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建设的器与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地域文化建设的器是什么？当然不能拘于一端，却也必须认真思考，至少，我们从事某项活动，或者从事某基建设，准备工作总要做得好。比如，浙江台州要举行方国珍学术研讨会，按常理，人们会想，地方上举行这样的学术会议，无非是学术搭台，文化唱戏，甚至是吹捧文化或翻案文化唱戏，无足观哉。可是，人家在开会之前先编辑出版一本全面、客观、公正、严谨的《方国珍史料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从而奠定了会议的学术基调。果然，与会作者皆反映受这本史料集之惠不浅，因此提交的论文水准之高，论述方面之广令人喜出望外，自然也为后面的文化建设夯实了基础，可以说是怎么做怎么靠谱，必然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委实是值得推荐的经验做法。

地域文化之“器”的磨砺，在许多方面可以下功夫，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并能有效促进文化建设之“事”。比如说，要对一些广东的历史文化名人作实证考察，涉及到编年行实方面，有些地点、人物及事迹，外埠及院校的学者，无论如何难以弄清究竟，这时，地方上的历史文化工作者，倒可以扎扎实实做好这些小而关键的文章。广东方面笔者暂举不出好的例子，可以明代开国军师刘伯温为例。刘伯温的行实中，有两桩值得深究，一是至元正六年北上干谒，一是受朱元璋礼聘前往南京，这两次行程均留下不少纪行诗篇，但学者由于对诗中涉及的一些小地名吃不准，产生误读，导致一连串的错误。近些年，浙江温州、丽水的地方文史工作者开始加以厘清，从而有力推进了相关研究，也藉此推进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建设。值得一提的是，清远地方学者黄山长先生，对于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在连州的活动事迹，详加考证，颇有益于学界，可惜不是发表于学术期刊，未能获得应有关注，其于地域文化建设，已是功不可没。

我们说学术研究要有预流意识，即把握未来的学术潮流；地域文化建设亦当以预流为利器。如当下的文化世家或文化家族研究方兴未艾，对于近现代文化世家，新会梁氏数一数二，世所公认，但研究尚未有大的展开。当然其中或有难度，但至少我们可以对梁氏家族在新会的渊源详加整理，为进一步的更高层次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还有许多在岭南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文化人物，其实详加研究，也能引起超越地域的重视。再如元末明初的何真，学术界都开始重视了，已有多篇有份量的学术论文发表，可文化上尚未见嗣响。而这方面的工作，常常是外人难以有为的。再如对一些重要的历史敏感人物，一方面要坚持不以人废文的原则，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其中的意识形态遮蔽，因此拿出胆识，做好相关历史文献和乡关事迹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可谓一种文化建设上的预流，不仅避免了将来的临时抱佛脚，也实在能收到事办功倍的效果。这方面，段云章教授主持陈炯明研究，先后撰著及整理出版了《陈炯明》、《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2012年版）、《陈炯明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算是一个好的例子；要是地方上在文化建设上敢配合上来，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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