规划，让牧民离开牧场，依托蒙牛伊利等大企业，贷款买奶牛，一头奶牛一天产80斤奶，牧民不用那么辛苦也能致富，而草场只用来打草，也得到了养护。规划挺好，但这个项目后来失败了，因为大批量买奶牛抬高了牛价，还混入了不良品种，奶牛产奶量远远达不到80斤，最好的也就50斤。牧民收入没提高，贷款还不上，而政府其实投入了大量成本，各方都受了损失。这还是认真规划的项目，要是拍脑袋决定问题更大，比如贵州某地农业部门推广小尾寒羊，因为出肉率比本地羊高很多，但本地羊虽然出肉率不高，却会爬山，当地牧羊都是在山上的，结果不长时间小尾寒羊就摔死了很多。
所以面对自然和社会，我们所谓的规划一定要保有一份谦虚，要尊重现实和习惯，有时候它们是决定一个项目成败的关键。王晓毅说现在有些公益组织的发展项目已经出现新模式，就是不带着现成规划来帮助一个地方，而是深入这个地方，去研究当地的特点、历史、习惯，再在此基础上为其量身定制发展方案。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我觉得都有必要借鉴这个思路，在跃跃欲试的准备大干一场之前，应该做好细致调查，充分准备。
我还想到一个有趣的观点。简单化、一致化被作者归纳为国家的特定视角，也被他视为无法改变的。但是随着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的兴起，未来国家是不是有能力转换视角？未来的国家会不会能以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更加高端的数字技术是否能解决简单的数目字管理带来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